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文章，根据清人张澍的《诸葛武侯集》所载，有对、策、表、书、教、论、答、诏、铭、令等近二百篇，它们大多含有明显的说理成份，属于说理文范畴，而说理文是古代散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古代文体分类的原则和方法，凡是韵文、骈文以外的文章，都称之为散文，因此，我们把诸葛亮的文章也统称之为散文。

一、严密的逻辑结构

精心安排文章的结构，注重文章结构的严密性，是古代说理散文的共同特点。诸葛亮的散文也具有这种特点，他的文章结构严密，浑然天成。《前出师表》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之一。

《前出师表》写于蜀汉建立五年（公元227年）冬天。当时诸葛亮为了巩固蜀汉政权，进而实现刘备的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遗愿，积极准备北上伐魏，但又深感后主刘禅暗弱无能，不无后顾之忧，因此在临行前给刘禅上表劝诫，目的在于启发刘禅振作精神，正确处理朝廷大政，支持自己北上伐魏的行动，以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为了突出这个主旨，诸葛亮对这篇表文进行了精密的构思。全文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临行前的进谏，是后一部分的基础，后一部分写此行夺取胜利的决心，是前一部分的必然发展。而前后两部的构思，都具有匠心独运之妙。先看第一部分。首先，用高度概括的语言从形势叙起，很快作出“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的判断，以引起刘禅的高度重视。然后用“然”字一转，指出“侍卫之臣”、“忠志之士”过去忠于“先帝”、今天忠于“陛下”，说明当前仍有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客观条件，启发刘禅不可消极悲观，而要积极进取。其次，写进谏的内容。这就是希望刘禅如何积极进取，上下文的联系紧密而自然。表文提出了三项建议，即希望刘禅“开张圣听”（广开言路）、“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执法公平）、“新贤臣，远小人”（任人唯贤）。这三项建议是诸葛亮安定后方的措施，写得先后有序，逻辑分明。先提“开张圣听”，这是先决条件，要放在最前面，因为只有做到广开言路，才能做到执法公平、任人唯贤。次说“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这是关键内容，因为只有做到执法公平，才能做到扶正祛邪，增强团结，否则不仅会影响到能否广开言路，也会影响到能否任人唯贤。最后说到“亲贤臣，远小人”，这是核心问题，作为重点殿后，因为只有做任人唯贤，才能做到不让奸邪得势，不开谗言的方便之门。所以，这三项建议可以说是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的。其三，在阐述执法公平时，采用了先总提、后分述的方法。“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这是总提。宫中，皇宫之中；府中，丞相府中。在总说了宫中府中“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的对策后，又紧扣“开张圣听”分述如何才能做到执法公平：先写宫中，郭攸之等人“志虑忠纯”，因而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后写府中，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因而“营中之事，悉以咨之”。这样写，显得层次清晰、条理井然，又因为插入总分写法，就使行文起了波澜，增强了艺术效果。 现在再看第二部分的结构。这一部分的写法和第一部分大不一样，诸葛亮采用了先叙后誓、在叙事的基础上向前推论出决心的方法。叙事包括两层。先叙自己二十一年来受到刘备殊遇的情况：“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这层叙事，从表面上看和整个第二部分的中心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诸葛亮通过这层叙述，说明自己由一个隆中的躬耕隐士成为蜀汉的三军主帅，完全是先帝给予自己的旷世殊遇，自己因感激刘备的知遇之恩而舍命驱驰，虽时移事易但对蜀汉忠心不改，希望后主刘禅托之以讨贼兴复之任，为下文表明北定中原的决心作了有力的铺垫。接着叙述自己在白帝城受刘备托孤后的心情和军事成效：先帝“临崩寄臣以大事”，自己“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于是“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这层叙事说明了这次出师的思想基础和物质条件，又一次为下文表明北定中原的决心作了铺垫。通过两次铺垫，下文便水到渠成地推出自己北伐的誓言：“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最后又对自己、对朝臣、对刘禅三方面提出要求，用“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礻韦 、允之慢”、“咨诹善道，察纳雅言”等语句，巧妙地呼应了前文，将出师北伐的决心与临行前的进谏结合起来，形成一篇千古传诵的表文。

诸葛亮的散文，不仅一般立论文写得结构严密，层次分明，而且他的一些驳论文也同样如此。下面用《黜来敏教》为例加以说明。来敏，刘备定益州后，曾任典学校尉、太子家令；刘禅即位后，任虎贲中郎将；诸葛亮驻军汉中时，任来敏为军祭酒、辅军将军。但来敏并不满足，认为朝廷对自己任用不公平而散布不满言论。于是诸葛亮上表后主将来敏免官，并给群下发了此教进行说明。全文只有一百四十二字，但却是一篇结构完整而严密的驳论文。文章分四层。第一层，文章开头说：“将军来敏对上官显言：‘新

人有何功德而夺我荣资与之邪？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这一层引用来敏的错误言论，树立批驳的靶子。驳论文常用这种方法开头，简洁明确，目标集中。第二层说：“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对上层所引来敏的言论加以否定，表明自己的看法。只用了九个字，观点明确，语气坚决，不容置疑。第三层，运用事实进行论证。共用了三个事实材料。一是“昔成都初定，议者以为来敏乱群，先帝以新定之际，故遂含容，无所礼用”。其中的“议者”指掌管选举检察的官员，他们往往通过对事实的分析才作出判断的，他们认为来敏“乱言惑众”，说明来敏不正派的作风早有暴露，而先帝还是包含容忍了。二是“刘子初选以为太子家令，先帝不悦而不忍拒也”。三是“后主即位，吾暗于知人，遂复擢为将军祭酒”。先帝和臣僚们对他是“含容”、“不忍拒”、“选”、“擢”，怎么能说“夺”了他的“荣资”？又怎么能说“诸人共憎”他呢？这样，通过摆事实，证明他“年老狂悖”而“生此怨言”，达到了驳斥他的错误言论的目的。第四层是最后几句，文章的结论部分，写对来敏的处分。先说自己背离众人的意见，甚至违背先帝“疏远而不重用”的意旨，教育和争取来敏，用大义引导他，用宽厚感化他，启发他纠正轻薄狂悖的作风，对他做到了仁至义尽。可是来敏执迷不误，不思转变，因此只好上表将他免职了。写得有理有据，结论无可非议。总之，本文从提出批驳的靶子，到通过否定错误言论提出正面观点，到用事实进行论证，到最后得出结论，解决问题，照应开头，写得结构严密、层次分明、主题突出，实在是一篇驳论文的典范。 二、娴熟的论辩技巧

阅读诸葛亮的说理散文，不仅感到它们结构严密、层次分明，富有逻辑性，而且感到它们分析充分，说理透辟，令人信服。诸葛亮继承了先秦诸子散文和秦汉散文的论辩技巧，并融会贯通地运用到自己的写作实践中去，形成了自己长于论辩的特点。说理文的一般论证方法，他都能灵活自如地运用。下面要用篇幅短小的文章为例，进行简单的分析说明。

一是例证法，例如《答非法正者》：

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 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则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刘备在公安任荆州牧陷入内外交困时，是法正辅佐他，使他克服困难、事业大兴，别人不能再挟制他了。作者运用这个事实做论据，说明法正功劳大、能力强，今后也不应

该禁止他施展才能，有力地反驳了对法正要进行抑制的错误观点。 二是引证法，例如《便宜十六策%26#8226;治人也》：

治人之道，谓道之风化，陈云所以也。故《经》云：‘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是以尧、舜之君，远夷贡献；桀、纣之君，诸夏背叛。非天移动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

文章开头提出论点后，立即引用《孝经》（文中的《经》指《孝经》，引文出自《孝经三才》）的言论来论证教化的作用：朝廷对人民进行“德义”的宣传教育，告诉人民言行“好恶”的标准，人民就会付之于行动，朝廷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论据本身阐述的道理非常明确，因而对论点起了有力的支撑作用。

三是类比法，例如《与张裔教》：

去妇不顾门，萎韭不入园，以妇人之性、草莱之情，犹有所耻，想忠壮 者意何所之？把“忠壮者”拿来和“去妇”、“萎韭”进行类比，被休弃的妇女不再回丈夫的家门，被割后枯萎的韭菜不能再种回菜园，因为她（它）们有羞耻之心。而“忠壮者”和“去妇”、“萎韭”之间有相似的地方，即也有羞耻之心，因而张裔不应该再回到因别人造谣而失去群众信任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南中地区任职。论证新鲜，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同时因为是引用民谣来进行类比的，所以更让读者感到富有趣味。

四是对比法，例如《新书兵权》：

夫兵权者，是三军之司命，主将之威势。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要势，而临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随所遇而施之。若将失权，不操其势，亦如鱼龙脱于江湖，欲求游洋之势，奔涛戏浪，何可得也！

开头提出论点后，就从军队的主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要势”和主将“失权，不操其势”两方面进行对比论证，阐明前者能增强威力，随机应变而克敌致胜，后者却丧失威力，即使想驰骋战场、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通过正反论述，形成鲜明的对比，使论证切中腠理，大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五是分析法。诸葛亮运用分析法进行论证的散文，最为典型的要算千古传诵的名篇《隆中对》了。在这篇文章中，当刘备问诸葛亮“计将安出”时，诸葛亮就通过对当时天下大势的精确而缜密的分析，提出了精妙的对策。通过对曹操当时的实力、名义的分析，指出对曹操暂时“不可与争锋”；通过对孙权的基业、地利、人和等方面的分析，指出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通过对荆州、益州的经济、地理、军事、人才等方面的分析，指出可先取荆州作为军事基地，进一步取益州作为立国的根据地；通过对刘备

的资历、威信、用人的方观有利条件的分析，再推论将来进一步创造和利用客观条件（固守根据地、安定后方、争取外援、改革政治），就可以等待时机成熟进行北伐。最后自然地得出总的结论：“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纵论形势，了如指掌，分析事物，有理有据，充分反映出诸葛亮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和论辩能力。 在同一篇文章中，灵活自如地综合运用多种论证方法，更能说明诸葛亮论辩的能力。下面以《后出师表》为例，作一些分析说明。《后出师表》写于蜀汉建兴六年。诸葛亮于建兴五年出师北伐曹魏后，遭到一些人的怀疑和反对，说什么非料度“必胜”决不出兵。于是诸葛亮给后主刘禅上了这个表，对错误观点进行批驳。全文分为八段，第一段提出中心论点，否定“议者”（这里的“议者”指蜀国官员中反对北伐的人）所持北伐是“非计”的观点，认为现在正是大好时机，应该北伐。最后一段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表示北伐决心，呼应开头，结束全篇。中间六段属于论证部分，现抄录如下：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拥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因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之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合阝、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早图之，欲与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这一部分内容对中心论点进行具体而充分的论证，综合运用了多种论证方法。引文第一段用对比法，将“高帝”（指汉高祖刘邦）和“陛下”进行对比，指出高这的主观条件（“明并日月”）和客观条件（“谋臣渊深”）都比陛下强，高帝尚且还是历经艰险后才转危为安、成就帝王大业的，陛下更应努力进取，只有进取才可能有希望。第二段用例证法，举刘繇、王朗在扬州、会稽为官时，空

议安危，对威胁自己的孙策坐视不征，结果反被孙策吞并的事实，说明了不主动出击的危险。而在一、二两段之中，高帝的事和刘繇、王朗的事，又形成对比，一正一反，引人深思。第三段再用对比法，将自己和曹操对比，曹操的“智计，殊绝于人”，又善于用兵，还一次次受挫，然后才建立伪政权、苟安于一时。自己“才弱”，比不上曹操，怎么能轻而易举地平定天下呢？因此，要想取胜，就得敢于北伐，敢于历经危难。第四段仍用对比法，依然将自己和曹操对比。被先帝称为“能”的曹操，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自己“驽下”，在战事中怎么能一定获胜？失败是不可预料的事，不能因一次失败而放弃努力。第五段、第六段均用分析法，前者从兵力的变化角度分析，后者从“往与行”（驻守待敌与出兵攻敌）的“劳费”上分析，说明“此进趋之时也”。当然，这六段之中，都运用了大量事实。此外，把第三段和文章开头联系起来看，还隐含着一个类比法，即将“议者”和刘繇、王朗类比，说明“议者”若坚持自己的观点，结局必然和刘、王一样，蜀汉的前途也就危险了。总之，论证这一部分综合运用了例证法、对比法、分析法、类比法，使论辩具有了无可置疑的力量，突出地体现了诸葛亮的论辩才能。 三、丰富的修辞手法

诸葛亮的散文，如对、表、书、教等，从用途这个角度看是应用文，因而它们的语言具有平实性、准确性、简要性和得体性；从表现手法这个角度看是说理文，因而它们的语言除准确性外，又具有论辩性、概括性、条理性；此外，诸葛亮的散文文学成分很浓，因而它们的语言还具生动性、形象性。总之，诸葛亮散文的语言特点是五彩纷呈，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诸葛亮在写作时能调动各种修辞手段，注重语言的锤炼。

（一） 注重词语、句子的锤炼

第一，注重词语的锤炼

一是变抽象为具体，就是用意义具体的词语代替意义比较抽象的词语。例如：

（1）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说孙权》）

（2）人有言国家兵众简练，部伍分明者，立举头视屋，愤咤作色曰：“何足言！”（《弹廖立表》）例（1）不说：“天下三分”或：“三分天下”，而用“鼎足“形穷人容，具体地表现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例（2）不说“傲慢而恼怒”，而说：“举头视屋，愤咤作色”，形象地写出了廖立傲慢而恼怒的神态。这样的词语能叫人见文有感，如临其境。

二是活用名词，就是临时改变某些词性和用途，增强形象性和说服力。例如：

（3）五月渡沪，深入不毛。（《前出师表》） （4）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谕参佐停更》）

例（3）的“毛”本来是名词，意思是草木、庄稼，现在用在否定副词“不”后面，临时用作了动词，意思是长草木、种庄稼。“不毛”就是不长草木、不种庄稼的地方，形象地反映了荒凉和贫瘠和程度。例（4）写妻子儿女盼望轮休的战士按期回家，用“鹤望”一词来形容，将名词“鹤”临时变为副词，用作“望”的状语，“鹤望”意思就是象鹤那样企足延颈而望，表现了战士的家人殷切而焦急的神情，令人同情。

三是用迭音词描绘，就是将一个字或词重迭起来变成双音节词使用。例如：

（5）何为汲汲欲求去乎！（《答杜微书》）

（6）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与孟达书》）

例（5）用“汲汲”写杜微要求退归的急切态度，例（6）用“依依”写自己对孟达依恋不舍的神态。这种方法，不仅突出了要表达的内容，而且加强了形象的描绘，增强了音乐美感。

第二，注重句子的锤练

一是将肯定句与否定句结合起来用，例如：

（7）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说孙权》）

（8）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劝将士勤攻己阙教》）例（7）“逼兵势耳，非心服也”，先肯定、后否定，肯定后再从反面强调。例（8）“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只在我一人身上罢了）”，先否定、后肯定，否定后再从正面强调。这种将肯定句和否定句结合起来的写法，不仅使问题论述得更全面，而且突出了后一句，增强了表达效果。

二是将骈句和散句结合起来用，例如：

（9）今大兵已会于祁山，狂寇将亡于渭水。伏望执事以同盟之义，命将北征，共靖中原，同匡汉室。（《与孙权书》）

（10）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岁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诫子书》）例（9）中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七字骈句（第一句开头的时间名词“今”是两句的领头字，不应计入其中），第五句和第六句是四字骈句；三、四两句则是散句。例（10）更为典型，除第一句、最后四句外，其余构成六组骈句。骈句有三字句（发语词“夫”和语气

词“也”不计入）、四字句、六字句、七字句。长短参差，交错使用。形式上散中有整、整中有散，语气上有轻有重、徐疾有致，读来琅琅上口。这样将汉赋的形式融入散文，表现出对称美、变化美、音乐美，使文章具有明显的美学价值。 （二） 注重辞格的运用

1、排比，如：

（1） 故良将之趋时也，衣不解带，足不蹑地，履遗不蹑。（《兵要五》）

（2） 然因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后出师表》）

例（1）连用三个结构相同的句子构成排比，具体写出良将“趋时”（即赶趁时机）的情景，增强了语气，突出了“趋时”的重要。例（2）连用六个结构相似的句子构成排比，一气呵成，极力贬抑曹操，表达了自己对曹操的厌恶感情。

2、比喻，如：

（3）思贤如渴。（《隆中对》）

（4）众士仰慕，若水之归海。（《说孙权》）

（5）地狭者，宜以锯齿而待之。（《贼骑来教》）

（6）石交之道，举仇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与张裔书》）

前二例是明喻，

例（3）表现刘备迫切希望得到贤才的心情，例（4）表现天下贤才不停地迅速投奔刘备的情景。后两句是借喻，这类比喻既不出现本体，也不用比喻词，但决不能从词的表面意义去理解。例（5）的“锯齿”指象锯齿形状的障碍物，例（6）的“骨肉”比喻“至亲”，全句的意思是说能舍弃至亲来向朋友表明心迹。这些比喻，使事物更加具体形象，使道理更加浅显易懂。

3、顶真，如：

（7）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如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答法正》）

（8）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万人，可教三军。（《新书%26#8226;习练》）。

例（7）用“法”、“爵”、“荣”三字巧妙构成上下句蝉联，上递下接，集中表现了严格执法和限制封爵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例（8）用“十人”、“百人”、“千人”构成上下句蝉联，层层推进，把由少到多、不断壮大、从整体上培养精兵强将的过程清晰表达出来，气势贯通，有如行云流水。

4、同义连用，如：

（9）英雄无用武之地，故刘豫州遁逃至此。（《说孙权》）

（10）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自表皇帝》）。

例（9）“遁”有“逃走”的意义，和“逃”是同义词，这里临时组合在一起，主要作用在于将单音节词变为双音节词，使语气得到调节，读起来顺耳和谐。例（10）“饶

”有“富足”的意义，“余”有“多余”的意义，两个词是近义词，这里临时组合成一个整体，使意义相互融合、渗透，不仅调节了语气，而且加重了语气，强调了一种言外之意，即不需要特别的照顾。 5、变文同义，如：

（11）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隆中对》）

（12）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答非法正者》）

例（11）的“跨”和“连”在这里同义，都是占有、占据的意思，《为皇帝伐魏诏》中“跨州兼土”的“跨”、“兼”用法同比。例（12）的“畏”、“惮”、“惧”是同义词，都有恐惧、害怕的意义。这样，在同一语言环境里，为表达大致相同的意义内容，有意地变换使用不同的词或字，不仅避免了行文重复，而且加重了语气，增添了文采。

6、分承，如：

（13）粮食羡余，甲兵坚利，四邻和睦。（《新书%26#8226;击势》）

（14）将军向宠，性行淑均。（《前出师表》）

例（13）的“甲兵坚利”在形式上是主谓结构，“甲兵”是并提的主语，“坚利”是并提的谓语。但在具体理解时，又必须看出它实际上是由“甲坚”和“兵利”合并而来的，也就是说，“坚”应该承“甲”，“利”应该承“兵”，这样才符合事理。不过这里如果真的写成“甲坚兵利”也不好，因为由两个主谓结构构成一个联合结构，不仅显得不够紧凑，而且放在前句“粮食羡余”和后句“四邻和睦”两个主谓结构之间，语气也不和谐。然而写成了“甲兵坚利”，用了分承修辞方法，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例（14）的“性行淑均”，“性”是性格，“行”是行为，指办事；“淑”是善良、和善，“均”是公平、公正。所以这里也用了分承，“淑”承“性”，“均”承“行”。如果写成“性淑行均”，那就语音失调，没有文采了。

总之，从我们介绍的诸葛亮散文中运用的六种辞格看，诸葛亮对修辞手法的运用达到了灵活精巧的程度。至于诸葛亮散文中还运用过的对偶、对比、比拟、用典、设问、反问、借代、层递、互文等辞格，限于篇幅，就不再赘述了。

综上所述，本文从结构、论证、修辞三方面对诸葛亮散文的艺术特色作了一些分析，尽管这种分析还是十分肤浅和很不全面的，但人们已经可以看到，诸葛亮有着深厚的文学素养和突出的文学造诣。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隆中对》早已成为传诵千古家喻户晓的名篇，并被收入大学和中学语文或汉语教材，这说明人们对诸葛亮文学成就的公认。基于此，笔者认为，在建安文学中，在中国文学史上，诸葛亮的散文，应该占有一

席之地。作者：朱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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