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身养德、严于律已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吕氏春秋》中也有“凡事之本，必先正其身”“冶其身而天下治”的思想。出身于“明经”世家的诸葛亮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在他看来，“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灿生变乱”(2)在这里诸葛亮把当官者的官德同社会的安定联系起来，认为“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３)诸葛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时刻注意自身的政治形象，以榜样的力量来影响群下，从不使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有特殊于同僚和群下的地方。北伐中，诸官子弟皆随军运粮于深谷高山之中，诸葛亮嗣子诸葛乔虽然年轻，也同诸官子弟一样督兵奔忙在大军之中，北伐时街亭失守，亮恨己用人不当，上表自请贬官三等，并号召群下勤攻己阙，并认为“勤攻吾之阙”者是“忠虑于国”者。这是何等的胸怀，这同那些心胸狭窄者，讳疚忌匡者，一贯正确论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4）的为官之道，西晋张辅评论说：“已有功则让于下，下有厥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谅则改，故声烈振于遐午也”(5)。

二、清正廉洁，崇俭戒奢

清正廉洁，崇俭戒奢，是中国官员的传统美德，更是诸葛亮的为政之道。诸葛亮在未出山从政之前，躬料子南阳，非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这种自食其力的生活经历为他从政功立为宫之道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在《戒子书》中说：“静以养身，剑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治远” 。为了“治远”而图“静”，为了“明志”而‘淡泊”，把“静”、“俭”作为修身养德的重要内容。这在视财如命，把享受看成是玄耀自己身份的封建社会里不能不说是可贵的精神。

对于诸葛亮的尚俭准则，笔者在1990年发表的《诸葛亮的家风》一文中曾有如下论述：“诸葛亮在蜀位极人臣，然为官清廉，不谋私利除国家规定应享用的奉禄外，不另治家产，别殓用民财，正如他自己对后主所说：“臣在外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三国志、诸葛亮传》)据史书记载，诸葛亮死后确如所言。他一生就是这样为官，无私而来，清自而去，北伐途中，死在任止，“遗命葬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睑以时服”(《三国志、诸葛亮传》)一国丞相，哪里死哪埋，坟墓仅仅放下一个棺材。不仅没有随葬品，还碱以时服，真是少见，……这种葬事节俭的做法，在盛行厚葬久丧的封建社

会，是难能可贵的，难怪后人一提起诸葛氏，便立即想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自己节俭，其家人也不例外，据《北堂书抄》卷三十八载诸葛亮与李严书云：“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馀妾无副服”。张谢评论说：“侯之妾无副服，其俭穗可师矣。“一国丞相的妾竞没有替换的衣服，如果不是了解诸葛亮一生和整个家族为宫清廉的人，是难以相信的，然而这却是史书记载，一千多年央无人提出疑父。”(6)《盐铁论．疾贪》中说：“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贪鄙在率在在下，教训在政芊在民也” 这些言论正是说的为玫者的表率作用。诸葛亮官至相位，一身正气。上正，下孰敢不正，上清正廉洁，下孰敢贪赃枉法?我们查考蜀国史料，找不到康东汉梁冀那样的贪官污吏，见不着象酉晋王恺和石崇那样的恶富，所有的是一批清正廉洁的官员：董和“躬串以俭，恶衣蔬食”，为官“二十余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7)邓芝“赏罚明断”，“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时”，(8)姜维“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天余，佃室无妾媵之褒，后庭无声乐之娱，衣食取供，舆马取备印台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９）。费炜“雅性谦素，家元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１０)翻开史书，能有如此官德政风的朝代实在少有，究共原因是请葛亮清正廉洁。崇俭戒奢的为官准则教育影响了满朝文武，带出了一大批清正廉洁的官，赢得了蜀汉人民的爱戴，受到后世的称赞。 三、荐贤举能，礼贤下士

人才是国家的栋梁，社会的财富把有才者举荐出来，为社会效力，不仅是人民的愿望，更是当权者的职责。如果人才得不到正当的使用，或者根本不用必然造成社会不稳，国家不安。地处偏安一隅的诸葛亮更是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说：“治国之道勿在举贤”，“故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 ……夫柱以直为坚，辅以直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11)他一方面要求官员柬柱子一样直，以忠为贤，另方面举贤时又不求全，坚决反对“为人择官” ，主张“为官择人”。蒋琬是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刘备给了他个小职务，不能尽其所能，有情绪，面上的工作没有做好，刘各幸他问罪，是诸葛亮慧眼识英雄，不仅救了他的命，而且给予重用，使之为国尽其才，成为蜀汉政权的中坚分子。

一般说来，古今有才者，大多有自己的十性。只要领导者能礼贤下士，不求全责备，无不如湖水归大海一样投入统治者的怀抱。正如《吕氏春秋》所说：“虽骄之，而己愈

礼之，士安得不归”。杜徽是三国时期的名士，诸葛亮入蜀后，请他出来做官，他坚辞不就，是诸葛亮礼贤下士三番二次的敬请感动了他，遂被拜为谏议大夫。还有一位叫五梁的名士以“儒学节操称”名于世，本不出仕，也是诸葛亮礼贤下士的作风感动了他，也被拜为谏议大夫，五官中郎将。(12)费辜在诸葛亮南征时还是一位小人物，因其“志虑忠纯”，深得诸葛亮器重。诸葛亮南征归来，百官在成都郊外数十里处迎接。为了表彰这位官虽小，但有才华的费，诸葛亮与之同车而归，令文武百官无不刮目相视。诸葛亮这种礼贤大士的作风，深得有识之士的理解和拥护，无怪荆襄名士和益州文人，大都来到他的周围，为他出谋划策。　　四、民主议政，集思广益。

　　诸葛亮一生做事谨慎，从不武断，善于听取群下意见。他认为，为政者必须有参谋人员帮助策划．否则如人夜行，无所措手足。他说:“夫人君拒谏，忠臣不敢尽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13)他虽然读书“独观其大略”，然而对历史上为政名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都牢记在心。在《前出师表》中对刘禅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识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他在著名的《与群下教》中说：“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连覆，旷阀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路面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暑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可见他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十分注意听取群下的意见 ，这近乎于我们今天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集思广益”这个词，在历史上正是诸葛亮首次提出并使用。这在封建社会的官员中是少有的。

诸葛亮认为，“为政之遭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官，谋及署士，则为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进善不纳，则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奸” (14)‘诸葛亮枝后人视为智慧的化身，以至于’’状诸葛之智而近妖” (15)，可见是宣传者忽视了诸葛亮的智慧来源于“多闻” “多见”的调查研究之中。诸葛亮之所以在工作中很少失误，在于他遇事广泛征求别人的意见。南征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就是他善于听取和采纳别人意见的例证。还是清人张学山对此评之中肯：“武侯天下才也，非一己之才胜天下，乃合天下之才成一己也”、(16)

五、用心平，劝戒明，教之一德，严之以刑。

袁准说：诸葛亮“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

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君臣百姓之心欣戴矣。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17)诸葛亮深知历史上哪些有治世之名的文臣武将，无不身先士卒， 以德服人，以刑为约，赏罚分明。他位及人臣，仍能以身作则，不为功名所诱，不为刮禄所累，仍守“不求闻达”的初衷，当李眼劝他“宜受九锡，进爵称王”时，他不仅不受，还为了剖白自己的心迹，写了《答李严书》一文，证明自己之所以“鞠躬尽瘁”是为了“兴复汉室，帝还旧都”非为私利。（18) 诸葛亮熟读经书，深知凡治国者纯德治，不能使社会秩序井然，纯用刑不教而谓之虐；只有儒法合一先礼后兵，教之以德，严之以刑，才能“上下有节”左右有序。并明确指出。“明君治其纲纪，政治当有先后，先理纲，后理纪，先理令，后理罚，先理身，后理人。是以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19)入蜀后，他亲自主持制定了《蜀科》，又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以训厉臣子”。规章健全，制度完备，使吏民有章可循，民如廉耻，吏知荣辱， 以防止不教之杀的虐政出现。执法严办事公平， 是其为官的重要原则 他说“吾心年如种，不能为人作轻重”。尽忠益时省，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20)李平与诸葛亮同受先帝之托辅后主， 固假传君命，耍权术，摘阴谋，误了国家大事，诸葛亮上表把他削宕为民。马谩与诸葛亮亲如兄弟，“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 (21)。在北伐中，马谩违背诸葛亮的布署，畏乱逃跑，致使街亭失守，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诸葛亮罚不避亲，将马谩“下狱物故”。而对同时参战，忠实执行军命的王平进位封侯加官。街亭失守，诸葛亮也深感自己‘明不知人，恤事多暗”上表请求‘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22)在失败面前．对于功过是非，分理清明，敢于主动承提领导责任，其用心之平，雄人能说个不于。正是既注重思想教化，又严之以刑罚，”才使整个蜀汉社会“人怀自厉，道不拾遣，强不侵弱；风化肃然”。{23)正如陈寿评论的”“抚百姓，示仪轨，约百官，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戳；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24)

六．通权这变；因时制宜。

“通权达交，四时制宜”的原则贯穿请葛亮为官的始终。如公元214年，刘备夺取益州之后，为了打击巴蜀的豪强势力，诸葛亮厉行法制，刑罚竣怠，引起朝野人士的不同议论。其中法正就持不同意见，并举高祖刘邦入咸阳“约法三章”的事例来劝诸葛亮缓刑

驰禁。公元216年，渚葛亮写了《答法正书》一文，向法正指出；刘邦入咸阳“约法三章”，“缓刑驰禁”是因为“奏以无道，苛政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干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现在的情况与刘邦之时大不相同：“自焉以来……”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淅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 (25%26gt;因此，必颅威之以刑，才能使‘上下有节”；这充分体现了诸葛亮善通权达交，因时制宜，不因循守旧的辩证原则。再如诸葛壳对南中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方略，更值的后人仿效-南中少数民族，不满干汉人统治多次谋反。西汉时期的统治者对此多用手段处理有时一次就杀掉几万人。由于奉行大汉族主义，南中少数民族始终不服，刘备病逝的消息传到甫中，其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再度反叛。诸葛亮一反过去统治者的措施，实行他早年在隆中向刘各提出的“和抚”政策，对南中先礼后兵，以礼为主。先让李严“书晓喻”闺，但雍闺不知好歹，田谋反叛到底，诸葛亮不得不进军南中。虽然威之以兵，但仍用’攻心为上”的战略，仅用四个月就平息了南中叛乱。南中平息后他没有象往昔那样留汉人当官，而是“皆印其渠率而用之”。对那些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只要他能拥护中央政权，就留做地官员：有的还调到中央任职。对此有的人不理解，建议还是用双人统治为好，诸葛亮根据实际情况，分析留汉人的不利因素时说：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葡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度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 (26)诸葛亮权衡利弊，采用了让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这一上策，达到了‘夷汉粗安”的目的，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其群下以并尊二帝来告。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明正义，绝其盟好．诸葛亮作《绝盟好议》一文，反对与吴绝交，说明为使蜀“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魏肪东吴的军队》不得尽西，”必须维护与东吴的盟友关系，并派陈震前往祝贺。这都体现了缶葛亮遭权达变不墨守成规的辩证方法论原则。

七、为官—任、利民—方

为官一任，利民一方，始终是诸葛亮力官的原则。从大的方面说其宗旨是为了“兴复汉室，帝还旧都”，但考察和审视诸葛亮的一生，见他所到之处总是留下人们难以忘怀的痕迹。以至于诸葛亮先后，其子诸葛瞻在朝为官，“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星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日：侯之所为也’”。 (27)

诸葛亮从阻都到预章，又至襄阳，对各地生产技术，生活习俗，百姓疾苦，多有体察，从从军到为政其阅厉之丰富，是一般人所不及的。从政之后，为发展蜀国经济，积叔推行劝农政策，并兴修水利，注重农田灌溉。椐《一统志》载在金齿指挥使司城南15里处，有大诸葛堰和小诸葛堰，皆有灌溉之利：另据孙嘉淦《南游记》载：漓江初分，屈曲山间，史禄别凿一渠以通舟、诸葛亮在此基础上又续修水利设施，以灌农田，渠上有武侯祠。诸葛亮还在南中推行以农为主的开发政策，命令各郡太守，组织屯田，把北方的生产技术带到南中去。杨慎在《滇权载记》中说“诸夷慕侯(指亮)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馀发展农业外还在南中修桥铺路，开发矿山，以繁荣南中经济。西南边陲至今有的菜称为诸葛菜，树称之诸葛木，或许是诸葛亮从中原引进的品种以发展当地经济。诸葛亮在南中时还在尊重当地习俗的基础上作一些能使当地人接受的改革。据高承《云南记》载：南中风俗，兵每出征，必先杀人祭神，以求神阴兵以助之。而诸葛亮“杂用羊豕肉，而包之以面，象人头以祀，神亦享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细查史书，诸葛亮为西南边陲的文明发展做出了大量贡献。中国历史上的大小官吏，可说是多于牛毛，而为相者也成千上万，而能象诸葛亮仅在27车的政治生涯中为后人留下如此之多的文化财富者，却是空前绝后的。难怪关于诸葛亮的美好故事在他生前死后总是不分民族，不分国界，不分时限地被人们传顶着，究其原因，无不与诸葛亮—生的为官之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自古至今，人生在世，总不超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为政者更不希望自己给人留下骂名。然而往往有些人不注重自己的为官之道，忽视了官德修养。甚至为了追名逐利，而贪赃枉法，为求“闻达”而不择手段。特别是今天在改革开放中，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见利忘义，守不住原则，管不了自己，置国家，集体，人民于不顾，以身试法，成为人民的罪人。

我们研究诸葛亮，目的是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决不能仅咬文嚼字，无病伸吟，更不能全盘继承。而应该找其有用者加以弘扬。诸葛亮为官之道的七条原则，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唐代宰相裴度对此评论说：“法加于人也，虽死而无怨，德及于人也，虽奕叶而见思……若其人存其政举，则四海可平，五服可倾”(28)。我们今天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注重人们的道德教化，特别是官德建设，而诸葛亮的为官之道，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对于我们倡廉，或许有些借鉴意义。

作

者：朱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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