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安十三年，在本省境内的赤壁—乌林地方爆发的，以曹操集团40万水步兵为一方，和以孙权与刘备集团为另一方进行的“赤壁大战”，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大战役之一。历来从事研究这一战役的前因后果及其成败经验的中外历史家、军事家不乏其人；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旅游景观建设的日益繁荣，以访古、探胜、学术考察、文化旅游为目的，不远千里、万里来这一战场遗址参观、游览，指点江山胜迹，缅怀千古“风流人物”的中外游客更是络绎不绝。这是湖北人民的骄傲！也可见赤壁之战遗址确是我国诸多的旅游景点中亟需进一步开发、优化的一大旅游资源。

但由于这一战役发生在一千七、八百年以前，而正史《三国志》对它的记载又比较疏略，加上后代的文学家在以此次战役为题材而创作诗、文、小说时，又往往有意无意地渗入了夸张、附会的成分，这就使得这次大战的部分历史真相，至今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若明若暗。这就很不利于今天的导游回答广大中外游客的提问，也不利于今天的读者对当时一些风云人物的历史功过作出全面的和比较公平的评价。

二、十年前我省发生的一场“新赤壁大战”的始末

一提到“赤壁大战”，人们就会联想唐代杜牧的《赤壁》诗，苏东坡的《前赤壁赋》，以及从明中叶以后出现的有多种版本的《三国演义》。但这些名篇、名著都把赤壁之战遗址所在地理解错了：

杜牧以为战场在黄州城外的沙滩，苏轼以为在武昌（今鄂州市）之西，与夏口之东；而《三国演义》则绘影绘声地描写了周瑜的营帐驻在今鄂州市之西山，孙、曹鏖兵之处在三江口。历来赞同上述观点的省内外的专家却不少，而笔者和一些历史地理学家，特别是蒲圻市的文博工作者却不敢苟同这类观点，因此我们于1991年在湖北人民出版社支持下出版了《古战场蒲圻赤壁论文集》，这场历时数年之久的学术论争因此被传媒称为“新赤壁大战”。随后，“湖北省文、武赤壁，东西辉映；黄州、蒲圻，各有千秋”之说，终于成为全国史、地学界之共识。因此湖北人民手上有了中外公认的“三国赤壁古战场”遗址这张“牌”，其价值是无可估量的；他们因此正在更加意气风发地向着把新的赤壁市建成“我国三国旅游线上的一颗明珠”的目标奋进。

三、华容道是在江南还是在江北？

《辞海》1997年版“黄州”条云：“近郊有旧时苏轼误称的赤壁，为游览胜地”云云。好像三国赤壁在黄州近郊说，是苏轼所“首创”。实则苏轼早就怀疑黄州人误以江边的赤壁矶为汉末的赤壁之说。他的《赤壁怀古》词中已经于“三国周郎赤壁”一语之上

加了“人道是”三字以示存疑。这是因为苏东坡读过《三国志%26#8226;裴松之注》中关于曹操赤壁战败后逃跑途中经过芦苇丛生的华容道时，非常担心刘备有伏兵在此放火的记载。而他所游览的武昌西山附近并无芦苇丛生的现象，这就与历史的记载不合。苏东坡又知道：宋之岳州所属有华容县。但他却不了解当时的华容县乃三国时吴之南安县，被刘宋改名安南县，是到隋时才改名华容县的。再说该县地处江南，这就和曹操败后撤退时经过的华容道毫无关系；正由于苏轼对这一问题没有能深思详考，这样他就无法找到赤壁战址究竟在何处的答案了。 四、曹操东征孙权的水步兵究竟是多少？

关于汉末赤壁之战时曹操东征的人数，不少史学家都据周瑜的分析，认为不过20余万人。他们却没有想到这是周瑜为了坚定孙权抗曹决心而大大缩小了数字。湖北学者卢弼据诸葛恪的说法：即曹操自中原南下时其兵力是30万人。如果再加上其后曹操收编的刘表的水步军约10万之众，可知曹操东征孙权之总兵力数当不少于40万众。诸葛恪系诸葛瑾之子，后又任吴国之大将军，那么他说的数字自是可信的。

五、“赤壁大战”究竟是发生在建安十三年的

初冬、仲冬还是季冬呢？

赤壁大战发生于建安十三年，《后汉书》、《三国志》都有明确记述，这是无可置疑的。但黄盖火攻曹营究竟在哪一天却无从考察。不过开战月份倒是可以推知的。

据《后汉书%26#8226;献帝纪》：“建安十三年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乌林、赤壁。”正史明书十月初一是癸未日，而且当天发生了日食，可见此一记载绝不会错。查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三千五百年日历天象》一书，也定该年十月朔日是癸未，如果按干支表推算，即可知十一月二十日就不会是甲子日。因此《三国演义》所谓诸葛亮于十一月二十日夜“借”来了东南风，因之黄盖才能于次晚在乌林江边放火诸说均不足信。

至于开战月份，有的专家认为发生于十月间（《三国演义》则谓为十月），但卢弼据《三国志%26#8226;魏志%26#8226;武帝纪》所载赤壁之战前周瑜对孙权的分析，“方今盛寒，马无藁草”云云一语，定开战时在十二月,这是可信的，因为当时长江流域的农民靠柴草举炊，到隆冬季节，原来储存的禾杆、芦苇，特别是稻草必已所剩无几，人尚难以熟食，又怎能喂饱曹操成千上万的战马？而且在曹操出兵东征之前天已“盛寒”，更可证后来赤壁决战时间必在隆冬季节了。

六、赤壁大战火焚曹舰时间是白天还是夜晚？

《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建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诸葛亮于是日祭风，三更时分风起，周瑜即令黄盖使小卒驰书报曹操，言“定今夜二更，但看船头插青龙牙旗，即粮船也。”这岂不是说，火焚曹营之时是在二十一日夜吗？小说续写：曹操得书后“大喜，遂与众将来水寨中大船上，观望黄盖船到……是时东风大作，……看看月上，忽一军指说：‘江南上一簇帆幔，驶风而来。’……报称:‘皆插青龙牙旗，内有大旗，上书“先锋黄盖”名字。’”试问，在夜间又是有大风时，曹军能在北岸看清楚黄盖船上的青龙牙旗和船上的几个字吗？再说，黄盖驰书与曹操约降时，又怎能说明是要在夜间偷偷进入曹寨呢，当然黄盖只能约在交锋之日，他才能趁任先锋之便率舰只投降呵。也正是因为黄盖约降的时间在白天，所以曹操届时就和他的部属先到水寨等候。故《周瑜传》云:黄盖先已“书报曹公，欺以欲降，……曹公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又裴注所引《江表传》写得更为具体：“黄盖取轻利舰十舫，赤幔覆之，建旌旗龙幡于上，使众兵齐声大叫曰:‘降焉！’”用赤幔覆船，又建旌旗龙幡于舰，都是为了便于白天在江北的曹军识别的。 七、赤壁抗曹大战的胜利，不能归功于周瑜一人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演义》从强烈反曹、尊刘、贬孙的立场出发，蓄意把赤壁败曹的功绩主要归于诸葛亮一人，并且肆意丑化了周瑜，又贬低了鲁肃，这当然是应该纠正的。但有的根据《演义》建构的“赤壁大战”的旅游景观，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似乎刘备一方在此次战争中竟毫无作为。

据《鲁肃传》裴注引《吴书》记关羽对鲁肃曰:“乌林之役，左将军（指刘备——引者）身在行间，寝不脱介，努力破敌；岂得徒劳无一块壤，而足下来欲收地耶？”这说明如果没有孙刘联盟，那孙权决无独立抗击曹操的勇气。而且当时前线吴兵，只有水军三万人，而刘备、刘琦的兵力却有两万人，还有关羽率领的数百艘战船参与战斗，岂能视为无足重轻？

八、曹军在乌林遭致溃败的主因

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曹操之所以在乌林被彻底击溃，主要原因何在？周瑜在战前有预见。他指出曹军的不利条件：一是曹操占有北土，既未平安，加以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二是曹军“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按：此指中原而言——引者）所长”；三是彼时正值“盛寒”，马无草料,会成群饿毙;四是北方士兵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传染疾病。裴注引《江表传》还记有周瑜曾向孙权指出曹操征刘表之军，“已久疲”，而他收编的刘表旧部“尚怀狐疑”云云。这就是说，曹操是“

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等等。 不仅此也，曹操此次自江陵东征时谋士贾诩就曾谏阻。《魏志%26#8226;贾诩传》写道：“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着，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饷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不可劳众而江东稽服矣。’太祖不从，军遂无利。”但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则不以贾诩之言为然。他写道：“于是韩、马之徒，尚狼顾左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孙、刘之所必争也。……何抚安之得行？”裴氏认为：曹操当时既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楫桌之利，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他还指出：曹操“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凯风”系指东南风，易知。裴氏把曹军的传染病作为偶然导致曹操失败的两个原因之一，也很有见地。

那么曹军究竟患的是什么病呢？1981年《中华医史杂志》和《文汇报》均曾载文，以为是血吸虫病。但我则认为是流行性脑膜炎；理由是这种病多流行于冬春之际，且一经爆发，传播极其迅速，而且大多数病人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必死无疑。按《武帝纪》云：“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乃引军还。”又《孙权传》云：“瑜、普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饥疫死者大半。”又《武帝纪》裴注引《江表传》：“周瑜破魏军，曹公复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疫病，孤烧船自退，使周瑜虚获此名。’”可见意外的烈性传染病也是曹操失败的客观原因。

九、《三国演义》写曹操连接船舰出于庞统的

连环计云云，实无其事

据《三国志%26#8226;郭嘉传》：“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于此！’”这说明曹军可能是十二月初自江陵东下到巴丘时传染上疾疫的。部分军士染病后，曹操就把他们留下来，并留了一批船只在巴丘，而自己仍率大军东下。但到赤壁时因为与孙、刘联军初战不利。曹操只好退军于北岸乌林，并根据身边的谋士建议，下令连接船舰，准备再战。不料恰于此时得黄盖降书，即信之不疑，故未作任何防范措施，以至黄盖得以率少数装满引火之物的快船，趁突然刮起的东南风，闯入曹操的水寨，四处放火。这样，曹操驻于乌林江滨的船舰就大都被烧毁，而岸上营寨也就付之一炬了。

十、赤壁初战后，曹操下令连接战船，

是其水军葬身火海的主要原因

当建安十三年十二月，曹军东下与孙刘水师相遇于赤壁时，初战就被联军打败，其原因是曹军已染上疾疫，这就必然要动摇其军心；加上经过初次交锋，北方士兵不习水战，经不起风浪颠簸的弱点已大大暴露，这时大概就有谋士向曹操建议应尽快把小船都连锁起来，以利于发挥北军的优势。而恰好北岸曹军所采取的这一行动很快就被驻守在南岸的黄盖所望见（须知此时江水已大大低落，江面自然缩小，因而使黄盖能够清晰地看到曹军这一新的举措）。这就诱发了黄盖向周瑜献火攻之策。《周瑜传》云:“权遂遣瑜与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以持久。然观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这说明黄盖的火攻计和诈降计是交互为用的。但《三国志通俗演义》却写成是诸葛亮、周瑜最早提出用火攻破曹之策，而《三国演义》又杜撰诸葛亮的十六字诀：“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云云。当然，要用火攻就需要有顺风与之配合。设想当时如果刮起的并不是东南风而是西北风，那黄盖放火，将只能使自己的船只首先化为灰烬。无怪杜牧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就是讥讽周瑜因偶然遇到了顺风，才得以侥幸成功的。 可是杜牧忽略了黄盖的成功，还在于他用了诈降计。由于当时人们尚无预测气象的条件，黄盖设计时，也决不会料到决战之日会陡起东南风。他以为只要诈降得逞就有了胜利的保证。而恰好黄盖的诈降书又写得入情入理，故而曹操信之不疑。这就便于黄盖的快船冲入曹营内部放火。然而黄盖用来放火的船只，据《通鉴》所述只有十艘，而曹军的“蒙冲斗舰，乃以千数”。如果曹军船舰不曾连锁起来，而是可以各自单独行动的话，即使黄盖诈降之计得逞，曹军也只是部分船只着火，而其他的船舰仍可以在大江中自行逃散，不至于被殃及。可见曹操此次的失败，是由于他忽略了连结船舰不利的一面所导致。可见在战前曹操身边向他建议连接船舰之策的某一位谋士，对曹军此次的大败不能不负有一定责任。

作者：张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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