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诸葛氏敬宗意识的社会根源

敬宗祭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内容之一，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后期的父系氏族社会时期。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还保存着对黄帝、颛顼、尧、舜等史前社会领袖人物的家族祀典。进入阶段社会以后，祭祀祖先更进一步发展。商代已有着十分发达和庞大的祖先祭祀制度，其时的祖先崇拜已“压倒了天神神拜”。周代的祭祀祖先制度更趋完备，但在方法上重在宗庙内举行祭祖，受祀祖先的数目也比商代减少，除始祖外，只限于距祭祀人最近的几代祖先。这种祭祀规定后来被历代沿用，除皇帝外，一般都祭祀不过五代。先秦时，百姓不许立家庙，只能在家中祭祀父亲，后来渐渐推及祖父，曾祖……。秦汉以后，早期宗法制度崩溃，逐步形成了封建家族形态，这时的祭祀祖先多由各地族人自行公推辈尊担任族长而组织集体祭祀，宗族内奋家对近祖的祭祀也可自由地进行，但也只限于王公贵族，百姓只能在家里祭祀祖先。宋明以后可祭父亲以上四代祖先，而庶民不得建祠立庙的制度却严格坚持下来。直到清代，建祠立庙才开始盛行，并作为宗族的主要任务确定下来，目的是为了敬宗收族，祭先报本。这种形态一直沿续到封建社会的解体。

客观而论，中国农村一般氏族村落的敬宗意识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已逐步淡化，即使在历来崇尚敬宗祭祖的江南农村，大多数血缘村落也只注重祭祀“五服”内祖先，对于本姓家族的远祖是谁?绝大多数族人已经不甚了解。而诸葛亮的后裔族人却始终不渝地坚持祭远祖，其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和敬宗意识非但没有丝毫动摇，反而愈来愈强烈。这种意识绵延了一千六百余年而长盛不衰，并且成为凝聚族人明志致远的精神动力，这是中国农村一般氏族村落难以比拟的，也是中国人祭祀祖先的历史上所罕见的。追溯诸葛氏敬宗意识的形成过程，固然有中国传统的祭祀节日和祭祀习惯的影响，有封建社会宗法精神和宗族制度的影响，但关键的因素应当是其家族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即与其始祖诸葛亮的历史地位、精神价值及其社会影响力密切相关。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1700多年来，诸葛亮的精神、品德、谋略、智慧和才能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众口皆碑，受到万世景仰，而且在世界各国也深受敬崇，奉若神明。确切地说，诸葛亮的形象在传统文化的薰陶中，在历史演进的扬弃中，不断美化、不断完善，已经成为凝聚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人格精神和道德理想的完美典范，也已经成为象征时代风范、代表民族精神的永恒形象。这样的完美典范、永恒形

象，在中国数千年的社会发展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灿若星辰，但象诸葛亮这样经得起漫长历史的考验，深得人气的烘托而备受推崇，名垂青史，并且家喻户晓，万世传颂的，古今中外能有几人? 正因为诸葛亮超群的智慧谋略、完美的精神品德、大的人格力量激励、感召着诸葛氏家族，所以他们对其先祖的不朽英名和崇高威望敬仰有加，引以为荣，并始终不忘祖德，以特有的崇敬之情世代敬奉，竭诚祭祀，并以先祖的精神品德为立身处事的典范，世代相传，恪守不移，谨遵祖训，修身养德，研精治性，明志致远，从而形成强烈的家族观念和敬宗意识，产生强烈的家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了解到诸葛亮后裔这种特殊的思想感情，特殊的家族背景，特殊的社会根源后，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深厚的祭先传统和如此浓烈的敬宗意识了。

二、诸葛氏敬宗意识的裹现形态

诸葛氏族人敬宗意识的表现形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兴建祭祀宗祠，灌输敬宗意识。祠堂是宗族制度的组织机构和物质象征，也是供奉祖先神主的场所，能培养族人的敬宗意识，引起族人的归属感和向心力， 因此，在封建的农业社会后期，农村聚族而居的血缘村落都建有各种宗祠。但如前文所述，在封建社会前中期，建祠立庙只是王公贵族的礼遇，普通百姓是无此殊荣的。宋代以后，建祠立庙开始扩大到地方官宦家族：直到明代，地方各门望族村落才准许建祠立庙；到清代才开始盛行。而诸葛村兴建宗祠的历史却较为悠久。据《宗谱·杂事记要》里“重修大公堂”条目说：“大公堂为始迁祖所建。”诸葛村始迁祖宁五公(诸葛大狮)是元代中叶“堪天道，舆地理，卜吉高隆上宅，聚族于斯”的。但当时民间是不允许建祠立庙的， 宁五公则以纪念汉丞相忠武侯诸葛亮为名，选择较有利的中心位置建造了规模较小的寝堂，用以祭祀祖先。所以，当时的大公堂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祠。随着族支的繁衍、家族的扩大，诸葛村名声雀起，到明代永乐年间，族人在村口有利位置堂而皇之地建造了五间家庙，称为大宗祠，是为丞相祠堂前身。 当时规模虽不算大，但族人终于有了安放祖先神主的正式宗祠了。以后数百年间，诸葛氏家族不断扩大，支派、房派增多，村里又先后建造了45座大小祠堂，形成了完整的宗祠系统。丞相祠堂是族中总祠，下面是孟、仲、季三支派的支祠，叫“众厅”，再下面是17个房派的分祠和更多的“私己厅”、“香火厅”。最早建造的大公堂则不属宗祠，作为专门纪念诸葛亮的纪念堂。丞相

祠堂于明代重修后，型制、规模和地位已大大高于大公堂。其五间、五进、两庑、两楼的规格是按诸葛亮的丞相身份来建造的，从中可见诸葛氏族人对先祖的敬仰之情。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宗祠，通过世代相传的祭祀活动，强化了诸葛氏族人的敬宗意识。 二是讲究祭祖仪式，感受敬宗意识。嘉靖七年(1528)，明世宗给南阳郡的忠武侯庙颁一道《赐忠武侯庙规祭文祭品》的敕文，其中规定，忠武侯庙行春秋二祭，“春祭用次丁日， (四月十四日)，秋祭用八月廿八日”。诸葛村的大公堂也遵照这个规定，进行春秋二祭，祭品按照明世宗敕文准备，祭礼由孟、仲、季三房派的首事共同主持。祭祖仪式十分隆重，祭祖后还要演三天大戏，以“酬神敬祖”。除了春秋二祭，诸葛村最隆重、最高层次的祭祀仪式是“祭冬”，即每年冬至节在丞相祠堂举行祭祖仪式。仪式规格按诸葛亮的丞相身份举行。与春秋二祭不同的是，祭冬主祭人由三房派推荐的五十岁以上的长辈轮流担任。其他执事人员也都选用高文化、熟礼法的人来担任。祭祀仪式与春秋二祭相同，但比春秋二祭庄严隆重。在丞相祠堂后进寝堂诸葛亮神主前和中庭中央设一副香案，中庭香案前是祭品台，祭品也按春秋二祭要求准备。整个祭祖仪式有献乐、献歌、行三献礼，“示祖训”、“读祭章”等18道程序，场面壮观，壮重肃穆。这样高规格的祭祖仪式，在一般的村落中是没有的。《诸葛氏宗谱》中载有祭祖仪式全过程，可见这是世代相传的。至于三支派以下的支祠、分祠及私己厅、香火厅，虽然也每年举行祭祀：但其仪式则简单多了。不过，先要祭先祖再祭村始祖、房派祖及近祖。此外，与民间一般祭近祖不同，诸葛村对传统的祭祀节日如清明、中元(七月半)、冬至(冬夜)等，也要先祭远祖。即使在外出仕经商的，每年冬至也要赶回家祭祖， 当然，传统祭祀节日的仪式、程序就大大简化了。诸葛村每年大大小小的祭祀仪式，无疑加深了族人对先祖诸葛亮的敬仰之情，也增强了家族观念和敬宗意识。

三是恪守祖宗训示，教化敬宗意识。诸葛亮的《诫子书》不仅是教育晚辈如何治学、如何做人的立德教材，也是他自己治学、立身的经验之谈。诸葛亮“修身养德，励精治性，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以志成学，以学广才”的精神志趣，族人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他们一直来把《对诸葛氏诫子书》作为“祖训”世代相传、恪守不移。关于“遵祖训”、“光祖德”的记载在《宗谱》中比比皆是，要求族人严格按祖宗训示教忠教学，立志立身，不求闻达，敬业惠民。在大公堂太师壁上，书有醒目的《诫子书》全文，供族人研读，这种传统自大公堂始建起一直沿袭至今。与丞相祠堂每年冬祭后即关闭大门

不同，大公堂是族人聚会、活动的公共场所，平时也是开放的，族中一应事务都在大公堂办理，子弟入学读书也首先要到大公堂接受祖训，诵读《诫子书》熟记不忘。平时族人也要经常到大公堂接受祖训，因此族人子弟从小就接受良好的“遵祖训”教育，继承老祖宗广学成才，明志致远的思想品德。显然，大公堂实际上是培养诸葛氏族人敬宗意识的基地。诸葛氏族人还有一条祖训叫“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诸葛村的繁荣发达，与族人大多从事中医中药有关。可以说， 医药业是明清时期诸葛村的经济支柱。诸葛村人多田少，村里男丁有半数以上从事医药业。据《宗谱》载，明清两代，村中先后有名医30余人，而从事药业者更是不计其数。仅清代，族人在全国各地经营的中药行、店有200多家，其盛况可想而知。他们谨遵祖训，济世救人，敬业惠民，不计报酬，不论贫富，不仅有济世之才，而且有济世之德，以“良医”的形象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由于受祖训教育较深，加上药业者的影响，村中习药成风，人人都懂得药业知识，说得出药材药理，女子也懂得治病用药的常识，子弟多从小习诵《药性赋》，以便为遵祖训，继药业打下基础。此外，在家农耕的族人也都自觉继承老祖宗躬耕垄亩的传统，过着淡泊宁静的农耕自足生活，甚至给一些物品冠名时也带有敬宗色彩，如“诸葛豆”、“诸葛瓜”、“诸葛菜”、“行军菜”、“诸葛馒头”等，足见诸葛氏族人对祖宗的敬崇程度。 四是注重修谱祥源，强化敬宗意识。编修宗谱是中国家族制度的明显特色，目的是严姓氏，详源流，知亲疏，别长幼，辩彰血统，报本返始，敬宗睦族， 弘扬祖德。《诸葛氏谱》最早成书于西晋时期，后失传。诸葛亮后裔迁浙后，繁衍成名门望族，为不忘祖宗源流，所以宋代就编有《宗谱》。诸葛氏浙江大六支分散各地，自行编修宗谱，而兰溪诸葛村的《宗谱》最为详尽，从诸葛亮远祖诸葛丰开始一直往下排，源流分明，衔接清晰。《宗谱》从南宋起，先后共修过十六次。修宗谱毕竟是几十年一遇的大事，所以族人对修谱非常虔诚，十分认真。尽管主持修谱者都是族中有威望、高文化的人，但凡诸葛姓，都以自己是诸葛亮的后代为荣，为取得入编诸葛氏宗谱资格，都主动捐款、捐物，积极提供资料。每当修谱年份，族人都自觉地到大公堂去做帮手， 出工出力，不辞辛劳，不计报酬。移居外地的族人也想方设法取得联系，一一核实，以免漏编。所以最后一次1941年动工，历时6年才完成的《诸葛氏宗谱》卷帙浩瀚，多达20卷39册。据，当事人回忆，这部宗谱从刻板、印刷、整理、装订先后化了3年时间，而且仅印16部

，用统一制作标有“大公堂”字样和编号的谱箱装放，分送各房派后裔珍藏。可惜由于历经劫难，诸葛村只剩下“人”字号一部尚完整存世，其余均已无觅。正是这部谱牒史上罕见的弥足珍贵的大型宗谱的发现，向世人揭开了诸葛亮后裔迁徒之迷。诸葛村从此名扬中外，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领略村落布局的神奇，饱览明清建筑的壮观，目睹诸葛后裔的风采，感受族人的敬宗之情。90年代中期，诸葛村又组织重修了《诸葛氏宗谱》，把散居在浙闽各地的族人基本收入谱中，使族中后人了解家族源流，不忘祖宗厚德，真正达到了敬宗收族，报本返始，认祖归宗，弘扬祖德的目的。从中可见，诸葛亮后裔有着惊人的宗族凝聚力和敬宗向心力。 三、诸葛氏敬宗意识的现实意义

敬宗意识是封建社会宗族制度的产物，它的存在、强化本来只是为宗族利益服务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势力的痕迹，带有封建文化的色彩，带有旧时代的烙印。毫无疑问，在纯血缘村落不复存在，宗族观念趋向淡化，甚至地缘村落也已开始分化，趋向集镇化、城市化转变，人们正在迈向新时代的今天，这种家族观念和敬宗意识只是一种特殊的现象了。事实上，现阶段中国农村绝大多数村落已经失去了培养家族观念、敬宗意识的环境，文革期间拆祠堂，烧宗谱，毁庙宇的极端做法，使传统文化遭到重创，侥幸残存的祠堂、家谱已微乎其微；先天性的家族观念和敬宗意识也已经在迈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逐步消除，而且也基本失去了依附主体。但是，中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长期形成的传统文化应该继承、宏扬。侥幸残存的祠堂、宗谱已显得弥足珍贵，理应挖掘、抢救；而对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通过去芜存精，兼容融汇，注入新的内容，注入时代精神，使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特殊的作用，以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是当代精神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诸葛村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独特的宗族文化表现形态，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仍然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

其一，诸葛氏敬宗意识的能动作用，在于它有一种强烈的凝聚力，使同族子孙自愿地在同一祖宗的旗帜下，团结向上，明志致远，弘扬祖宗的精神志趣，共同创造美好明天，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健康态势。尽管这种态势产生在诸葛村这个特殊环境中，但光而大之，这正是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同属炎黄子孙，香港、澳门的回归，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回大陆寻根访源，认祖归宗，都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感召力和炎黄子孙的凝聚力。在当前促进祖国统一，振兴中华民族大业的进程中，我们可以从诸

葛氏敬宗意识及其表现形态中受到启迪。 其二，诸葛氏敬宗意识的长盛不衰，是由于他们的祖先诸葛亮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他那宁静淡泊的气质，忠贞不二的情操，求真务实的作风，决胜千里的才干，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成为举世公认的道德典范、代表民族精神的永恒形象。这个完美的典范和光辉的形象，已经深深地植根于炎黄子孙的头脑之中，具有无与伦比、不可替代的教化作用。作为诸葛亮的后裔，他们对自己的祖宗怀有强烈的敬仰之情，产生浓烈的敬宗意识，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这种意识经过时代洗礼，融合了奋发进取的价值取向和良好的道德观、价值观，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教化性和激励性，通过敬宗祭祖等各种形式，族人从中接受教育，规范自身行为，培养良好的道德风范，这正是当今社会需要宏扬的主旋律。

其三，诸葛氏敬宗意识具有兼容性和趋同性，集中体现了诸葛亮谦和宽容的思想道德观念。长期以来，族人受诸葛亮精神品德的影响，修身养德，励精治性，为人处事平和诚恳，价值观念积极向上，民风敦厚淳朴，邻里和睦相处，友好亲善，不存在与外姓产生鸿沟、发生冲突，重伦理，敦乡谊，敬老爱幼，互帮互助，扶困济贫，乐施善举，精诚团结，携手共进，形成了优良的村风民德和文明、欢乐、和谐的环境。这种现象对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稳定社会秩序，具有明显的借鉴作用。

其四，诸葛氏敬宗意识的开放性和张扬性，具有深刻的教育感化作用。诸葛村明清建筑群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不可多得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诸葛村辟为旅游区的优势，正在于这里集中聚居着诸葛亮后裔3000多人，村落布局独特神奇，并拥有数百座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更为重要的是，该村壮观隆重的祭祖仪式，诚挚浓烈的敬宗意识，独特别致的风土人情，敦厚朴实的民俗民风，都具有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集观赏性、娱乐性、趣味性、激励性子一身，广大游客身临其境，不仅能从中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一代名相诸葛亮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品德对其后裔的深远影响，而且也能获取教益，愉悦身心，陶抬情操，净化心灵。可见，特殊的文化形态和文化载体往往能产生不可替代的教育感化作用，这正是诸葛氏家族文化及其敬宗意识的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诸葛氏的敬宗意识的形成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承载敬宗意识的各种表现形态，经过长期的兼容、演进，赋予了新的内容，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呈现出勃勃生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充分挖掘利用传统文化中的

精华，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是当前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提高公民素质，培养四有新人的不可忽视的有效途径。

作者：徐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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