在《三国志》中，孔明出山后，即成为刘备亲信。后奉刘备之命出使孙权结盟抗曹，此时职务应为幕僚或谋士。赤壁战后，“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建安十三年，刘备入川，“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等，都是一般的军职，并不掌握运筹帷握、指挥战事的大权。这也许确实因为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以上均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因材授用。而这一评价在《三国演义》中却被完全颠覆了。

诸葛亮为军师，始见于《三国志平话》卷上:“玄德遂称诸葛亮为军师。诸葛出茅庐，年方二十九岁。”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刘备特设军师一职始于徐庶时。卷7《玄德新野遇徐庶》:“玄德拜单福(徐庶)为军师。调练本部人马。”对于徐庶被骗走后，孔明出山，即接任军师一职，书中两次从敌方情报强调此事非同小可:卷8《孔明遗计救刘琦》一节中，夏侯惇对曹操说。“近闻刘备在新野，拜诸葛亮为军师，每日教练士卒。”又，同卷《诸葛亮博望烧屯》一节中，荀或谏兼诸葛亮为军师……”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前引《三国志》中孔明与徐庶共同追随刘备充当幕僚的史实被改造成为先后充当军师，指挥军事，表明军师一职甚为倚重，仅一人可当。其二，刘备以前也有谋士，但未设军师。设“军师”一职是在与司马徽夜谈，深膺司马徽关于“经纶济世之士”对事业成功的意义之论，人才观念有了重大进步之后，在重才用才方面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从此，刘备事业局面就开始改观，以至焕然一新。其三，孔明任军师一事，紧承三顾茅庐之后，二者因果相关，而且书中特别叙明:“新野刘备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这说明“军师”不仅仅是一种职务安排，而且包含着刘备以孔明为师的尊祟态度。此时孔明年方二十七岁，刘备已年近五旬，刘备待以师礼，故关张最初心中不悦，至博望一战后才拜服。蜀汉集团的人包括刘备均以军师敬称孔明，表明他们对孔明特殊地位的承认和尊重。

孔明的军师头衔，玄德称王后继续保留。卷十五《玄德进位汉中王》一节叙:建安二十四年秋，刘备为汉中王，封“诸葛亮为军师，总督军马一应事务”。

庞统也当过军师，那是在投奔刘备，刘备拜统为副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赞方略”

并佐刘备取西川之时，显示出伏龙凤雏同具非凡才智。但庞统不久被张任射死。徐庶和庞统都只是昙花一现，成为孔明的陪衬。蜀汉的军师实际上只有孔明一人。

二

在三国历史上，也有人确实曾任军师之职，但在小说中却并没有得到相应表现。如蜀汉集团的刘琰，曾任行中军师，卫尉中军师，魏延曾任前军师(《蜀书·刘彭廖李魏杨传》);东吴的朱然，曾任右军师(《吴书·朱然传》);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曹魏集团的荀攸。

荀攸，字公达，颍川颍阳人，荀彧侄。《三国志·荀攸传》载:“太祖素闻攸名，与语大悦，谓荀彧、钟繇曰:‘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谋事，天下尚何忧哉!’以为军师。”又载:“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军师荀攸，自初结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于是封陵树亭候，……转为中军师。”这说明，军师并非“品秩较低的属官”，而是统帅的主要谋士。无论在统帅的心中地位还是实际地位，都在一般谋士之上。最重要的一点，是受到师礼的尊重，这也有史志记载为证。本传载:“文帝在东宫，太祖谓曰：荀公达，人之师表也。汝当尽礼敬之。”这与《三国演义》中刘备以孔明为军师并以师礼待之的描述是一致的。然而，在历史上有如此地位的荀攸却偏偏在小说中被处理成一般的谋士。

卷2《曹操兴兵报父仇》一节述，荀攸随叔荀彧投奔曹操，曹操以为“行军教授”，史传中“以为军师”的记载被改变。至卷3述曹操迁都许昌，自封为大将军并封群臣，其中虽有“荀攸为军师”一语以应史传，但在具体情节描述中，其实际参谋作用，远在荀彧、郭嘉、程昱诸人之下，与前引史传曹操所说，“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的情况大异，书中也从无一人，如史传中曹操那样，称荀攸为军师，或以师礼敬之。

这就说明，荀攸“军师”地位的淡化和消失，不仅与小说作者对其才智水平的评价和处理有关，也与作者对曹操人才观念与态度的评价和处理有关，与小说“尊刘贬曹”的整体构思和处理有关。只有刘备三顾茅庐请出来的具有“经纶济世之才”的卧龙先生才堪当“军师”之称。《演义》的作者有意只把“军师”的名号和地位给予诸葛亮一人。军师即孔明，孔明即军师，因为孔明正是作者寄托士文化理想的中心人物。如此看来，“军师”一职的意义就不可等闲视之了。

三

在历史上，“军师”是一种怎样的官职?它是何时出现，怎样演变的?

唐杜佑《通典》卷29“武官”七“监军”条曰:“初，(东汉)隗嚣军中尝置军师，至

魏武帝，又置军师四人。晋避景帝讳，改为军司。又诸军皆置之，以为常员，所以节量诸宜，亦监军之职也。……宋齐以来，此官颇废。……后代多不置。”(辞源》(1983年版)、《辞海》(1979年版)皆据此释“军师”为东汉、三国、晋设置的掌监察军务之职官。《三国演义辞典》“军师”条则释曰:“军师，官名。三国时三公及常设将军所置属官，其职为参谋军事，类似幕僚。第五品。”同书“诸葛亮为军师”条又指“军师是品秩较低的属官。”

以上诸说，阐明了“军师”作为封建官僚军事机构中的职官的性质、职能和地位。反映了后代“军师”职能的变化，却并没有揭示设置“军师”一职的原初意义。(甚至也与《三国志·荀攸传》所载相异。)事实上，在封建国家形成过程中，特别是激烈的战争时期，在君权需要士道和才智强力支撑之际，军师的地位要祟高得多。

据现有记载，“军师”一职的出现，起码应上溯至战国时代。《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曰:

于是(田)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其后魏伐赵，赵急，求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膑，膑辞谢曰:‘刑余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

这似乎是关于“军师”一职的最早记载。它不但说明了“军师”作为统帅助手，“坐为计谋”的行事特点，还特别表明了国君平时对其“遂以为师”的特殊尊重态度。换言之，平时为“君师”，作战时则为“军师”。这就是军师的地位和这一职务的来历。

事实上，再向前追溯，商周之际的姜尚应当是最早的军师。《史记·齐太公世家》记曰:

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以为师。

又:“或曰:……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按:“文武师”似包含两义:一是先后为周文王和武王二君之师，二是文(政治)武(军事)皆以为师)。下文述姜尚辅武王伐封，即称“师尚父”。元末刘基《题太公钓渭图》诗云:“偶应飞熊兆，尊为帝者师。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表达的正是后代知识分子对这种崇高地位的向往。

从孙膑往后，最著名的军师兼君师就是张良了。《史记·留侯世家》述纪上老父以《太公兵法》授张良，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张良封留侯后，自述:“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

张良怎样为“帝者师”“王者师”呢?史载:

汉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日:运筹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

“运筹惟帐，决胜千里”也就是当年齐国军师孙膑“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的作用。张良得《太公兵法》，便为帝者师，也与齐威王向孙膑问兵法，“遂以为师”一样，实现了“军师”与“君师”的角色沟通和互兼。从太公(姜尚)、孙膑到张良是一脉相承的。以君师充任军师，军师与君师的一体化。这就是“军师”一职的由来和原初含义。

在《三国演义》中，孔明的朋友司马徽和徐庶，都把他比做兴周八百年的姜子牙(姜尚)和旺汉四百年的张子房(张良)。这就毫不奇怪为何作者独独把“军师”的美誉给予诸葛亮，并赋予其“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职权。他正是要从孔明形象上凸现“军师”原初含义的继承性和理想性。

四

“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说文解字》段注引《周礼·师氏》注)士为王(君，帝)师，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人生追求和人格理想。早在古代知识分子形成，即“士”成为独立的社会阶层，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春秋战国时代，士与王孰贵，道与势孰尊，就成为人才与统治者的关系乃至人才命运的一个基本话题。一方面，“士”必须寻求统治者(君王，权势)作为依附，以求实现自己的思想主张(道)和个人功业抱负;另一方面，统治者对人才的需求与争夺，又促使“士”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与地位，渴望受到更多的尊重，并对权势形成某种制约，为自己才能的实现创造更大的自由空间。“士贵耳，王者不贵”(《战国策·齐一》颜蜀语)的民主观念和“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战国策·燕一》郭隗语)的人格范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由于“士”为王师，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道尊于势”，改变单纯充当君王臣仆、“道屈于势”的困窘和屈辱地位，而在文武之士完成职能分工之后，“军师”一职的设置，又实现了文士对武士的超越和驾驭，和文士对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包括因缺乏武艺本领而处于弱势的军事战争领域)的征服，最大限度地满足士子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因而成为后世知识分子的憧憬和理想。《演义》在孔明出山之前笔墨淋漓地描写刘备三顾茅庐的情节在出山之后即授予军师之职，凸现君师与军师的一体化，又让孔明形象上承姜子牙和张良，让关张诸将拜伏在孔明面前，都体现着“有志图王”的作者“传神裨史”的深刻用意。

任职“军师”是孔明一生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时期，从博望之火到赤壁大战，从智算华

容到三气周瑜，从智取荆州到攻取益州，占领汉中，孔明得心应手出神人化地运用智慧和谋略，战胜强敌，击败对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战争奇迹。而刘备也确能“以师礼事之”，表现了对孔明的高度尊重与完全信赖，甚至把自己的性命安危都交给孔明(如仅靠孔明给赵云的三个锦囊冒险去东吴结亲)，主臣相知，鱼水相依，共同从无到有地创建了蜀汉政权的全部基业，成为古代君臣关系史上的有名佳话。

相比之下，刘备称帝后，作为丞相的孔明却要黯然失色得多。孔明为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刘备一意孤行要伐东吴，孔明(及赵云等)极力谏诤而不得，结果被排斥于征吴军事部署之外，这是孔明出山后第一次未能干预刘备的军事行动，也是刘备与孔明关系现的第一道明显裂痕。刘备此时居九五之尊，志得意满，不复有“以师礼事之”的想法和态度，如孔明上表救秦宓谏征吴，“看毕，掷表于地曰:‘朕意已决，再谏者插剑为令(卷十七《范强张达刺张飞》节)。又如猇亭结营八百里后，马良曰:“近闻诸葛丞相在东川点看各处隘口，恐魏兵入寇，陛下何不将各营移居之地，画成图本，问于丞相，可乎?”曰:“朕素知兵法，又何问之?”(《陆逊定计破蜀兵》节)特别是白帝托孤时，刘备意味深长地把孔明同篡汉自代的曹王相比:

泣曰:“君才胜曹丕十倍，必安国而成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无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也，愿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言讫，以头叩地，两目流血。(《白帝城托孤》节)

这表明，他和孔明的关系已经从君臣相知的理想境地陷入君臣相疑的传统政治格局之中。此后孔明的一切努力，从七擒孟获到六出祁山，直至五丈原辞世，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与其说是为了匡复汉室的大业，还不说是为了回答和解除九泉之下的刘备及其后继者刘禅的疑忌。

作者：刘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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