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开始，曹操就没有一天舒坦过。如果说建安二十年“曹操平定汉中地，张辽威镇逍遥津”是辉煌的战绩，那么从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称魏王起，曹魏真的开始运交华盖了。

建安二十一年冬曹操到居巢，攻濡须不克。

建安二十二年，曹魏境内遭遇罕见的瘟疫，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元月，曹操主力屯巢湖，三月才走，留夏侯敦、曹仁、张辽在此。

冬，刘备派遣张飞、马超、吴兰等屯下辩。

建安二十三年，正月，耿纪、韦晃谋反，被。

四月，代郡、上谷乌丸无臣氐等反叛，遣曹彰征讨。

秋七月，起兵，西征汉中，九月，大军到长安。

冬十月，宛城侯音等谋反，派曹仁征讨。也正是在这一年，陆浑孙狼起义，关羽授予其印绶。

二十四年春正月，夏侯渊战死。三月到汉中，不克。

五月放弃汉中，回军长安。

与此同时，孙权在合肥蠢蠢欲动。

秋七月庚子，刘备称汉中王，授予关羽假节钺，关羽攻曹仁于樊城，曹操立刻派遣于禁增援曹仁。

八月，大雨，汉水泛滥，于禁“七军尽没”，关羽威镇华夏，曹操甚至要迁都逼其锋芒。

九月，魏讽反。

此时如果刘备北出关中，孙权再出合肥，天下事未可知，遗憾的是，两个没有一个实现的，后者更是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关羽的失败几乎成为必然。

十月，孙权向曹操“称藩”求和，曹操命徐晃屯宛，亲自率大军屯摩坡，召集天下兵马到此作为后援。

闰十月到十一月期间，徐晃破关羽，樊城围解，吕蒙率领吴军偷袭公安、南郡，守将糜芳、傅士仁投降，刘封孟达未发一兵，关羽无家可归，只有西走川中。

孙权派遣陆逊破夷陵，潘璋、朱然断关羽西走之路，关羽在麦城伪降，被识破。

十二月，走临沮，被吴将马忠擒获，父子归神，孙权将其首传至洛阳，身首异处。

此时曹操可以缓一口气了，可惜只到第二年（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的元月，他就死了，同年曹丕篡汉。

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到十二月初，前后五个月，就是襄樊战役阶段，此次战役三方直接参战兵力十余万，是全部三国战役中情节最为曲折，勾心斗角最为严重，其争论也最多的一次战役，从七月到十月是关羽主动进攻阶段；从闰十月徐晃反攻，吕蒙偷袭荆州，是魏吴联合进攻阶段；十一月，关羽被困当阳麦城，到十二月初败亡，是战役收官阶段，时间不久。

二、荆州纠纷 （1）剪不断，理还乱

东汉末年，刘表有荆州，带甲十万。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刘表病死，其子刘琮投降曹操，曹操遂有荆州。紧接着，曹操失利于赤壁，引军北还。建安十四年，周瑜破曹仁，占据江陵，刘备只有江南四郡，于是提出“借荆州”，孙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答允，并将妹妹嫁给刘备，两家联姻。

结果“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建安十六年，刘备入西川，建安二十年得蜀地，“孙权以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刘备说：等我得了凉州再给你荆州。孙权如何不恼？“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两家眼看就要翻脸。

这时，曹操破张鲁占汉中，刘备连忙将三郡交给孙权，自己回到西川抵御曹操。孙刘联盟算是暂时得以保全。但从此以后，两家对荆州的注意力就没有减弱过。

而曹操方面，他占据的是襄阳、樊城、宛一代的荆北地区，对于孙刘的威胁他当然不会无视，在建安十六年到建安二十年期间，由于刘备致力于蜀中，而曹操破关中，称魏公，下江南，没有空闲对荆州有动作，所以在荆州地区这四年间曹刘没有很大的冲突。这很大程度上是马超和孙权的牵制导致的。

但正如孙刘的关系在建安二十年发生变化一样，曹操占汉中，汉中争夺战成了焦点，荆州也由曹刘对峙变成了曹孙关的三方对垒，表面是孙刘联盟。

建安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间，曹魏在汉中和合肥两面受敌，疲于奔命，荆州似乎被大家遗忘了，但大家心知肚明，这种表面平静的状态就象一个火药桶，不能有一点火星。

建安二十三年，当汉中争夺呈胶着时，曹操决定亲征汉中，与此同时，由于荆北出现“侯音、张狼”之类的反叛，而且关羽已经有所动作（注一），曹操把他手中唯一可以用来抵挡关羽稳定局势的棋子安在了襄阳背后的樊城，他就是曹仁。

于是，建安二十四年的那场大戏的三个主要人物到齐：“荆州关羽、樊城曹仁、陆口吕蒙”。

（2）枢纽江汉，砥柱江南

饶胜文先生所著《布局天下》，对湖北的形式有详尽的论述，“湖北居长江中游上通巴蜀，下达东南，在上下游之间居枢纽性地位”。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简单说就是，占据蜀的一方要占据荆州，这样才能保证巫山之险；占据东南的一方

更要占据荆州，这样才能“全据长江”；而曹魏也希望占据荆州，尤其是襄阳，这样才能保证许都的安全。 而关羽所攻的襄樊，被魏国称为“国之巨防”，可见其重要性。《布局天下》说：“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襄阳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实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

对于另一个重要据点江陵则说：“若就两湖盆地的内部形势而论，其重心则在江陵。江陵地处江汉平原，交通便利，经由长江可以连通东西万里。以江陵为中心，北据襄阳，南控湖湘，东连武昌，西守西陵，足以撑开两湖形势，足以应接四方”。

于是，襄阳和江陵便成了孙刘曹三家争夺的关键。

三、关羽北进和曹操的增援

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刘备斩夏侯渊，三月曹操到汉中，五月放弃汉中回长安。秋七月，刘备称汉中王，授关羽假节钺，关羽攻樊城，曹操派遣于禁增援曹仁。与此同时，孙权图谋攻合肥（注二）。

关羽南围吕常于襄阳，北攻曹仁于樊城，于禁到，屯于樊城北，按常理，于禁的三万步骑足以解樊城围，因为关羽兵多不过三万，但天不做美，曹魏运交华盖。

八月，“大霖雨，汉水泛溢”，关羽究竟用了什么办法没有详细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大水来时，关羽军皆有船坐，而且善于水战，于禁军只有跑到高岗上躲避（注三），而根据温恢所说：“今水生而子孝县军，无有远备。关羽骁锐，乘利而进，必将为患”，曹仁的“县军”应该是从建安二十三年十月曹仁到襄樊时所领人马，期间又经历平侯音，曹仁可以准备的时间远远不如关羽，而于禁所领“七军”看来是没有水战斗具和经验的，否则也不会大水一来全慌神，没淹死几个而全成了关羽水军的俘虏（注四）。

于禁所领“七军尽没”，又有“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而且关羽派遣小分队深入到曹魏境内（注五）。伴随着“左将军，假节钺，曹魏外姓第一将于禁同志”的兵败投降，魏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投降关羽，九月，魏讽反，关羽“威镇华夏”，曹操开始考虑迁都避其锋芒。

幸亏司马宣王和蒋济劝说曹操：“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

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原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于是，曹操停议迁都，派遣徐晃屯宛，随时准备再次增援樊城。 在建安二十四年十月之前，关羽取得了大大出人意料的战果，而这与关羽多年的精心准备和正确的战术是分不开的，这些在后面会有详细论述。

但“人苦于不知足”，尤其是被突如其来的巨大胜利冲击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利令智昏”的情况。关羽就是这样，他忽视了背后曾经在益阳对峙过的“盟友”。

四、东吴袭荆州和徐晃逐关羽

关羽“威镇华夏”，孙权的脸是越拉越长，心也是越来越痒。脸长是因为妒忌关羽的战果，心痒是因为没有关羽的荆州就在眼前。

孙权这头一“长”一“痒”，那边都督吕蒙则是如坐针毡，他也想“为主尽力”，奈何关老二临走前在江边弄了一堆江防岗哨，数年来又苦心经营江陵，其城坚固，他没有一举成功的把握（注六）。要知道“在朋友背后捅刀子”这事怎么说也不光彩，即使这个“朋友”很强横很令人讨厌，而如果“背后捅刀”还没能成功，再让关老二察觉了赶回来，落个无功而返甚至损兵折将，那东吴这脸就不用要了。

所以孙权和吕蒙在偷袭荆州这件事上是反复权衡，考虑再三，慎重而再慎重才下的决心。

见《三国志·吕蒙传》：“蒙乃密陈计策曰：‘（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

又有：“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

又见《三国志·陆逊传》：“吕蒙称疾诣建业，逊往见之，谓曰：‘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蒙曰：‘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逊曰：‘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见至尊，宜好为计。’蒙曰：‘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蒙至都，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

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权乃召逊，拜偏将车右部督代蒙。” 而且孙权君臣对于这件事是属于绝密文件，除了陆逊和虞翻几个人外，不敢有丝毫泄露，《三国志·全琮传》说：全琮看关羽北进，对孙权说是袭击荆州的好时机，但孙权装傻充愣，愣是说没这事，直到偷袭成功，孙权才亲自来对全琮解释“君前陈此，孤虽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这样做就是怕“事泄”。（注七）

但是，如此机密的事情，对亲近大臣都不说，却对曹操说了(注八）。

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孙权向曹操“称藩”，两家结成秘密同盟，孙权矛头指向荆州。

孙权这么相信这位“新盟友”？当然不是，他是想先让曹操出兵攻击关羽的北进部队，让两家斗个两败俱伤自己再出兵，勾心斗角可见一斑。

孙权这头与曹操一通气，曹操是干什么的？在风口浪尖滚打的几十年，孙权这点花花肠子他还看不透？董昭说得好：“这事原本咱们不应该说出去，毕竟是新盟友的机密，可事情在这摆着，把这个消息散布出去给关羽知道，则可以稳定樊城军心，又可动摇关羽，但以关羽的性格，他又不会轻易回军”（注九）。曹操一听正中下怀，只说一个字：“善！”其实心里指不定在说董昭这家伙说了我没法说的话。

尔虞我诈，总之都不是善男，可怜就把关圣帝君蒙在鼓里。

但是散布消息归散布消息，万一樊城在这几天失守了，那可非同小可，所以还是要派大将去解围，而这员将非屯兵阳陵坡的徐晃不可。

曹操已经把立刻可以调拨的精锐部队给了于禁，导致徐晃所“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曹操命徐商、吕建告诉徐晃：“须兵马集至，乃俱前。”

其实就算没有曹操的命令，徐晃也不会轻易造次，“(于）禁与张辽、乐进、张郃、徐晃俱为名将”，有于禁全军覆没的前车之鉴，徐晃怎能不小心？

徐晃看关羽把阻援部队安排在偃城，就耍了个心眼，他“诡道作都堑”，扬言要断关羽的归路，关羽中计，“烧屯走，（徐）晃得偃城”，徐晃连营稍前，迫近关羽围。

但由于没有曹操调拨的部队，他不敢用“新卒”立刻去攻关羽解救曹仁，《三国志·赵俨传》记载：“晃所督不足解围，而诸将呵责晃促救”，赵俨说：关羽的包围圈十分牢固，我们兵少，难以解救，要与围内的曹仁取得联系之后，再内外夹击。于是把里应外合的消息用弓箭射入樊城，同时把孙权将要袭击江陵的消息也散布给关羽，这一招只能说真“损”。

此时曹仁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三国志·曹仁传》记载：“（曹）仁人马数千人守城，城不没者数板。羽乘船临城，围数重，外内断绝，粮食欲尽，救兵不至”。曹仁一度考虑放弃樊城，满宠制止了他，于是曹仁、满宠“沈白马”，誓死守城。 终于，徐晃等到了曹操调拨的正规军：“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一营最多不超过一千人，十二营充其量万把人，再加上原有的新卒，也就是两万人，但对于徐晃已经足够了。徐公明长驱直入，破关羽“鹿角十重”，又击退关羽的阻击部队五千人，城内曹仁也杀出，樊城围解。

后来曹操视察战地，称赞徐晃说：“吾用兵三十馀年，及所闻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长驱径入敌围者也。且樊、襄阳之在围，过于莒、即墨，将军之功，逾孙武、穣苴。”

可见与徐晃“名将并称”的于禁如果与关羽一刀一枪的陆战对峙，胜算不小，可惜时运不济，赶上了大水，旱鸭子遇上大水只完蛋了。

就在徐公明大战沔水的同时，曹操大军屯摩坡，并召集张辽、裴潜等天下兵马会集（注十），他怕徐晃兵少，救不了曹仁，一度要亲自去战关羽，被桓阶劝阻（注十一）。

关羽被逐回汉水南，用战船在汉水阻止曹军追击，同时，曹操勒令各军不得追击关羽，为什么？因为东吴吕蒙已经偷袭了荆州，关羽此去，必然凶多吉少。

一枝笔写不了两家事，就在徐晃解樊城围的同时，吕蒙已经率领东吴兵“白衣渡江”，破了老二的江防岗哨，并兵不血刃的取得公安、江陵。

关羽留麋芳、傅士仁守此二地，包括潘浚在内的数人都与关羽不睦（注十二），《三国志·关羽传》记载：“ 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才让孙权下定决心占据荆州的，而之前陆逊的一封“忽悠信”更是让关老二飘飘然。

吕蒙为了使关羽疏于戒备，自称身体不适，回建业治病，将陆口防务交给当时还籍籍无名的陆逊，陆逊上任伊始就大大忽悠了关羽一番，关羽看后很可能已经象上次诸葛亮夸他那样把信“以示宾客”了，随即，我们的关老爷就把荆州守军再次抽调到樊城前线，因为他认为区区东吴早就被他威镇华夏的气势镇住了。

可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关羽太小看吴人了。

建安二十四年闰十月，孙权命吕蒙、陆逊为前部，溯江而上，占据空虚的江陵，同时派遣蒋钦率领水军万人出汉水，封锁关羽“水军精甲”（注十三）的退路。

并于十一月，命陆逊占据夷陵，潘璋、朱然临沮断关羽西走之路。

五、走麦城

关羽败走到麦城一线时已经是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了，面对他曾经亲手修筑的城池成为他人之地不知关二爷做何感想（注十四），而实际此时关羽完全有能力复夺荆州或是西走川中，因为荆州主力部队还控制在他手中。

但是，这时吕子明用了一招釜底抽薪，关羽军彻底崩溃，《三国志·吕蒙传》记载：“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怃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会权寻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

关羽在当阳麦城一带徘徊近一月，士卒离散，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孙权派人招降关羽，关羽伪降，被吴人识破。走临沮夹石之地，被吴将潘璋部将马忠擒获，受诛。

陆逊等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彻底稳定荆州，看来陆逊说关羽“已据荆州，恩信大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是“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导致地方守将有不降的人（注十五），而一方大员却都背叛了他。

此时“曹征南”也终于可以意气风发的去见曹操了（注十六）。

总之，魏吴都挺高兴，惟独苦了刘备。

建安二十六年，刘备称帝，随后发动夷陵战役，结果兵败将亡，这都是后话。

而建安二十四年底的曹操是既喜又悲，喜的是曹魏集团从建安二十二年以来的阴霾终于一扫而光，悲的是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而且孙权把他曾经的大将关羽的首级送到了他的面前。第二年元月，曹操病逝，临死前命令：“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

六、曹（A）、刘（B）、孙（C）三家在襄樊战役各时期的兵力探讨

（1）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到十月

A.关羽兵力史书没有记载，再联系他可以将于禁的三万俘虏押解荆州的同时包围樊城，那么关羽首批投入樊城的兵力已经在数万人，究竟是几万，只能说个大概了，也许是四万，也许是两万，而曹操与桓介的对话说徐晃兵太少似乎可以作为一个左证，多于两万。只是在后期关羽又调的一次江陵兵到前线，那关羽首批投入的兵力是两万多到三万多人之间也就比较合理。

而在对峙益阳时，关羽已经可以带三万人马，但是别忘了，建安二十年刘备带五万兵下益阳，临走时是不是把一部分原荆州兵留给关羽了呢？更何况这是在四年前的的时候。

所以，关羽在威镇华夏阶段，手中的总兵力大概有四万到五万人比较合理，投入到樊城前线的大概有两万多到三万，有相当一部分兵力是留在后方防止东吴的。 B.曹仁的兵力倒是说了一点“数千”，从战役进程看襄阳吕常的兵力不会超过曹仁的兵力，曹魏在襄樊一带的防御兵力也就是一万多人。

但这样计算有一个问题，庞德的兵算在哪？《三国志·庞德传》记载：“侯音、卫开等以宛叛，德将所领与曹仁共攻拔宛，斩音、开，遂南屯樊，讨关羽。......仁使德屯樊北十里，会天霖雨十馀日，汉水暴溢”，很明显，庞德一开始并没有说隶属于于禁，等于禁到了之后，庞德安排在了于禁附近，后来人们就把庞德的部队也算进于禁的部队。

庞德是带着曹仁的主力驻扎城外吗？如果是，那于禁失败的责任就不大了，要怪庞德这个“指挥官”，如果不是，庞德只是带很少一部分人马跟随于禁到在城外驻扎，那对于曹仁总兵力的记载就说得通了。

《华阳国志》记载：“魏王遣左将军于禁督七军三万人救樊，汉水暴长，皆为羽所获”。

《三国志·孙权传》记载：“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

《晋书·宣帝纪》记载：“及蜀将羽围曹仁于樊，于禁等七军皆没”。

一目了然，“七军”的统帅是于禁，庞德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以。可见曹魏在早期在襄樊地区安排的兵力并不多，只是在附近留有大量机动兵力随时准备增援，所以关羽进攻樊城，于禁马上就赶到支援了。

C.讨论这个阶段吕蒙的兵力没有很大意义，他不可能把主力安排在陆口打草惊蛇，也就是几千人做做样子而已，东吴的主力在中东部地区，直到关羽看陆逊接班，调兵北上，“（孙）权乃潜军而上（陆口）”。

（2）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到十一月

A.这一阶段关羽部队的变化不大，虽然有流寇的投靠，但其总数量不会多太多，只不过他又把一部分荆州守军调到了樊城前线，调多少我们不知道，《三国志·吕蒙传》记载：“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或许是万人，或许是几千，关羽前线部队的数量达到三万以上。

B.曹魏的兵力调动则很大，首先于禁“七军”完蛋了，不得不把新兵派给徐晃去宛屯扎，数量也很少，直到曹操把十二营给徐晃，徐晃才有了不足两万人，再加上曹仁的部队，魏军在襄樊地区的兵力并不占优，只是，真正的大军在摩坡。

摩坡在今天平顶山附近，南阳位于襄樊到平顶山的中间。曹操接到孙权的“称藩”

书，立刻命夏侯敦、张辽、裴潜等人率领“二十六军”的一部分聚集摩坡，只是这披部队没有直接参加襄樊战役。而且魏吴双方在合肥一带都留有相当兵力（注十七）。 此时曹操准备用来抵挡关羽的兵力几乎是他的半数军力。

C.孙吴用多少兵偷袭荆州于史不载，但我们可以做个大概统计。

《三国志·陆逊传》记载：“遣将军李异、谢旌等将三千人，攻蜀将詹晏、陈凤。......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等合夷兵数千人，首尾西方。逊复部旌讨破布、凯。布、凯脱走，蜀以为将。逊令人诱之，布帅众还降。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

《三国志·潘璋传》记载：“权征关羽，璋与朱然断羽走道，到临沮，住夹石。”

《三国志·诸葛瑾传》记载：“后从讨关羽，封宣城侯，以绥南将军代吕蒙领南郡太守，住公安”。

《三国志·朱然传》记载：“建安二十四年，从讨关羽，别与潘璋到临沮禽羽，迁昭武将军，封西安乡侯”。

《三国志·丁奉传》记载：“少以骁勇为小将，属甘宁、陆逊、潘璋等。数随征伐，战斗常冠军。每斩将搴旗，身被创夷”。

《三国志·孙皎传》记载：“后吕蒙当袭南郡，权欲令皎与蒙为左右部大督......禽关羽，定荆州，皎有力焉”。

虽然甘宁没有记载，但从《丁奉传》来看，这位大将也应该到了荆州，只是由于没有大战事，没有记载，或是甘宁当时的身体已经不行了。

可见东吴其实精锐尽出，期在必克，正如前面所说，“如果‘背后捅刀’还没能成功，再让关老二察觉了赶回来，落个无功而返甚至损兵折将，那东吴这脸就不用要了”。其兵力单陆逊一部就有万人的数量级，其余将校就算比他少，可还有吕蒙的精锐部队呀！

《三国志·吕蒙传》记载：“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冓鹿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

《江表传》记载：“武陵部从事樊胄诱导诸夷，图以武陵属刘备，外白差督督万人往讨之。权不听，特召问浚......即遣浚将五千往，果斩平之。”

可见孙权是动辙上万的调动兵力，再联系夷陵之战陆逊所督兵五万可知，此次行动主攻方向孙权很可能动用了四到五的主力部队。

但是，这还不是孙权动用的全部兵力，因为还有蒋钦的一万水军去汉水夹击关羽水军。

《三国志·蒋钦传》记载：“权讨关羽，钦督水军入沔”。

为什么说他是一万水军？《三国志·吕蒙传》记载吕蒙语：“（今）征虏守南郡，

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 可见，东吴几乎动用了可以动用全部兵力进攻荆州。关羽是在用三、四万人对抗孙曹的大半精锐，即使糜芳等人不投降，其结局也未必好到哪去。

（3）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到十二月

A.关羽的军心由于吕蒙的釜底抽薪开始崩溃，士卒四散，只有保麦城而已。最后伪降被识破，只有“十馀骑”走，被“朱然、潘璋断其径路”，遭擒。

B.曹操一面命令部队不准追击关羽，一面将众将召集到摩坡慰劳。

C.孙权一面占据宜都，当川口，一面肃清关羽在荆州的残余势力，估计那三万俘虏也都遣返回北方了。

七、小节关羽的成败

关羽被刘备委以重任，董督一方并不是偶然的，曹魏认为整个刘备军“名将唯羽”也不是空穴来风。

关羽镇守荆州数年，筑城、造船、练兵，积极备战（注十八），这从军事角度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外交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太过张扬很容易引起友临的警惕，更何况是在火药味十足的荆州地区？所以也怨不得人家孙权提心吊胆的。

我在《蜀汉上将军》一文中说“关羽具备侠素质”，是因为关羽这个人的性格，“刚而自矜”，看看他与同僚的关系，与孙权的关系就可见一斑。所以他的失败也不是偶然的。

关羽如果仅仅是带兵打仗，有人为他料理后方事物，那他是所向无前：

a.他不打坚城襄阳，用水军隔断汉水监视襄阳，北攻城郭不坚但却屯扎魏军襄樊主力的樊城。避免攻坚战，寻求消灭魏军的有生力量，这样做明显就比诸葛亮“十全必克”一步一个脚印的走高明。

b.合理的分配兵力，单看关羽对于前线兵力和后方兵力的比例，是很合理的。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关羽在战役初期能够在前线取得优异战果的同时，保障后方的安全。具体到前线兵力的部署同样十分合理，关羽的部队是属于水陆两栖作战，所以在汉水边上灵活性很大，也正是这个原因，关羽在汉水附近对抗曹魏主力时是没有很大风险的，进退自如，可攻可守。

c.关羽威名素着，张辽和徐晃都很敬佩他，而那些啸聚山林的绿林人物对关羽更是理敬有加，所以关羽举兵，许昌以南很多地方迎接关羽，成全了关羽“威镇华夏”。

军事能力是强的，但作为一方统帅，其外交和人事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孙）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

即使说孙权取荆州是战略需要，关羽的这一举动也起到了刺激作用。 而当面对曹魏、孙吴的策士团时，其智谋不足也就暴露无遗了。

八、曹魏是如何度过这艰难的半年的

建安二十三年，刘备对汉中发动总攻，曹操一面要留二十六军在居巢，一面要赶奔汉中增援，这时襄樊一线出现数次叛乱，关羽磨刀霍霍，怎么办？不可能放着夏侯渊不管把主力留在襄樊，也不能把襄樊当成真空地带，的办法就是派一员上将率一部分兵力守襄樊，同时还要准备增援他，于是曹仁被安排在此。

曹子孝是建安二十三年十月之前到任，此时曹操兵到长安。

建安二十四年元月，曹仁和庞德破侯音，还屯樊。五月，曹操从汉中退回长安。七月，刘备称汉中王，关羽假节钺。

于是襄樊战役爆发，曹仁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全部兵力屯扎在襄阳，而是在樊城（注十九），原因恐怕是他怕自己兵少，一旦关羽断了汉水，曹仁将进退不得，魏军连增援无法增援，所以曹仁的这个部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陆浑孙狼叛乱，关羽乘利而进，曹仁“县军”难以抵挡，此时在长安的曹操一道命令就把原有的机动部队交给于禁投入到襄樊战场。

正如前面所说，按名望和功绩，于禁只在徐晃之上不在徐晃之下，但同样是名将，其结局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只能说于禁的运气实在不好。人们总说关羽“水淹七军”，可很遗憾，这只是《演义》才有的，各类历史记载没有一字提到是关羽策划的这场行动。我们要怪于禁就怪他为什么在雨季不把部队安排在高地呢？从记载可知，魏军被淹死的并不多，可见其水不是突然来的，正如蒋济所说：“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如果于禁警惕一点，也就不用等大水来时再往高地上跑了。

于禁失败后，曹魏在襄樊一线原有的防御体系已经开始崩溃。所以曹仁考虑放弃樊城，所以魏讽看准这个时机谋反，所以曹操打算迁都，所以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投降关羽，所以所以说关羽“威镇华夏”。

这时曹操手下的谋士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中明文记载这几个月中为曹魏出谋划策的人多达七人，他们是：蒋济、司马懿、满宠、温恢、赵俨、董昭、桓阶。

一场战役一方就有七人出谋划策，可见襄樊战役的意义和曲折程度。

阻止曹操迁都、激励曹仁守樊城固然重要，联合东吴这步棋也同样关键了，三国鼎立就是一个均势问题，其平衡一旦被打破，孤立的一方就很被动。

而徐公明严守阵地，在没有胜算情况下不急于救援，等到拔除关羽外围据点后再里应外合，总攻关羽，终于破“鹿角十重”，把关羽逐回汉水以南，无愧名将之称。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东吴去做了。

九、小节东吴

早在孙策时期东吴就对荆州垂涎三尺，而鲁肃更是把取荆州当成国策，只是刘备赖着不走才没有实现。

关羽镇守荆州一直是积极备战，孙权由于合肥方面牵制不敢得罪关羽，于是两家暂时和缓。但是，当关羽北进时，孙权的目光就已经移到了荆州，直到关羽威镇华夏，孙权再也坐不住了。

与曹操结成秘密同盟之后，孙权开始一步步筹划偷袭荆州。

首先，从陆口召回吕蒙，用陆逊代替，麻痹关羽。

其次，充分掌握江陵守将的情况，做到万无一失，《三国志·虞翻传》记载：“后蒙举军西上，南郡太守麋芳开城出降。蒙未据郡城而作乐沙上，翻谓蒙曰：‘今区区一心者麋将军也，城中之人岂可尽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从之。时城中有伏计，赖翻谋不行”。

另外，在偷袭时用水军封锁汉水，迫使关羽主力从陆路南撤，同时占据通向川中的道路，把关羽困死在麦城。

在精锐尽出的情况下，吕蒙还玩了一招“杀鸡儆猴”、“釜底抽薪”，真是非要把关某致于死敌而后快，所以说“曾经的朋友成为敌人，这才是最可怕的敌人”。

这或许也是很多人对东吴不感冒的原因吧。

十、襄樊战役时刘备在干什么？

这个问题历来争议颇多，深纠其原因是还因为三国时期蜀国史料多遗漏和记载不详，导致整个蜀在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到十二月间没有任何明确行动记载。

于是大家开始猜想：是不是关羽根本就已经脱离了刘备独自行动？

如果单看襄樊战役时蜀的“沉寂”，似乎这个说法可以说通，但是，联系正史的记载，这种假设显然又说不通（注二十），那到底刘备在干什么？

按照“隆中对”的说法：“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可我们只见上将关羽将荆州之军向宛洛，却没有看到刘备率益州之众出秦川，岂不怪哉？

《三国志·刘备传》在记载刘备称汉中王后就用了一句话概括：“还治成都。拔魏延为都督，镇汉中”。

而翻便《三国志》、《资治通鉴》也没有看到建安二十四年下半年蜀有什么大的军事动作，只是在《三国志·廖立传》中有一点记载：“昔先（主）不取汉中，走与吴人

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郃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后数丧师众也”。 “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这句就是说刘备因为到汉中太晚导致关羽败亡。

刘备是什么时候到的汉中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八、九月时刘备不可能在汉中，因为他“还治成都”了呀，而在建安二十五年七月之后他也不可能在汉中，因为那一年七月刘封跑到成都向刘备请罪，在此之后他就开使准备称帝伐吴了。

时间缩短到了一年的范围，但这个范围对于只有五个月的襄樊战役来说还是太宽泛，那我们就再缩短一下。

刘备回成都干什么去了？《典略》记载：“备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馀区”，刘备造这些干什么？呵呵，目的很明显呀，改善北上的运输问题。这四百区的管舍也许要等建造完刘备再北上，也许是在建设中刘备就北上了，我们无法得知，我们只能知道，在八月后十月之前不会在汉中。

《资治通鉴》记载：（建安二十五年五月），麹演反叛，“将军郝昭、魏平先屯金城，受诏不得西度”。为什么不让“西度”？会不会是因为那段时间之前刘备在汉中威胁关陇？算是一种假设吧，后来郝昭等人还是发兵解决了这个问题，说明刘备即使在汉中也不会有什么动作，当然更有可能是因为刘备当时刚刚离开汉中而朝廷不知道，所以郝昭才会出兵而能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不算证据的假设当作证据。

所以，刘备可能再出汉中的时间还是卡在建安二十四年闰十月到建安二十五年七月之间。

而在《裴注引魏书》以及《典略》有段很有意思的记载：《魏书》“备闻曹公薨，遣掾韩冉奉书吊，并致赙赠之礼。文帝恶其因丧求好，敕荆州刺史斩冉，绝使命”。《典略》“备遣军谋掾韩冉赍书吊，并贡锦布。冉称疾，住上庸。上庸致其书，适会受终，有诏报答以引致之。备得报书，遂称制。”

记载是说：刘备听说曹操死了，立刻派韩冉去吊丧。

按常理这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考虑孙权杀关羽，曹操厚葬关羽头颅或许可以看出一点蛛丝马迹：刘备有可能在试探着与曹魏结好，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为关羽报仇攻孙权。只不过曹丕反映不是很友好。如果按《魏书》：当时魏荆州刺史是夏侯尚，韩冉没有到洛阳，否则也不用荆州刺史去杀他。按《典略》韩冉能“住上庸”则是在建安二

十五年七月之前（此时孟达未反），而又说“适会受终”，则在四月左右。 总之对于无法明白的疑问我们不讨论，只是韩冉在这个时候到上庸不禁让人要问：刘备在哪？

无论刘备是在汉中还是在成都，由于东吴已经占据夷陵，韩冉要到上庸只有从汉中去，刘备当时也许就在汉中，当然，仅仅是也许。

说了半天，我们还是只能把刘备再入汉中的时间缩短到建安二十四年闰十月到建安二十五年四、五月间。

如果我们假设刘备真想出关中或沿汉水东下，他是不太可能在隆冬即将来临的年底出兵的，古代出兵讲究季节和时令，还要择良辰吉日，看《三国志》中记载的出兵时间，绝大多数是在春秋季节，也有夏季，但隆冬开始用兵的现象几乎没有。于是乎，刘备再出汉中的时间昭然若揭：建安二十五年春。当然，他也可能是在更早一些的时间赶到汉中，但不会早在关羽失利前。

刘备如果是要救关羽夺荆州才到汉中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他应该是从川口沿江东下，而不是从汉中沿汉水而下。由于通讯条件的限制和孙吴对消息的封锁，刘备得知的其实是一两个月以前的事情，孙权是在闰十月到十一月才拿下荆州，刘备得知消息的时间差与前面论述吻合。

只是这个假设还是缺乏史料依据，也许在一些“郡志”或“县志”或“碑文”中会有蛛丝马迹。

那刘备最佳的出汉中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我们可以大胆的说：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八月到十月期间，此时关羽威镇华夏，魏讽反，孙权还没有与曹操结盟，虽然张合、曹休、曹洪、郭淮等人在关中，但刘备乘胜出战，胜算不小。

我们能怪刘备吗？不能。因为四年汉中战“男子当战，女子当运”，蜀中百姓负担已经到了极限，必须休整，同时，蜀道难行，攻汉中因为路线短还好办，可如果攻关中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所以刘备要先造“四百区馆舍”，解决运输问题。

其实仅仅半年的休息时间对于蜀汉是很短暂的，但对于瞬息万变的襄樊战役却是漫长的。

只能说整个事情太巧了。襄樊战役变数太大，谁也没有把握预测将来，关羽七月攻樊，八月破于禁，九月威镇华夏，取得了令人预想不到的战绩，刘备希望关羽再打一打，进一步吸引曹操主力是很正常的想法，更何况既使关羽打不赢退守江陵也还是起到吸引曹操主力的作用，谁也不知道孙权会在这时突然翻脸，弄得关羽无家可回。

另外，刘备也许没想到曹魏折腾了这么几年，刚在汉中失利却还能这么顽强和迅

速对关羽做出反映。 由于通讯条件的限制和孙吴对消息的封锁，刘备得知的其实是一两个月以前的事情，得知失荆州和关羽死讯不会早于建安二十四年底甚至二十五年初。

刘备在建安二十四年底到建安二十五年初再出汉中显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前不能出关中呼应关羽，后不能制孟达保守上庸，正如廖立所说：“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

只不过廖立是在骂娘，把谁也无法把握的局面全都怪罪到了刘备身上，所以诸葛亮说他“诽谤先帝”也不是没有道理。

最后补充一下，刘备在得知孙权占据荆州关羽失败后，肯定是马上汉中回成都，所以他即使出汉中，时间也一定很短，甚至连应有的准备都没有齐全就回来了，也许正是如此，各类历史记载才没有提到这一点。

当然，如果刘备压根就没有再出过汉中，那么以上论述就没有意义了。（那岂不是写了一堆废话？）

十一、结局

关羽死了，孙权得了荆州，但获利最大的是曹操。

《三国志·赵俨传》：“仁会诸将议，咸曰：‘今因羽危惧，必可追禽也。’......太祖闻羽走，恐诸将追之，果疾敕仁”。

建安二十四年冬天就已经开始了夷陵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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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三辅决录注》曰：(建安二十三年）时关羽强盛，而王在邺，留必典兵督许中事。

（注二）《三国志·温恢传》：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攻合肥，是时诸州皆屯戍。

（注三）《三国志·于禁传》：禁与诸将登高望水，无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

（注四）《三国志·孙权传》：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

（注五）《三国志·满宠传》：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掎其后耳。

（注六）《三国志·吕蒙传》：“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

（注七）《三国志·全琮传》：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将关羽围樊、襄阳，琮上疏陈羽可讨之计，权时已与吕蒙阴议袭之，恐事泄，故寝琮表不答。及禽羽，权置酒公安，顾谓琮曰：“君前陈此，孤虽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于是封阳华亭侯。

（注八）《三国志·董昭传》：及关羽围曹仁于樊，孙权遣使辞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军之围，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备。”

（

注九）《三国志·董昭传》：昭曰：“军事尚权，期于合宜。宜应权以密，而内露之。羽闻权上，若还自护，围则速解，便获其利。可使两贼相对衔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使权得志，非计之上。又，围中将吏不知有救，计粮怖惧，傥有他意，为难不小。露之为便。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注十）《三国志·张辽传》：关羽围曹仁于樊，会权称籓，召辽及诸军悉还救仁。辽未至，徐晃已破关羽，仁围解。辽与太祖会摩陂。 《三国志·裴潜传》：太祖次摩陂，叹其军陈齐整，特加赏赐。

（注十一）《三国志·桓阶传》：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问群下。群下皆谓：“王不亟行，今败矣。”阶独曰：“大王以仁等为足以料事势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遗力邪？”曰：“不。”“然则何为自往？”曰：“吾恐虏众多，而晃等势不便耳。”阶曰：“今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贰者，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夫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怀死争，外有强救，大王案六军以示馀力，何忧于败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驻军于摩陂。贼遂退。

（注十二）《三国志·杨戏传》：糜芳字子方，东海人也，为南郡太守。士仁字君义，广阳人也，为将军，住公安，统属关羽；与羽有隙，叛迎孙权。郝普字子太，义阳人。自荆州入蜀，以普为零陵太守。为吴将吕蒙所谲，开城诣蒙。潘浚字承明，武陵人也。入蜀，以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与关羽不穆。

（注十三）《三国志·诸葛亮传》：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

（注十四）关羽镇守江陵废弃旧城，筑新城，后来东晋桓温在此基础上扩建，形成了今荆州市的雏形，《水经注》说：“旧城，关羽所筑”，《城邑考》说：“相传关羽所筑，晋桓温增修之”。《元和郡县志》记载：“城本有中阁，以北为旧城也，以南为关羽所筑。”

（注十五）《三国志·陆逊传》：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等合夷兵数千人，首尾西方。逊复部旌讨破布、凯。布、凯脱走，蜀以为将。

（注十六）《三国志·许褚传》：曹仁自荆州来朝谒，太祖未出，入与褚相见于殿外。

（注十七）《三国志·吕范传》：权讨关羽，过范馆，谓曰：“昔早从卿言，无此劳也。今当上取之，卿为我守建业。”又有温恢没有离开河肥知双方各自防备。

（注十八）《三国志·吕蒙传》：与关羽分土接境，知羽骁雄，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

（注十九）《三国志·曹仁传》：复以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

（

注二十）《三国志·刘封传》：“会羽覆败，恨之。又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率所领降魏。......封既至，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又见《三国志·刘备传》：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又有《三国志·关羽传》：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作者：老不看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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