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人物论——用市民意识改造的英雄─论张飞形象
《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是广大读者最熟悉、最喜爱的人物形象之一。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半个多世纪来,在数以千计的《三国演义》研究论文中,关于张飞形象的专题论文却仅有十篇左右,不仅远远少于有关诸葛亮、曹操、关羽等“三绝”的论文,而且少于有关刘备、赵云的论文。是因为人们对张飞太熟悉所以没有多少话可说?是因为张飞性格不够丰富所以不易写出新意?似乎都不一定。我曾经写道:“《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是一个带有较多民间色彩和市井气息的英雄,一个血肉丰满、虎虎有生气的艺术形象。”这里想就这一形象的形成和演化,作一番更加深入的探讨。
一
从《三国志%26#8226;蜀书%26#8226;张飞传》等有限的史料来看,历史上的张飞,主要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长期追随刘备,历经艰辛,忠心不二。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是年底始改为中平元年)二月,黄巾起义爆发。“于乡里合徒众,而(关)羽与张飞为之御侮。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周旋,不避艰险。”(《三国志%26#8226;蜀书%26#8226;关羽传》)在长达三十八年(184-221)的充满惊涛骇浪的岁月里,刘备曾屡遭挫败,丧师失地,最狼狈时甚至无立锥之地。但无论在何等艰难竭蹶的情况下,张飞始终追随刘备,不弃不离,不懈不怠,耿耿忠心,可对天日。
其二,雄壮威猛,英勇善战。在这方面,最突出、最有名的有两例。一是建安十三年(208)“独据长阪桥”之事:
曹公入荆州,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当阳之长阪。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三国志%26#8226;蜀书%26#8226;张飞传》)
面对乘胜而来、气势汹汹的大队曹军,手下仅有区区二十骑的张飞毫不畏缩,横眉怒视,以其凛凛威风震慑敌胆,竟使曹军“无敢近者”。在古代战争史上,这真是罕见的奇迹!另一例是建安二十年(215)“大破张郃”之事:
曹公破张鲁,留夏侯渊、张郃守汉川。郃别督诸军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汉中,进军宕渠、蒙头、荡石,与飞相拒五十余日。飞率精卒万余人,从他道邀郃军交战,山道窄狭,前后不得相救,飞遂破郃。郃弃马缘山,独与麾下十余人从间道退,引军还南郑,巴土获安。(《张飞传》)
张郃乃是曹操手下的一流大将,机警勇猛,屡建战功,在曹军中的实际声望高于深受
曹操倚重的亲信大将夏侯渊%26#61569;,此役竟被张飞打得如此狼狈,仅与十余人逃回南郑。这既是张郃一生的奇耻大辱,也是张飞一生打得最漂亮的一仗。难怪陈寿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 其三,尊贤爱士,敬慕君子。张飞出身,史无明文;但从《张飞传》中“少与关羽俱事”一语来看,显然门第不高。然而,这位刘备手下资格最老、功劳最大的元勋之一,这位戎马一生、威名赫赫的勇将,却并不满足于做一个赳赳武夫,对那些博学儒雅、英毅耿介之士,他非常敬重,总愿与之交友,颇有礼贤下士之风。最脍炙人口的自然是“义释严颜”之事:
入益州,还攻刘璋,飞与诸葛亮等溯流而上,分定郡县。至江州,破璋将巴郡太守严颜,生获颜。飞呵颜曰:“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答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去斫头。颜色不变,曰:“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张飞传》)
面对铁骨铮铮的严颜,张飞转怒为喜,将这位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客。这绝不是一般的莽夫能够做到的。严颜甘作“断头将军”固然可敬,张飞“壮而释之”也十分难能可贵,这正是此事成为千古美谈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件很少被人提到的事:
张飞尝就(刘)巴宿,巴不与语,飞遂忿恚。(《三国志%26#8226;蜀书%26#8226;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此事发生于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夺取益州,刘巴归附刘备之后不久。那位出身名门、才智过人而又颇为自负的刘巴,一时瞧不起武夫出身的张飞,并不奇怪。而张飞不以胜利者自居,更不因刘巴曾经一再反对刘备而憎恶之,却因其高名而主动表示亲近,“就巴宿”,这显然表现了张飞倾心于高雅之士的作风;尽管由于刘巴“不与语”这种很不礼貌的态度,他曾一度“忿恚”,但经过诸葛亮的劝解,特别是刘巴自己变高傲自负为“恭默守静”以后,二人想来是言归于好了的。后世记载张飞善书法,懂绘画,当非空穴来风,大概是他与才士们长期交往,耳濡目染的结果吧。
其四,性格暴躁,遇下寡恩。身为勇将,历经波折,性格急躁甚至暴躁一点,本不足怪;但驰骋疆场数十年,与士卒一起出生入死,甘苦与共,至少应该懂得善待部属这个起码的道理。然而,张飞却偏偏不懂这一点,对士卒极其粗暴,动辄鞭挞致死。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刘备就曾多次告诫张飞:“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张飞传》)但张飞却依然故我,还是动不动就拿部下出气,这
当然要激起某些部下的不满甚至报复。果然,章武元年(221)六月,正当他准备从阆兵,到江州与刘备会合,一起伐吴之时,却被部将张达、范彊杀害。一代虎将,壮志未酬,竟死于非命,固然令人痛惜,但这却是他自己粗暴性格酿成的可怕后果!陈寿评张飞云:“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这实在没有冤枉他。 综上所述,历史上的张飞,不愧为一代名将,刘蜀栋梁,其个性也非常鲜明;但在待人接物上,他最突出的特点却是“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这就是说,在思想感情上,他与普通百姓其实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难以让后代的市井小民们感到亲切可爱。
二
从宋元时期起,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通俗文艺的发展,三国历史成为一个越来越热门的话题。人们在讲说三国英雄的故事时,往往按照市民自身的历史观、道德观和审美观,改造历史,改塑人物。在“尊刘贬曹”的主导倾向下,张飞成为一个最具知名度的人物。在今所知见的数十出元杂剧三国戏中,以张飞为主角的就有“莽张飞大闹相府院”、“张翼德大破杏林庄”、“张翼德单战吕布”、“张翼德三出小沛”、“摔袁祥”、“莽张飞大闹石榴园”等十余出,数量位居前茅。而在元代刊刻的《三国志平话》中,《张飞见黄巾》、《张飞杀太守》、《张飞鞭督邮》、《张飞独战吕布》、《张飞摔袁襄》、《张飞三出小沛》、《张飞捉吕布》等关目,颇为引人注目,使张飞成为此书前半部中最有活力的人物。这些以张飞为主角或重要角色的通俗文艺作品,按照市民阶层的意识,将历史人物张飞“勇而暴”的性格特色,改造为“勇而莽”的性格特色。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略、实则非常重要的变化。“暴”的精神指向是“残暴”,意味着不讲道理,暴虐好杀,它只能减弱人们对刘蜀集团和张飞本人政治上的好感,而绝不会让小民百姓喜欢。“莽”则意味着鲁莽、粗心,也意味着无城府、少心计。它虽然常常导致误事,却没有那股令人害怕的杀气;它是许多平民百姓也会有的毛病,是可以容忍、可以接受的缺点。所以,此时的“莽张飞”,已经向市民的艺术口味大大地靠拢了一步。不过,此时的张飞形象,由于作品的粗陈梗概而显得不够丰满,还由于某些情节夸张过分而明显失真,他的“可爱”度还不高,还期待着天才作家的进一步塑造。
元末明初杰出的通俗文艺作家罗贯中,一面充分熟悉汉末三国史料,一面选择吸收通俗文艺的养料,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在《三国演义》中塑造了一个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全新的张飞形象。
罗贯中在塑造《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形象时,除了保持历史人物张飞忠于刘蜀集团、勇猛善战的基本特点之外,主要按照市民阶层的伦理观和审美观,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 其一,赋予张飞一个接近市民的出身。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张飞出身,史无明文。”《三国志平话》卷上称他“家豪大富”,却没说明他以何为业。而在《三国演义》第1回中,张飞首次出场,便自称“世居涿郡,颇有庄田,卖酒屠猪,专好结交天下英雄。”所谓“颇有庄田”,当然算得上富裕;而“卖酒屠猪”──尽管他本人不一定亲自操刀杀猪──则是普通市民们相当熟悉、相当接近的行当。这样的出身,很自然地赋予了张飞较多的民间色彩和市井气息。有意思的是,刘关张三人的实际出身都不算高:历史上的刘备,虽然说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早已家道中落,不得不以“贩履织席为业”(《三国志%26#8226;蜀书%26#8226;传》);《三国演义》据史叙述云:“家寒,贩履织席为业”(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第1回,毛本《三国演义》第1回作“家贫,贩屦织席为业”)。历史上的关羽,出身不明,《三国志%26#8226;蜀书%26#8226;关羽传》开篇便说他“亡命奔涿郡”,想来应该是出身于下层;《三国演义》亦未明言关羽的出身,而第一次写他出场的动作则是“推一辆小车”(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第1回,毛本《三国演义》第1回作“推着一辆车子”),显然是下层劳动者模样;民间传说便干脆说他是卖豆腐(或卖黄豆)出身。相近的出身,给了他们彼此接近的机会,成为他们顺利结拜为兄弟的重要基础。然而,由于刘备后来成为蜀汉的开国之君,谥“昭烈”,关羽早在北宋即已追封为王,元代已习称“关大王”,在普通民众心目中,他们已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和神祇。因此,尽管刘关张原本都有市井气息,张飞的家境还好于刘备、关羽,却只有张飞最能使芸芸众生感到亲切。
其二,充分突出张飞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道德品格。历史上的张飞,对刘蜀集团确实忠心不二,但那主要是群雄纷争中各事其主的政治立场,说不上有多少高于他人的道德色彩(夏侯惇、典韦、许褚之忠于曹操,周瑜、鲁肃、黄盖之忠于孙权,田丰、沮授之忠于袁绍,王累之忠于刘璋,均不亚于张飞)。在《三国志平话》中,张飞杀死定州太守,是因太守斥责刘备就任安喜县尉时“违限半月有余”,“是拖酒慢功,嫌官小,故意违慢”,差一点要杖责刘备;他鞭打督邮,则是因为督邮奉命前来调查杀太守之事,由于刘备涉嫌而下令将其拿下。这里虽有一点反抗的因素,但主要是出于不愿刘
备受气、而要为之撑腰的刚强性格,“善”与“恶”的界限还不够鲜明。而在《三国演义》中,张飞的许多行动都带有正义的色彩:军阀董卓兵败时曾被刘关张所救,却因三人是“白身”而傲慢无礼。张飞为其忘恩负义而大怒道:“我等亲赴血战,救了这厮,他却如此无礼!若不杀之,难消我气。”提刀便要杀掉董卓(第1回)。这是英雄好汉对势利小人的怒斥。刘备任安喜县尉不到四个月,督邮前来巡视,索要贿赂不成,竟拷打县吏,逼其诬陷刘备。对这个贪财害民的家伙,张飞抓住就是一顿痛打(第2回)。这是清白自守者对贪官污吏的惩罚。虎牢关前,当八面威风的吕布打败公孙瓒,纵马追击之时,张飞挺矛飞马加以拦截,大喝道:“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张飞在此!”(第5回)这是具有人格尊严者对见利忘义者的极大蔑视。这些言行,足见铮铮铁骨、浩然正气,表现了正义对、高尚者对卑鄙者的道义优势,可使那些长期遭受压迫欺凌、满腹怨愤、常常敢怒而不敢言的市井小民们拍手称快。 其三,大力凸显张飞“鲁莽”的性格特色。在《三国志平话》初步形成的“勇而莽”的性格基础上,《三国演义》进一步强化了张飞“莽”的一面。刘备、关羽出征袁术时,他主动承担留守徐州的重任,却因醉酒使性,责打曹豹,使吕布乘机袭取徐州,害得刘备顿失依据,进退两难(第14回)。刘备依附吕布而暂居小沛时,他擅自抢夺吕布派人购买的马匹,导致吕布前来围攻,迫使刘备放弃小沛,投奔曹操(第16回)。这类情节虽然不多,却使“莽张飞”的形象深入人心,与关羽的“刚而自矜”、赵云的稳重精细、马超的好勇斗狠、黄忠的老当益壮判然有别,表现出独特的风采。
其四,一再渲染张飞真诚坦率,心直口快的个性。刘备一顾茅庐,他不以为然;二顾茅庐,他很不耐烦;三顾茅庐,他见诸葛亮高卧不起,气得要到屋后放火;诸葛亮出山之初,他很不服气,但火烧博望一战成功,他马上与关羽交口赞扬:“孔明真英杰也!”从此心悦诚服,恭听指挥,再不扯皮(第37-39回)。庞统刚投奔刘备时,刘备以貌取人,仅任其为耒阳县令,庞统怀才不遇,每日饮酒,不理政事;他听说后大怒,想抓住庞统问罪;而当亲眼看到庞统的真才实学,便立即赔礼道歉,并向刘备极力举荐(第57回)。当他率兵入蜀增援刘备时,被严颜挡住去路,还被一箭射中头盔,恨得咬牙切齿;而捉住严颜后,却被这位“断头将军”的慷慨不屈所感动,马上来了个“义释严颜”(第63回)。这些情趣盎然的故事,与历史上的张飞“爱敬君子”的举止在内涵上已有明显差异,主要表现了张飞坦白豪爽、服膺善类、胸无城府的个性,从而为小说中的
“莽张飞”增添了许多可爱之处。 其五,不时表现张飞的粗中有细。在凸显张飞“莽”的性格特色的同时,《演义》又设计若干情节,描写他往往粗中有细,偶尔也会想出几条妙计。当刘备重新占据徐州后,曹操命刘岱、王忠前去攻打。张飞迎战刘岱,刘岱不敢出战;张飞声称要去劫寨,故意走漏消息,等刘岱设下埋伏等待时,却来个反包抄,一举生擒刘岱(第22回)。当阳长阪之役,手下仅有二十余骑的张飞为了阻挡曹军,为兵败势危的刘备赢得喘息之机,先是灵机一动,心生一计:“教所从二十余骑,都砍下树枝,拴在马尾上,在树林内往来驰骋,冲起尘土,以为疑兵。”他本人则独据长阪桥,故布疑阵。等大队曹军赶来,他倒竖虎须,圆睁环眼,紧握蛇矛,稳稳地立马于长坂桥头,既不前冲,也不后退,有意在精神上威慑敌军。经过三次大喝,竟然吓退了害怕“又中孔明之计”的曹军(第42回)。曹操夺取汉中后。其大将张郃率兵进攻巴西。镇守巴西的张飞与之对垒,一次又一次地用计,几度战胜张郃,后又智取瓦口关,使曾夸下海口“必擒张飞”的张郃一败涂地,仅剩十余人,步行逃回南郑(第70回)。这些生动的情节,或超越史书记载,或出自小说的虚构,既反映了人物性格的变展,更表现了张飞性格的丰富性。
其六,让张飞的语言带上较强的市井色彩。《三国演义》全书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成,庸愚子(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称赞它“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既不象正史那样“理微义奥”,“不通乎众人”,又不象《三国志平话》之类讲史那样“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而是雅俗共赏,“人人得而知之”。这种半文半白的语言风格,与书中人物多是统治阶级的上、中层人士有着内在的联系。但在众多的人物中,唯有张飞的语言带有较多的白话成分和市井色彩。如他冲进馆驿擒拿督邮时那一声怒吼:“害民贼!认得我么?”(第2回)关羽斩华雄后,他不顾身份卑微高声大叫:“俺哥哥斩了华雄,不就这里杀入关去,活拿董卓,更待何时!”(第5回)陶谦二让徐州,刘备再次推辞,张飞劝道:“又不是我强要他的州郡;他好意相让,何必苦苦推辞!”(第11回)吕布到徐州投奔刘备,曹操致书刘备,教杀吕布;刘备尚在盘算对策,张飞却径直拔出宝剑,对吕布大叫:“曹操道你是无义之人,教我哥哥杀你!”(第14回)留守徐州时,他宴请众官,强迫曹豹喝酒道:“厮杀汉如何不饮酒?我要你吃一盏。”(第14回)这些话,浑然出自市井人物之口,不仅表现了张飞粗豪的性格,而且使普通民众感到亲切。更有趣的是第16回写张飞抢了吕布部将买的三百匹好马,吕布怒而率兵攻打
小沛,二人有这样几句对话: 张飞挺枪出马曰:“是我夺了你好马!你今待怎么?”布骂曰:“环眼贼!你累次渺视我!”飞曰:“我夺你马你便恼,你夺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说了!”
张飞的两句话,均为通俗的口语,直率天真,较好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读者看了,不禁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总之,尽管《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性如烈火,脾气暴躁,不止一次因好酒而误事,最后竟因此而被害;但总的说来,他粗犷的气质、豪爽的举止、通俗而痛快的语言都比较适合广大民众的审美心理,因而深受读者喜爱。
三
《三国演义》对张飞形象的成功塑造,为我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
首先,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的张飞,从“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外貌到“卖酒屠猪”的出身,从鲁莽豪爽的举止到坦率痛快的语言,其实并不是历史人物张飞,而主要是经过《三国演义》改造和重塑的张飞形象。他既以历史上的张飞为原型,又有很大的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市民阶层塑造自己所喜爱、所向往的英雄人物的精神需要。这种精神需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通俗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发展。
其次,通过张飞形象的塑造,我们深深感到,在通俗文艺的发展中,伟大的作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真正杰出的作家,既是市民意识的优秀代表,但又不是所有市民意识的简单复制者和大杂烩式的展示者。封建社会后期的市民,成分十分复杂:既有直接从事物质生产、代表着新的生产力萌芽的手工业工人,又有大大小小的行商坐贾,还有七十二行的匠人和没有固定职业的闲汉游民。在某些方面,他们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和精神需要;但因实际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差异,由于文化教养和生活环境的不同,他们的爱好和欣赏习惯是千差万别的,其中还有若干粗糙的、庸俗的、消极的成分。杰出的作家,总是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时又站在时代精神的制高点上,决不当庸俗文化的传声筒,而是市民意识优秀成分的提炼者和引导者。罗贯中正是这样的杰出作家。他塑造的张飞形象,以“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为和道德旗帜,不仅是普通市民喜爱的豪杰,而且是符合中华民族道德观和价值观的英雄,因而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再次,由于《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长期以来,许多人已经习惯于将历史人物张飞和艺术形象张飞混为一谈。在非学术性的场合,这并无大碍;但一些学术性著作也动辄有“张飞豹头环眼、卖酒屠猪”之类的不准确叙述,就不大合适了。二者原无高下之分
,但性质毕竟有所不同;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他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宜混淆不清。笔者作为《三国演义》研究者,仍然认为,当学者们从事严肃的教学和研究时,还是应该将历史人物张飞和艺术形象张飞的联系和区别分辨清楚;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加准确地认识《三国演义》的杰出成就和深远影响。 《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形象,不仅在《演义》写到的上千个人物中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开启了明清小说中以“粗犷鲁莽”为特征的英雄人物系列。他们当中有李逵、程咬金、牛皋、孟良、焦赞……而张飞,却是这个形象系列中任何人也无法取代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这一个”。
作者:沈伯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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