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于这样家庭环境中的谯周，自幼接受其父熏陶，耳濡目染，养成了嗜古笃学的习惯。经过自身充实与刻苦钻研，谯周已是“研精《六经》，尤善书札，颇晓天文，而不以留意;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遍视也。”(《三国志·谯周传》)

如此的饱学之士，杰出的蜀中人才，自然非“系而不食之瓢瓜”。后主刘禅建兴(223年一237年)中期，诸葛亮以垂相领益州牧时，遂任谯周为劝学从事;亮卒，大将军蒋琬领刺史后，又任其作典学从事，“总州之学”。后主立太子之后，他担任过家令，官至光禄大夫，位亚九卿。

谯周是称名当时的硕儒，史称他“词理渊通”，著作不少，有《法训》八卷、《五经论》五卷、《古史考》二十五篇、《论语注》十卷、《五教志》五卷多种，可惜已亡佚不传，只在《三国志》本传中保留了《谏帝后疏》、《仇国论》、《谏后主南行书》等为数不多的资料。

后主平庸，政绩几无甚可叙者，然而却喜声乐之享与游观之趣，为此，作为后主家令的谯周向后主上疏劝谏:

昔王莽之败，豪杰并起，跨州据郡，欲弄神器。于是贤才智士思望所归，未必以其势之广狭，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于时更始、公孙述及诸有大众者多已广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于为善，游猎饮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冯异等劝之曰:“当行人所不能为。”遂务理冤狱，节俭饮食，动遵法度，故北州歌叹，声布四远。于是邓禹自南阳追之，吴汉、寇恂未识世祖，遥闻德行，遂以权计举渔阳、上谷突骑迎于广阿。其余望风慕德者邳肜、耿纯、刘植之徒，至于舆病赍棺，襁负而至者，不可胜数，故能以弱为强，屠王郎，吞铜马，折赤眉而成帝业也。及在洛阳，尝欲小出，车驾已御，姚期谏曰:“天下未宁，臣诚不愿陛下细行数出。”即时还车。及征隗嚣，颖川盗起，世祖还洛阳，但遣寇恂往，恂曰:“颖川以陛下远征，故奸猾起叛，未知陛下还，恐不时降;陛下自临，颖川贼必即降。”遂至颖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务，欲小出不敢，至于急务，欲自安不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传曰》:“百姓不徒附。”诚以德先之也。

精通历史的谯周，引经据典，援古证今，向刘禅进言:作为蜀汉之君，应以德治国，约束自身行为以赢得国人的拥戴，就像西汉末年群雄并起，刘秀(世祖)关切民虞，务理冤狱，节俭饮食，以法度来约束自己的欲望和行为，得民望而安天下。这难道不值得后主深思并效法吗?

“百姓不徒附”真是至理名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帝只将命运赐给有德爱

民之君。这是谯周谏表的上半部分的核心思想。这应当说是找准了刘禅蜀汉政权的病根的中肯之论。谁周接着说:

今汉遭厄运，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时也。陛下天姿至孝，丧逾三年，言及陨涕，虽曾、闵不过也。敬贤任才，使之尽力，有逾成、康。故国内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陈。然臣不胜大愿，愿复广人所不能者。夫挽大重者，其用力苦不众，拔大艰者，其善术苦不广，且承事宗庙者，非徒求福佑，所以率民尊上也。至于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臣之愚滞，私不自安。

夫忧责在身者，不暇尽乐，先帝之志，堂构未成，诚非尽乐之时。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

谯周上疏在强调帝王崇德修身的同时，更指出遭天下三分之际，先帝刘备之志未竟之时，实在不应该倾情声色，游猎观赏。谯周为了使自己所上的谏表收到较好的客观效果，不免对后主说了一些悦耳的颂扬，诸如“天姿至孝”“敬贤任才”等等，但也大体近是。刘禅平庸，没有多大的政治才干，但也还不算昏庸，他对先帝的孝顺也是事实。所谓“敬贤任才”，刘禅委军国大事于贤明丞相诸葛亮，也确实任用了一些忠勇可风的文武官员，如蒋琬、费祎、彭羕、廖立等人。只是后来宦官黄皓用事，始乱朝纲，这就是《三国志·后主传》中所说：“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闇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

谯周的《仇国论》是他针对魏、蜀、吴三国鼎立的现实，对于长年征战的小国蜀汉人民之不堪重负所有感而发。据《三国志》记载，是文当在“军旅数出，百姓凋瘁，(谯)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其以因余、肇建二国之间大小不同，强弱亦异却并争于世，互为仇敌立论；假托高贤卿与伏愚子之间的对话，阐述强弱不同的国家之间，应根据不同的形势，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采用灵活多变的策略以求得主动的生存空间；说明须与民休息，慎用兵戎；指出要效法周文王以少取多、越王勾践以弱胜强那样立于不败之地。

谯周意在强调较之于中原曹魏，蜀汉地狭人少，难与强大的曹魏硬拼；当时的情况是“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只可仿效当年周文王修养生息，待时而动，始可收以少取多之效。否则“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危险必至。不能说谯周之论毫无道理，他开出的“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的稳健持重的方子对处于弱小的蜀汉而言，应当是一剂良药。英睿的丞相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不

也说过当时的形势是：“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吗?这和谯周看到的“军旅数出，百姓凋瘁”的状况是完全一致的。至于诸葛亮坚持北伐，六出祁山，那是作为忠臣志士的诸葛亮要“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本性使然。诚如他在《前出师表》中所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世，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三国志·诸葛亮传》)

谯周博通五经，耽迷稽古。他所著《古史考》可惜失传了，使我们无法知悉其详。他最为后人诟病的是在邓艾偷渡阴平成功，大兵进逼成都之际向后主所进的《谏后主南行书》。三国鼎立，蜀、吴较魏弱小乃不争事实。曹魏吞并之心由来已久。各个击破，先蜀后吴乃是魏之策略。当邓艾进逼成都之际，有人提出蜀吴盟国友好，可以投奔。而谯周通晓历史，明了蜀国现状，在《谏后主南行书》里指出，败亡之时投奔吴国岂可再为天子?既然投吴称臣，见辱于吴，最后曹魏并吴，那不是再受一次称臣之辱吗?至于说可以到南中七郡凭险据守，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当年诸葛亮费尽周折才使南中七郡归附，那时蜀汉强大；而今以流亡之身南奔，其结局很难想像!如此，谯周便不得不为蜀汉的未来提出两种选择;一是据城死守(只是成都并无险可据，更无兵可用)，一是归降。(参见《三国志·谯周传》)刘禅的儿子北地王刘谌在获知其父欲从谯周降魏决定之后，发怒道:“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樱，以见先帝可也。”(《汉晋春秋》)无奈刘禅乃懦弱之君，是不会选择悲壮方式来结束自己的身家性命的。看来归附是惟一符合后主实际的选择了。

令人忧虑的问题提出来了，如果以武力征战的邓艾拒绝受降又将如何呢?洞悉历史明了现状的谯周认为:“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受之)之后，不得不礼。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三国志·憔周传》)

谯周的劝降之论，在蜀汉当时也是不得已的选择。谯周显然窥破怯懦的后主既无抗敌之实力，又无城破殉国的决心。既要劝刘禅降魏，又要保留一点尊严，不免引经据典为之伸说:“《易》曰:‘亢之为言，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言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尧、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虽不肖，祸尚未萌，而迎授与人，况祸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缚衔璧而归武

王，岂所乐哉!不得已也。”(《三国志·谯周传》)

谯周之论，并无不可。天下非一家一姓所私有，谁能统一天下就看谁的政治能力与权谋策略是否符合历史发展潮流，顺应民心了。可谯周也因此被骂为，投降派的典型，实在有失公允。

平心而论，三分天下倘若持久，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生产力的发展;统一是顺应民心，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魏、蜀、吴三国中，蜀和吴显然没有统一中国的实力，蜀吴被魏吞灭是不以个人好恶所能改变的大势所趋。谯周的劝降不仅避免了蜀中地方的糜烂与生民涂炭，也是审时度势之举，这就是《三国志·谯周传》所称:“刘氏无虞，一邦蒙赖，(谯)周之谋也。”后人孙绰有不同见解:“谯周说后主降魏，可乎?曰:自为天子而乞降请命，何耻之深乎?夫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与同天矣。推过于其父，俯首而事仇，可谓苟存，岂大居正之道哉!”(《三国志》裴松之注)其大道理虽不错，却属不达时务的书生之见。刘备当年的称雄岂可等同于庸弱的刘禅!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岂能以彼时的辉煌遮掩此时的衰微。

孙盛更有过激之论谴责谯周，他说:“《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禄，惑矣。且以事势言之，理有未尽。何者?禅虽庸主，实无桀、纣之酷，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纵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绝 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揖，保据江州，征兵南中，乞师东国，如此则姜、廖五将自然云从，吴之三师承命电赴，何投寄之无所而虑于必亡邪?……”(同上)孙盛这里引《春秋》发高论，昧于时势，纸上谈兵，实为书生迂论。死社稷死位固然在理。既然孙盛也承认刘禅为庸主(只是还没有滑向残暴而已)，则逞论其能调度军机，背城借一。而孙盛为之调兵之说更属空幻:白帝、夜郎撤兵驰援且不说尚需时日，而东、南门户洞开，其情更危险。至于东吴“三师承命电赴”更是虚妄。孙盛骂刘禅为“闇主”极是，斥谯周为“弩臣”则太过!

谯周劝降刘禅，历代骂名相随;但在同为蜀人的常璩眼中，却似乎有好感。《华阳国志》说:“谯(周)侯修文于前，陈君(寿)焕炳于后”，认为谯周乃蜀中才俊，当代硕儒。陈寿对谯周的劝降也是持赞许态度的。如果我们把谯周前后多次向后主所上的疏奏表章联系起来予以审视的话，他其实是希望后主修身崇德，任贤重才，亲君子远小人，从物

欲享受中挣脱出来，成为有为之君的。可惜却未能如愿。

应当看到，将谯周劝降视为罪过者，是晋代以后正统观念浓重的人。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审视谯周的劝降，则会宽容客观一些。毕竟统一是大势所趋，分裂是不可能长久的。难怪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满怀激情地讴歌统一大业:

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西塞山怀古》)

四海一家既是诗人的吟唱，更体现了普天下人民的愿望:分裂是不得人心的。所以我们应当给谯周以公正的历史评价。

作者：王定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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