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失、空、斩”；真相；探求；史书；小说；关系

　　一、陈寿精心结撰《三国志》

　　生于蜀汉后主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卒于西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的陈寿，着魏、蜀、吴书共65篇，称为《三国志》。

　　时人称赞陈寿有“良史之才”，比之于司马迁、班固，因此西晋朝廷命人到陈寿家中，抄写这本书，藏于政府（见晋书《陈寿传》）。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说：“唯陈寿三志，文质辫洽，荀（勖）、张（华）比之迁、固，非妄誉也。”从上述所引，可见陈寿的《三国志》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之巨大。

　　在陈寿撰著《三国志》以前，魏、吴两国都有官修的史书。因蜀汉未置史官，陈寿写蜀汉史事，靠的是对故国文献的殷勤搜集（陈寿原为蜀人）。在撰著《三国志》之前，陈寿曾奉命定诸葛亮故事，撰成《诸葛亮集》24篇，所以从《三国志》里可以看出“失、空、斩”的端倪。

　　史书是人写的，必然带有人的主观色彩，陈寿当然也不能例外。但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可以说是信史，因为陈寿撰写《三国志》，尽皆实录，绝少主观色彩。比如《晋书·陈寿传》记载：“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坐被髡（古代剃去头发的刑罚）……”陈寿入晋后，撰次《诸葛亮集》，作表奏上，推许甚至。在《三国志·诸葛亮传》后的评语反复称赞诸葛亮“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这分析在清代学者王鸣盛的《%26lt;十七史商榷%26gt;卷三十九·陈寿史皆实录条》和在清代学者赵翼《%26lt;二十二史札记%26gt;卷六·陈寿论诸葛亮条》中都大量存在。清代学者赵翼在《%26lt;二十二史札记%26gt;卷六·三国志书事得实条》中还说过：陈寿对史事的叙述，也都是“翦裁斟酌处，亦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　　

　　从以上历史文献所载事例都说明：陈寿并没有因为其父坐罪怀私怨而贬抑诸葛亮之处。因此，从陈寿的《三国志》来看“失、空、斩”的真相是比较可靠的。史书《三国志》（属历史科学）比小说《三国演义》（属文学创作）更接近历史真实。当然，将《三国志》与《三国演义》进行对照分析，找出两者的异同，也必能借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从陈寿《三国志》看“失街亭”的真相　　

　　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仅用了79个字叙述北伐初期的战略形势：“六年春，杨声由斜谷道取，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

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 拒亮，“接着仅用29个字叙述“失街亭”的全过程：“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　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　所破”。到底马谡如何“违亮节度”，如何“举动失宜”，陈寿在《三国志·张　传》里说得更加其体：“诸葛亮出祁山，加特位行进，遣督诸军，拒蜀将马谡于街亭，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　绝其汲道（水源）（此史实与（《三国演义》马谡屯兵山上，魏将断马谡汲水道路）同，击，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应亮，　皆破平之。”在《三国演义》中也描写了（1）诸篇亮令赵云、邓芝“出其谷以为疑兵”；（2）“魏王曹睿驾居长安”；（3）“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俱已归顺，势如劈竹，长安在旦夕休矣”；（4）“于是孔明遂离西城，望汉中而走。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官吏军民，陆续而来”等情节，与《三国志》上的记载大同小异。这充分说明：小说《三国演义》是在史书《三国志》的基础上进行演义的，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小说《三国演义》既是演义，必然不能与史书《三国志》等同。下面就“失街亭”这一节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描写和史书《三国志》上的记载的不同，谈谈自己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所引的两段文字中没有提到司马懿，可见司马懿未参加街亭之战。历史事实是蜀汉后主建兴五年即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司马懿为荆州都督，镇宛　城。次年为蜀汉建兴六年即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出师北伐，当时司马懿并未在关中抗御诸葛亮。到魏太和五年（公元231年）曹真病故之后，司马懿才逐步掌握较多的军队。直到青龙三年（公元235年），司马懿才被提升为太尉，主管曹魏的军事，全面负责对西蜀的战争，成为诸葛亮的直接对手，直至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

　　从史书《三国志》上的记载分析可知，“失、空、斩”那一年应为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三国演义》里虽然没有明说“失街亭”是在公元某某年，但《三国演义》有“魏主曹睿，一面驾幸长安”的叙述和《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的“魏明帝西镇长安”的叙述吻合，但《三国演义》把《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的“命张　拒亮”改成了“一面诏司马懿复职，加为平西都督，起本处之兵，于长安聚会。”作为“演义”，这样改是允许的，而《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为什么要将诸葛亮在北伐初期街亭战役中的主要对手曹真、张　，改成司马懿呢？为什么要将司马懿公元235年（曹真病故后）才

成为诸葛亮的直接对手的时间提前到公元228年诸葛亮北伐初期（小说中曹真还健在）呢？为什么将司马懿全面负责对西蜀的战争的时间提前了七年呢？　　无论是从当时，尤其是从后来的历史（司马氏灭魏建晋）看，司马懿的名声都比曹真和张　要大得多，曹真和张　的确不是诸葛亮的对手，曹真因军事上的失利而病死，张　被诸葛亮用计射死，用名声较大的司马懿作为街亭之役中的诸葛亮的对抗者，也是陪衬者，在艺术上是可取的，因而，也为读者所认可。

　　《三国志·曹真传》载：曹真“遣张　出击亮将马谡，大破之。”曹真公元228年（蜀汉建兴六年）为大将军，统领曹魏的军事，他受魏明帝的命令，率军驻　城。历史的真实是曹真指挥，张　直接抗击马谡，取得了夺取街亭的胜利，许多历史资料都如是说。

　　陈寿在叙述街亭之役时，直书马谡罪责(“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对诸葛亮斩马谡，采取了肯定的态度（本文最后一部分论述），这无疑表明陈寿认为自己的父亲的“被髡”，是罪有应得。　　

　　以上主要论述了陈寿《三国志》所记载的“失街亭”的史实，证实了马谡失街亭确有其事。

　　因此，可以归纳出以下结论：

　　第一，小说《三国演义》在描写“失街亭”一回中是以史书《三国志》有关记载为蓝本的。确实是有历史事实作根据的。

　　第二，马谡失街亭确实有其事，失街亭的原因是“违亮节度，举动失宜”、“依阻南山，不下据城”，由于“　绝其汲道（水源）” 而被击破。对这些，史书《三国志》已记载得够清楚了。

　　第三，司马懿未参加街亭之战，和诸葛亮对抗的是曹真和张　，和马谡对垒的具体魏将是曹真派遣的张　，马谡确是被不能与诸葛亮匹敌的张　所击破，而不是被能与诸葛亮匹敌的司马懿所击破，更说明马谡的无能。

　　第四，因史书《三国志》在《诸葛亮传》、《曹真传》、《张郃传》等历史文献中都只用了很简短的文字，叙述了马谡失街亭的过程：包括“依阻南山，不下据城”，被“　绝其汲道（水源）”等情节，但简短的文字中还是用“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八个字揭示出马谡失街亭的根本原因。至于马谡是不是因被“盲目骄傲”和“纸上谈兵”所害则未揭示。小说《三国演义》在史书《三国志》基础上对马谡失街亭有关内容进行“演义”，是合情合理的，是成功的，是已被古今读者所认可的。其体地说，马谡因“盲目骄傲”和”纸上谈兵”所败已经深入读者之心而不反感，因为只有像马谡这样“盲目骄傲”和“纸上谈兵”的人，才会“违亮节度，举动失宜”，才会“依阻南山，不下据城

”。　　

　　三、从陈寿《 三国志》 看”空城计”的真相

　　“空城计”最早见于魏末晋初人鱼豢《魏略》所载的魏人文聘事，文聘曾用“空城计”退了孙权数万之兵。　　

　　据《赵云别传》记载，只有数十轻骑的赵云在汉中也曾设“空城计”，退过曹操大兵。　　

　　关于诸葛亮设“空城计”的记载，则是在上述两人设“空城计”之后才出现。《三国志·诸葛亮传》在诸葛亮上《出师表》后所写的“遂行，屯于沔阳”之后，刘宋裴松之批注西晋人郭冲《三事》（东晋王隐《蜀记》，有与西晋郭冲类似的记载，很明显是来自郭冲的说法，只是稍作加工）。郭冲在《三事》中曾说诸葛亮与司马懿相遇，“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唯留万人守城。晋宣帝（司马懿）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隙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刘宋裴松之对西晋郭冲以上记载提出如下疑问：“案阳平在汉中。亮初屯阳平，宣帝尚为荆州都瞥，镇宛城，至曹真死后，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耳。魏尝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后，无复有于阳平交兵事。就如（郭）冲言，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 裴松之根据确凿的史料，指出郭冲这个说法是不可信的。诸葛亮在街亭战役中的直接对手是曹真和张　，而不是司马懿。况且司马懿也是对于军事很有经验的人，不至对于诸葛亮的“空城计”识不破。由此可见，诸葛亮确实没搞过“空城计”。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对诸葛亮设“空城计” 之事屏弃不取，只用了11个字“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就将“失街亭”过渡到“斩马谡”。从这里也足以看出陈寿对于史料的取舍选择，是谨严矜慎的。　　

　　《三国志平话》大概是囿于历史，没有写“空城计”；而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给诸葛亮添上了，写成了“失、空、斩”三件事。罗贯中从以往的历史所呈供的素材里创造出另一个想象的“历史”，在”失街亭”和“斩马谡”之间加上“空城计”，是马谡“失街亭”后的形势更峻险，后果更严重，使随之而来的“斩马谡”更理所当然，也更

鲜明地表现出诸葛亮的大智超人。　　

　　四、从陈寿《三国志》看“斩马谡”的真相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仅用了五个字“戮谡以谢众”，写完“斩马谡”的全过程。接着陈寿继续写道：诸葛亮“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督如前。”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将陈寿的《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的诸葛亮上疏内容全文照录，只是将原文中的“臣以弱才”改成”臣本庸才”和在原文“以督厥咎”后面增加了“臣不胜惭愧，俯伏待命”九个字而已，小说《三国演义》在写“斩马谡”情节时是基本上忠实于史书《三国志》的。　　

　　陈寿的《三国志·传》和陈寿的《诸葛亮集》所载刘备遗诏中，都没有有关对马谡的“朕观其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可深察之”之类的临终嘱咐，况且小说《三国演义》中对刘备是如何深刻了解马谡的，也未作丝毫交待。　　

　　史书《三国志》中既无刘备临终此类嘱托的记载，当然也无诸葛亮“挥泪”和诸葛亮挥泪时所说的“乃恨己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大痛也”之类的记载。《三国演义》写“挥泪”，只是罗贯中为了印证“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为了印证诸葛亮是人而不是神，为了印证“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等道理而“演义”而成。当然，这样“演义”，也是为了使前后情节如“隔年撒种”般照应的需要。　　

　　既然小说《三国演义》中加进了刘备此类遗嘱，又用铁的事实印证了马谡的确是“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而由于诸葛亮未对其“深察之”而遭致街亭之战的惨败。写得入情入理，深得古今读者的赞同和认可。这样的“演义”是成功的。

　　仅从《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就可看出，诸葛亮承认自己的错误在于“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授任无方”等，而在“失、空、斩”的第二年（蜀汉建兴七年）后主刘禅对诸葛亮的诏策中，也有“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等语。因此，从《三国志·诸葛亮传》看，马谡被斩首完全是咎由自取，罪该应得。

作者：张辉忠 （湖北省沙市大学副教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