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无论就其生平事迹、活动地域、政治经济与 军事措施等的是非得失，往往随着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价值标准以及各人的主观倾向，而随之毁誉不同，是非难定，甚至某些史迹莫衷一是。这类现象在古代乃至近代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

诸葛亮的情况，正如上述一样，从晋人陈寿撰著《三国志》到现代，在不少问题上均有较大分歧。如说诸葛亮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或说诸葛亮之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参见《三国志.蜀.诸葛亮传》)，或说诸葛亮“有逸群之才”，为“英霸之器”，“公诚之心，形于文墨”。但论者“或怪亮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见上引书)；祝秀侠甚至著书认为诸葛亮过于相信自己，未能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为何要隐居？论者意见亦不一致，或说诸葛亮“不求闻达”，因而是“躬耕于野”；或就由于上代仇杀，诸葛亮不得不“苟全性命”，避徙他乡，隐居于田野山林之中。

至于“躬耕地”之在南阳或襄阳的争论，正如众所周知，已有千年以上的不同意见。其他不少史迹与具体事件的评议有别，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我们认为上述现象确历史上的正常现象，“真理越辩越明”，不应该阻止或妨碍科学的探索争论，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并贯彻到历史科学和其他学术领域，从而繁荣学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应该看到，许多历史问题决非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能够得出公认的结论；随着新资料、新理论的不断出现，往往推陈出新，创见层出不穷。过去常说“盖棺认定”，而实际上，有时“盖棺”也未必能够“论定”。毫无疑问，我们坚持惯彻“双百”方针，通过谨严的扎实的劳动，总会不断接近历史的实际，日益接近于真理的。

诸葛亮在入蜀前的身世，陈寿撰写传记时只能在一些问题上有所定论，而同时又都有所纷争或保留。如《三国志.蜀.诸葛亮传》记：“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泰山郡丞。亮早孤，从叔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汉朝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照陈寿所记，诸葛亮从叔父玄当为善终。但同传刘宋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则与此相持：“初，豫章太守周术病卒，刘表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治南昌。汉朝闻周术死，遣朱皓代玄；皓从扬州太守刘繇求兵击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197)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诣繇”。

二者记述的差别十分明白，一非善终，一为善终。如按《献帝春秋》所说，诸葛亮从叔父玄之死，对其家属实为一极大打击，有严峻的政治背景，且危及家属；涉及曹操挟持的汉朝中央与地方政权刘表的重大矛盾，涉及袁术、刘表、孙坚等地方政权之间的重大矛盾。此种情况，似与诸葛亮于建兴五年(227)率军屯汉中，大举北伐，临发上书所说，较为切合：“敬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段自述中的“卑鄙”、“苟全性命”诸意，与从叔父玄之被追杀，当更易窥见其中的契机；若与从叔父玄往依旧刘表而逝世，刘表拥有荆州南阳、南郡等七八个郡，为坚强后盾，“卑鄙”、“苟全性命”等语似觉不好理解。

仅仅据上述分析，陈寿对此问题记载的真实性，似不如《献帝春秋》，或许有所避讳，以诸葛玄素与刘表有旧，往依，“玄卒”，故意含糊其词，陈寿本为蜀人，又为谯周门生，对诸葛亮甚为钦佩，入晋后亦基本肯定。此点除见于本传外，他辑编%26lt;%26lt;诸葛氏集%26gt;%26gt;廿四篇，有104112字；并于晋武帝泰始十年(274)所上的《表》中也有同样思想感情：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按%26lt;%26lt;后汉书。刘表传%26gt;%26gt;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李贤注引《汉官仪》：“荆州管长沙、零陵、桂阳、南阳、江陵、武陵、南郡、章陵”；但《后汉书。郡国志》荆州有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七郡)，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结纳。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举州委质，而备众寡，无立锥之地。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 ，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 ，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后备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为军师 。备称尊号，拜亮为丞相，隶尚书事。及血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 ，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陈寿敬仰之词，溢于言表，“为讳”当属古代传统美德。

毫无疑问，经过千余年的历史检验，诸葛亮确为伟大的历史人物。在政治上，扶百姓，示仪轨，用心平，劝戒明；军事上，赏罚严明，整军经武，战略战术，时代之冠、；经济上，身死之后，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应当说，诸葛亮确为勤政廉政的典范，是德才兼备的伟人。长期受到人们敬仰怀念，自属必然之事。“出师未捷身先死”，不应以成败评论历史人物，应当全面地考虑当时主观条件。

诸葛亮从山东经豫章到了荆州，陈寿只记述他“躬耕陇亩”或“躬耕于野”，并未说明是在荆州的南阳郡或是襄阳郡， 因此引起了千年以上的争论，直到如今。很可能陈寿在当时已经难于订出确切地点。但是，陈寿却记下诸葛亮在建兴五年大举北伐前上书：“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既然诸葛亮自己明白提到躬耕地是在南阳，似当无庸多议。可是，时过境迁，历史问题不在直线上行进，而是曲折复杂的反映出来。《三国志。蜀。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是上最早提到隆中具体地址的记录，早在此前约五六十余年的《蜀记》虽已提到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并未言及所属郡县地望。习凿齿以后，不少史籍均沿用习氏此说，并引起先秦邓国、秦汉后的邓县、邓州、邓城地望的争论。如治乱丝，如堕烟雾，确有进行认真过细清理探索的必要。

我的老友武汉大学石泉教授曾经专门对上举问题作过研究，写成《古邓国、邓县考》，认为当时的邓县以至春秋时的邓国究竟在今何处，有不同解释，一说在今河南南阳邓州市(旧邓州)，一说在今湖北襄阳市北汉水北岸，但具体记述又有分岐，有襄樊市西北、东北、北面等三说，在邓城附近。相同之处即均距此三方约20里远近现属襄樊市。该文对此诸说进行详细考订，提出了自己的算法。下面拟仅就宏观角度习氏之说的可信程度。

《汉书.地理志》记南阳郡36县，其中宛，颜师古注为故申伯国，有屈申城；穣，颜师古注莽曰农穣，即邓州穣县是也；邓，颜师古注故国，都尉治，应邵曰：邓侯国。在南郡中并无邓县、邓城，只有襄阳县等18县。《汉书。地理志》中已明白无误指出先秦古邓国、邓县在南阳郡，不在南郡或襄阳。正职石泉同志所说，襄阳在春秋、战国时还只是楚国一个“津戍”，到西汉时才设县，到东汉末，樊城始见于史传，三国以下至东晋、南北朝渐成一方重镇。我以为南阳盆地自西周开始即得到大的发展，日趋繁荣，是黄河文明南向发的重要桥头堡，其西淅川应为楚都丹阳，楚向东、北、南拓殖，均以南阳为基地，“巴、濮、楚、邓”本为周之南土，楚北上争霸必须并服“汉阳诸姬”；楚文王灭邓后，申、息、吕先后改为楚县(均在南阳)，疆城拓至汝水流域。“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方城山在古方城县东北50里，北连叶县、平顶山、鲁山、舞阳一带，因山为固，筑连城以抗中原，齐、晋与楚争霸均于此交锋，已据有逐鹿中原地理优势。楚出师，申息为之先驱；守御则申吕为之屏藩，古人谓申为南阳，天下之膂，亦汉光武发迹之处。故楚国在春秋战国时的强大，实与南阳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近年来田野考古在南阳及河南其他一些地区发现不少重要楚墓及楚文化，从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

上已提及汉代无邓城县，至晋代，襄阳郡有邓城县，晋代义阳郡(为从南阳郡分出一部分)有邓县；显然，邓县与邓城不能混同。至隋代，襄阳郡无邓城县，至唐代又置邓县城，为古樊邑。据唐人杜佑《通典。州郡七》：邓州(古理穣县)本夏禹之国，春秋时申伯、邓侯二国之地，战国属韩，后没于秦，封魏冉为穣侯，寻而属楚。始皇平天下，置南阳郡，两汉因之，晋为南阳国及顺阳、义阳二郡之境，宋、齐并为南阳郡，后魏置荆州，西魏为重镇(置兵以备齐)，隋初改为邓州，炀帝初为南阳、育阳二郡之地，唐为邓州或南阳郡。不少史册忽略这些史实。将邓县、邓城与古邓国混淆不别，习凿齿可能属于其中最早的一位。由于并无确凿史证，所以虽订邓县与邓城为一，邓城约距襄阳20里，而东、西、北却有异说。

衡阳王夫之《春秋稗疏》、沈钦韩《左氏地名补注一》、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李贻德《春秋左传贾服注辑述》江永《春秋地理考实》、王存等《元丰九域志》、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等不少重要史书、地志书均论定先秦邓国即在南阳邓州邓县。至于襄阳县东北20里之邓城，正如江永所说：别是一地，为邓国之南鄙，故《一统志》以邓州为邓侯国，以襄阳之邓城为邓国地，岂楚灭邓后迁其人于此，故有此城？邓城南八里有鄾城，为鄾子国。《左传》桓公九年谓之“邓南鄙鄾人。”杜预认为鄾在邓县南，沔水之北，是当时娣望邓之国都，鄾正是其南方之边鄙，非鄾城在邓城南八里即谓之南鄙也。(汇纂)因襄阳有邓、鄾二城，邓城即在鄾城北，遂舍南阳之邓州，以襄阳之邓城为邓国，误矣。江氏此说，见解精审，颇有根据，与历史实际符合。

习凿齿由于忽略上述周代史实，撰写《汉晋春秋》时，误以南阳邓县为襄阳邓城，并将陈寿也不知道的隆中安排在襄阳；裴松之为了全面搜集史料，将此一家之释录入注文，从而不断扩散，造成长期以来许多争论。这里，我无意排除诸葛亮一度居住在今襄樊市附近的可能性。同时，诸葛亮“躬耕南阳”史实亦应受到重视，得到承认。当时，刘表曾经较实际领有今南阳、襄阳等地约10年之久。中经战乱，加刘表小猜忌，名彦附集，诸葛亮少年不得志，移地“躬耕于南阳”，当在情理之中；亦有不少史料，可以论证此问题，故亦不宜排除此说，不宜加以否认。据《三国志。蜀。传》述刘备曾屯兵新野及博望（今在南阳东北），“荆州豪杰归者日益多”，诸葛亮居南阳应在此时。

应当看到，所谓“躬耕”仅仅是从事农业经营为生而已，或者是既不为官，也不从事工商业的表白；古人以农为本，重本抑末，好行高洁，以“躬耕”为荣，故有此提法。如果历史上的地道农民，成为一个典型的“劳动者”，终年从事长期性颇长的农业生产，在早孤“卑鄙”的情况下，耽误了从十六七岁到廿六七岁共10年期间的宝贵年华，很难得到不断学习、博览群书、结交名士的机会；很可能成为一个文盲或半文盲，在此种情况下，要掌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本领，谈何容易！

作者：唐嘉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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