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发展的基本轨迹

八十年代伊始，已经摆脱“文革”桎梏，正在大胆解放思想的中国学者便以新的精神面貌，对《三国演义》进行了可贵的重新探索。他们或针对思潮加给《演义》的种种污蔑之辞，发出了“重评《三国演义》”的呼声（见陈辽《重评〈三国演义〉》文，载《文艺论丛》第１０辑）；或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演义》的成书年代（如章培恒、马美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４月；袁世硕的《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乃元人罗贯中原作》，载《东岳论丛》１９８０年第３期；周邨的《〈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载《群众论丛》１９８０年第３期）；或分别论述了《演义》的主题思想（如王志武的《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载《西北大学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３期；朱世滋的《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丹东师专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２期；叶胥、冒炘的《谈〈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载《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２期；赵庆元的《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３期）；或对《演义》的主要人物曹操、诸葛亮作出了富有新意的分析（如刘敬圻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载《文学评论》１９８０年第２期；李厚基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主角》，载《新港》１９８０年第１２期；陈翔华的《论诸葛亮典型及其复杂性》，载《文艺论丛》第１２辑）。这些论述，意味着《三国演义》研究开始由沉寂走向复苏；但因成果较少，力量分散，尚未形成声势。

１９８２年７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研究》杂志在全国率先开辟“《三国演义》研究”专栏（是年第４期），集中发表刘知渐的《重新评价〈三国演义〉》、李厚基的《〈三国演义〉构思基础质疑》、陈周昌的《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沈伯俊的《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情况综述》。对此，《人民日报》迅速予以报导，《新华文摘》１９８２年第９期也全文转载了沈伯俊的《综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继后，该刊又在１９８２年第５期、１９８３年第１、２期接连发表《三国演义》研究论文，进一步引起了学术界同行的关注和回应。在此基础上，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和文学研究所联合发起的全国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于１９８３年４月在蜀汉故都——成都举行，来自国内１７个省、市的１２０余名学者出席，这是《三国演义》研究史上专家学者们的第一次大聚会

、大交流。在这次讨论会上，大家围绕着《三国演义》的作者与版本、《演义》的主题、《演义》的艺术成就、《演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向全国同行发出了筹建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的倡议。会后，《社会科学研究》于１９８３第４期集中发表了《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综述》和７篇论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也于是年１２月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三国演义研究集》。１９８４年４月，来自全国２４个省、市、自治区的１７０余名学者会聚曹魏故都——洛阳，举行第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并正式成立了中国《三国演义》学会。这是《三国演义》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一支全国性的，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已经形成并日益壮大。这支队伍是富有活力的，又是非常团结的，它是《三国演义》研究事业不断深入发展的主要动力。经过这样几个阶段的努力，《三国演义》研究很快形成兴旺的局面，成为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 二十年来，《三国演义》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古代文学界公认的发展健康、成就显著的领域之一。其突出标志是：

（一）学术成果大量涌现。据初步统计，自１９８０年以来，已经公开出版《三国演义》研究专着、专书约９０部，相当于此前三十年的18倍；发表研究文章１５００篇左右，相当于此前三十年的十倍。

这一时期，台港澳及外国学者也出版了一些《三国》研究专着，笔者知见的较有代表性的有台湾学者林逢源的博士论文《三国故事剧研究》（１９８２年打印本）、澳门学者陈伯辉的《〈三国演义〉悲剧探源》（澳门文化司署１９９２年）、日本学者金文京的《〈三国志演义〉的世界》（东方书店１９９３年）、韩国学者洪淳孝的博士论文《〈三国演义〉研究》等。

此外，若干学者的综合性著作中也包含对《三国演义》的论述，其中一些颇有分量，如何满子的《汲古说林》（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第１版）、段启明、陈周昌、沈伯俊的《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第１版）、张国光的《古典文学论争集》（武汉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２月第１版）、常林炎的《宿莽集》（花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月第１版）、刘敬圻的《困惑的明清小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第１版）、王齐洲的《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第１版）、丘振声的《新竹集》（广西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２月第１版）、王枝忠的《古典小说考论》（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

１月第１版）、欧阳健的《明清小说新考》（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２年１２月第１版）、张锦池的《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华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４月第１版），等等。美国学者蒲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沈亨寿译，中国和平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１版）也颇有见地。 （二）学术会议接连举行。二十年来，总共举行了１２次全国研讨会、３次专题研讨会、２次国际研讨会。

１．全国研讨会。已经举行了１０次。除了上面谈到的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第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之外，还有以下１０次：

第三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在江苏镇江举行；

第四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在湖北襄樊举行；

第五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１９８８年５月在海口举行；

第六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１９９０年９月在四川绵阳举行；

第七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在湖北江陵举行；

第八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１９９３年９月在河南许昌举行；

第九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１９９４年８月在江苏无锡举行；

第十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 １９９５年５月在湖北当阳举行；

第十一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在陕西汉中举行；

第十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１９９９年９月在山西清徐举行。

２．专题研讨会。已经举行了３次。包括：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研讨会，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在广州举行；

《三国演义》版本讨论会，１９８７年１月在云南昆明举行；

孙吴与三国文化研讨会，１９９３年５月在浙江富阳举行。

３．国际研讨会。已经举行了２次。包括：

三国与诸葛亮国际学术讨论会，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在四川成都举行；

中国四川国际三国文化研讨会，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在四川成都举行。

（三）专门性的学术团体和机构相继成立。继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之后，一些省、市、县级学会也陆续成立，如湖北省《三国演义》学会、四川省《三国演义》学会、四川省梓潼县《三国演义》学会、四川省绵阳市《三国演义》学会、江苏省镇江市《三国演义》学会、浙江省富阳市《三国演义》学会、河南省许昌市三国文化研究会

、山西省清徐县罗贯中研究会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还成立了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 这一切，形成了《三国演义》研究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二、新的见解，新的突破

二十年来，《三国演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有：

（一）关于罗贯中的籍贯

明代以来，关于罗贯中的籍贯有东原、太原、钱塘、庐陵诸说。大多数明代《三国》刊本及《隋唐两朝志传》等均题署“东原罗贯中”，加上其他一些文字记载，是为“东原”说的主要依据。１９３１年，郑振铎等人发现天一阁收藏的《录鬼簿续编》，其中有“罗贯中，太原人”一语，许多人便以此为“铁证”，认为罗贯中是今山西太原人。从此，罗贯中的籍贯便集中为“东原”、“太原”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部比较权威的文学史、小说史均主“太原”说。近十几年来，有关专家围绕两说进行学术争鸣，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

关于“东原”说。刘知渐在《重新评价〈三国演义〉》中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的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这个刻本很精整，致误的可能性较小，因此，罗贯中是东原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录鬼簿续编》出于俗手所抄，“太”字有可能是“东”字草书之误。王利器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１、２期）中认为：东原乃是罗贯中原籍。《录鬼簿续编》作“太原人”，系因其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东原即汉东平郡，治所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这不仅可以从大多数明刻本“认定罗贯中是元东原人”找到根据，而且可以从罗贯中在《水浒全传》中把东平太守陈文昭处理为全书唯一精心描写的好官这一点看出端倪，因为元代慈溪县令陈文昭与罗贯中同为理学家赵偕（赵宝峰）门人，且有政声，故罗贯中借其名为自己故乡东平的太守。刁云展在《罗贯中的原籍在哪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２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８月第１版）中认为：《三国演义》最早的几种版本大都署名“东原罗贯中”，罗贯中创作的其他小说《隋唐两朝志传》、《三遂平妖传》和一百十五回本《水浒传》，也都署名“东原罗贯中”，“这是作者本人题署，应当相信。”反之，其他记载则可能弄错。

关于“太原”说。李修生在《论罗贯中》（载《山西师院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１

期）中认为：罗贯中原籍太原，他的祖先可能是随宋王朝南迁至杭州的，故又称杭州人。孟繁仁在《〈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２辑）中认为：《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既是罗贯中的“忘年交”，他关于罗贯中的记载就应该是最权威、最可信的。罗贯中创作的小说、戏曲，在选材上都与山西、太原有一些瓜葛：《三国演义》塑造最为出色，最为成功的人物关羽，是山西解州人；《隋唐两朝志传》中的重要人物李渊父子，是从太原起兵而夺取天下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的重要人物李存孝，是山西雁北人；《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中的赵匡胤，未发迹时曾流落太原；《平妖传》中的文彦博，是山西介休人。这种“瓜葛”，正与作家的“故土性”有密切关系。元代在晋阳（太原）有一个罗氏家族，罗贯中很可能属于这个家族。刘世德在《罗贯中籍贯考辨》（载《文学遗产》１９９２年第２期）中提出：《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三处属于古东平范围内的地理错误，由此可见，罗贯中非东平人。 面对两说之争，沈伯俊在《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载《海南大学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２期）中提出：尽管个人倾向于“东原”说，但终究只是认为“东原”说比“太原”说可靠一些，还不能遽尔否定“太原”说。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努力：（１）注意《录鬼簿续编》有无别的抄本。如果幸尔发现新的抄本，就可以判定其中的“太原”二字究竟是否误抄。（２）注意有关罗贯中生平的新发现。（３）确认《三国志传》是《三国演义》的祖本，并判定其成书年代，那么，其题署“东原罗贯中”与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说的“东原罗贯中”互相印证，就可以成为确定罗贯中籍贯的有力证据。

到了１９９４年，刘颖独辟，在《罗贯中的籍贯——太原即东原解》（载《齐鲁学刊》１９９４年增刊）中指出：历史上有过三个太原郡，分别在今天的山西、宁夏、山东。《录鬼簿续编》所说的“太原”，很可能是指东晋、刘宋时期设置的“东太原”，即山东太原，与“东原”实为一地。东太原这一建制早已废置，但因《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有用古地名、地方别名等生僻地名的习好，故对罗贯中的籍贯也用了生僻地名。此处的“太原”，与《水浒传》、《三国志传》上题署“东原”都是对的，只是分别用了两个生僻的古地名。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随后，杨海中的《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载《东岳论丛》１９９５年第４期）、杜贵晨的《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载《齐鲁学刊》１９９５年第５期）进一步论述了“太原”应指“东

太原”，亦即“东原”。这样，就为“东原”说与“太原”说打通了联系，朝着问题的解决大大前进了一步。 （二）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

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１．“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周邨。他在《〈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一文中，就江夏汤宾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提出了三条论据：（１）该书在《玉泉山关公显圣》一节中有“迄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一句，而关羽封赠义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１１２３），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说三分的口吻”。（２）该书“记有相当多的关索生平活动及其业绩”，而“关索其人其事，辗转说唱流传时代，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３）该书的地理释义共１４条，计１７处，其中１５处可以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其中也有２处是明初的地名，但这可能是传抄、传刻过程中后来加上的。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难以成立，因而至今无人赞同。

２．“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持此说者以章培恒、袁世硕为代表。章培恒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第三部分，根据书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进行考证，指出：“这些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历二年（１３２９），曾将建康改为集庆，江陵改为中兴，潭州改为天临；“然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为‘今地名’，而不把集庆、中兴、天临作为‘今地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该书写作时还没有集庆、中兴、天临这样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１３２９）之前”，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袁世硕在《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一文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论据是：（１）书中共引用３３０余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这“与宋元间的平话是很近似的”。

书中所引诗词，“不署姓名的泛称，多用‘后人’、‘史官’，‘唐贤’一词用了一次，‘宋贤’一词用过十多次，却不见‘元贤’一类字眼。这可以视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为元人。”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义》作者为元人。（２）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几个笔误之外，“其余的可以说是全与元代之行政区名称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１３２９）以前的旧地名。“据此，有理由将作注的时间断为这年之前。如果考虑到人们在一段时间里仍习惯于用旧地名，那么将作注时间往后推几年、十几年，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作注的时间断为元代的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而书中的注绝大多数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应成书于这一时期。最近，杜贵晨发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１９９９年第２期），为“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提供了新的论据。他发现，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则在引述南宋陈刚中的《白门诗》和元末明初张思廉的《缚虎行》时，有“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而张思廉的《南飞鸟》诗中则有“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来自《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又非来自《三国志平话》，而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再参酌章培恒、袁世硕二先生的意见，他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英宗至治三年（１３２３）至元文宗天历二年（１３２９）之间，即泰定三年（１３２６）前后。 ３．“成书于元末”说。陈铁民在《〈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９月第１版）中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着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释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是可靠的。根据嘉靖本注释中有评论和异文校记，以及有不少错误等情况判断，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而是《演义》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既然有的注释作于元末，那么《演义》的成书年代自然也应在元末；即使根据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释，也可推知《演义》成书应在元末，因为只有在《演义》写成并流传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演义》的注释。周兆新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于何时》（载其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７月第１版）中指出：联辉堂本《三国志传》中有“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一语，汤宾尹本《三国志传》亦有相似语句，两本在提到“圣朝”之前，

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对举，可见“圣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均无封赠关羽之事，可见“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这样，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历元年（１３２８）曾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结合《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演义》当成书于元代后期。 ４．“成书于明初”说。持此说者较多，如欧阳健在《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一文（载《三国演义研究集》）中认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据元代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这是可信的，按照门人之间“序齿”的通例，可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约在１３１５—１３１８年，卒年约在１３８５——１３８８年；再根据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小字注所谓“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１３７１年之后。其时，罗贯中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演义》的写作。任昭坤在《从兵器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贵州文史丛刊》１９８６年第１期）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叙述描写的火器，绝大多数在明初才创制，或才有那个名称，这证明《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通俗演义》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样智慧过人的人才能创制使用先进火器，这说明作者所处时代是以冷兵器为主的，这也与明初的兵器实际状况相吻合。

５．“成书于明中叶”说。张国光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中叶辨》（载《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４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三国志平话》刊于元代至治年间（１３２１—１３２３），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约８万字，文笔相当粗糙、简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约８０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个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为了抬高其声价而托名罗贯中的，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九十年代以来，张志合的《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河南大学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５期），李伟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载《吉林社会科学》１９９５年第４期）也

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 面对上述诸说，沈伯俊提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尽管一些学者对罗贯中是否元代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考，但因资料不足，见解歧异，尚难遽尔断定《演义》成书的确切年代。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诸说，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在此基础上立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诸本《三国志传》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详下）。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对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陈铁民已经指出小字注并非出自罗贯中之手，王长友在《武汉师院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２期发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文，认为嘉靖元年本的小字注并非作者本人手笔，“作注时该书已流传较久并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时代的人。”张志合在《湖北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６期发表《〈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文，也指出“罗贯中决不可能就是嘉靖本的原作者，当然也决不会是其小注的作者。”这些小字注也不是出自某一时某一人之手，而是伴随着《三国演义》的成书和流传过程而存在的。）；其二，对小字注的考察，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而以前对此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结合以上各种因素，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２月第１版）。

(三)关于《三国演义》版本的整理与研究

《三国演义》版本甚多，仅现存的明代刊本就有大约３０种，清代刊本７０余种。各种版本数量之多，关系之复杂，都堪称古代小说之最。过去一个长时期中，人们对此缺乏认真细致的研究，误以为《三国》的版本问题比较简单，形成这样几点普遍的误解：

（１）嘉靖元年（１５２２）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

，或者就是罗氏原作； （２）《三国演义》只有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

（３）在众多的《三国》版本中，最值得重视的只有嘉靖元年本（一些人称之为“罗本”）和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本（简称“毛本”）两种。

正因为如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１９８０年以前，只出版了嘉靖元年本的影印本和以毛本为基础的整理本；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论述《三国演义》时，一般都主要针对毛本，附带提及嘉靖元年本，而对其他版本几乎不屑一提。

１９６８年，日本著名学者小川环树博士指出：明代万历以后出版的若干《三国》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没有的有关关索的情节，可见它们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中国小说史研究》，岩波书店出版）。１９７６年，澳大利亚华裔著名学者柳存仁教授发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一文（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８卷第１期，收入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５月第１版），对《三国》版本源流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新见。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三国》版本的整理与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国外一些学者，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ＡＮＮＥ Ｅ．ＭＣＬＡＲＥＮ），日本学者金文京、上田望、中川谕、英国学者魏安（ＡＮＤＲＥＷ ＷＥＳＴ）等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人们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１．关于版本的整理

二十年来，《三国》版本的整理出版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按照出版形式，可以分为影印、排印两大类别。

（１）影印本。就笔者所见，比较系统地影印《三国》版本者主要有四家：

其一，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的《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其中的“《三国演义》专辑”共收书８种，除最后两种系续书外，包括以下６种：①《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万历十九年（１５９１）金陵周曰校刊本（简称“周曰校本”）；②《新刻京本校正演义按鉴全像三国志传评林》，明万历间余象斗刊本（简称“评林本”）；③《新镌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万历三十三年（１６０５）郑氏联辉堂三垣馆刊本（简称“联辉堂本”）；④《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演义》，杨春元校，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书林杨闽斋刊本（简称“杨春元本”）；⑤《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清初吴郡绿荫堂覆明刊本（简称“绿荫堂本”）；⑥《第一才子书

》，清三槐堂刊本（简称“三槐堂本”）。 其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的《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其第一辑包括以下５种：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余氏双峰堂刊本（简称“双峰堂本”）；②《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江夏汤宾尹校正，明万历间刊本（简称“汤宾尹本”）；③《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明万历间刘龙田乔山堂刊本（简称“乔山堂本”）；④《新刻音释旁训评林演义三国志传》，明朱鼎臣辑（简称“朱鼎臣本”）；⑤《新刻按鉴演义京本三国英雄志传》，清宝华楼刊本（简称“宝华楼本”）。

其三，中华书局影印的《古本小说丛刊》，包括以下６种：①《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全像三国志传》，万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郑世容刊本（简称“郑世容本”）；②乔山堂本；③联辉堂本；④评林本；⑤双峰堂本；⑥《鼎峙三国志传》，明藜光堂刘荣吾刊本（简称“藜光堂本”）。此外，《丛刊》还包括《三分事略》、《三国因》、《花关索传》。

其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古本小说集成》，也包括多种《三国》版本。

此外，还有一些出版社影印了某些《三国》版本，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的《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书店分别影印的《增像全图三国演义》，等等。

（２）排印本。由于众多出版社竞相出版，《三国》的各种排印本纷纷问世。在难以计数的排印本中，相当一部分并未经过认真整理，缺乏学术价值。不过，确有一些排印本贯注了整理者的研究心得，在底本选择、整理原则、整理方法、整理质量等方面各具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类：

①底本具有较高价值者。除了毛本《三国》已有多种标点本、校注本之外，若干重要版本都已有了标点本或校注本。如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有汪原放标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４月第１版；沈伯俊校注本，花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５月第１版）、周曰校本（有刘敬圻、关四平点校本，北方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６月第１版）、《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有宋效永、奚泉民整理本，黄山书社１９９１年４月第１版；沈伯俊校理、李烨注释本，巴蜀书社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第１版）、《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有李灵年、王长友校点本，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第１版）、《李笠翁批阅三国志》（有萧欣桥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等等。

②在整理原则、整理方法上有所开拓者。如沈伯俊自九十年代初以来，先后出版了《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２月第１版）、毛本《三国》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８月第１版）、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即以很大力量校正底本中的大量“技术性错误”（指那些并非出自作者的创作意图，并非作品艺术虚构和艺术描写的需要，而纯粹由于作者一时笔误或者传抄、刊刻之误而造成的，属于技术范畴的错误），得到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 ③系统梳理《三国》的虚实关系者。如盛巽昌的《三国演义》补正本（上海画报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６月第１版），于毛本《三国》各回之后附列札记，共７００余条，对《三国》的虚实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补正。所谓“补”，一是说明《演义》中若干人物、名物、情节的渊源来由，二是补充《演义》没有写到的若干史实掌故；所谓“正”，即是以史之实，证文之虚。此本别具一格，给读者以丰富的知识。

④对《三国》进行重新评点者。已经问世的有三种：李国文评点本（漓江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８月第１版），沈伯俊评点本（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４月第１版），丘振声回评本（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５月第１版）。评点者或为著名作家，或为《三国》专家，各具功底，各有所长，为《三国》评点带来了新的风貌，新的见解。

２．关于版本的研究

（１）关于版本演变的源流关系

在现存的明代《三国》版本中，数量最多的是万历至天启年间的诸本《三国志传》。过去，由于上述对《三国》版本关系的误解，人们将其视为“俗本”而不予重视。对此，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首先提出异议，认为：“《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历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由此，他勾勒了《三国》版本演变的基本线索：大约在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有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为其他各本《三国志传》所宗。在此之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出世。近十几年来，中外学者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认为：《三国》的最早

版本比后期的各种版本包含了更多的民间口头传说和较少的正史资料，其中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关索或花关索故事，而嘉靖本的编者则因关索系传说人物而删除了这些故事。由此看来，《三国》版本演化的顺序是由“志传”本到“演义”本（《〈花关索说唱词话〉与〈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探索》，原载１９８５年欧洲《通报》〔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中文译本收入周兆新主编的《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７月第１版）。日本学者金文京认为：根据虚构的关羽之子关索的出现情况，建安诸本《三国志传》可以分为四个种类：一是“花关索”系统的本子，二是“关索”系统的本子（二十卷本），三是另一部分“关索”系统的本子（十二卷·百二十回本），四是“花关索·关索”系统的本子。建安诸本保存着古本的面貌，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嘉靖本也有接近原来面貌的地方。建安诸本与嘉靖本的关系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二者在文辞、内容上的差异，是在抄本阶段产生的。“关索故事的有无是《三国志演义》各本之内容上的最大差异，罗贯中原本究竟有没有这个故事乃是一个大问题，至少从现存的版本来考察，围绕这个全然虚构的人物展开的一串故事，在全书中显得很特别，而且前后故事还有矛盾之处，所以很有可能是后来插入进去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原载《集刊东洋学》第６１号，１９８９年５月出版；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另一位日本学者中川谕分析了嘉靖本、周曰校本、吴观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毛本、余象斗双峰堂本等五种《三国》版本，指出：“嘉靖本中没有，而以周曰校本为始出现在吴观明本、毛宗岗本的故事，包含关索故事在内，至少可以指出十一个。”这些插入的故事，是基于《资治通鉴》系统的通俗历史书。他认为：尽管嘉靖本是现存最早的《三国》版本，但决非最优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三国志传》是与嘉靖本并列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态；毛本《三国》形成的大致轨迹是：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抄本——周曰校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吴观明本）——毛本（《〈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原载《集刊东洋学》第６１号，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再一位日本学者上田望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现存的《三国》版本，将其分为七群：一是嘉靖元年本；二是《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系列版本，包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三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等１２０回本；四是包含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五是包含花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六是雄飞馆本《三国水浒全传》；七是毛宗岗本。“上述分类均以周静轩诗、关索故事、花关索故事、章回等为标准。正文本身也有不少细微差别。”众多版本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以文人为对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二十四卷本系统）和面向大众读者的《三国志传》诸本（二十卷本系统）。嘉靖本以外的版本都不是从嘉靖本分化出来的。二十四卷本系统中的夏振宇本是与二十卷本在有些地方文字相同，保留着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李卓吾评本”和毛本都是由它或与它相同的版本发展而来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原载《东洋文化》第７１号，１９９０年１２月；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中国学者方面，张颖、陈速认为：《三国演义》的现存版本，按正文内容可分为三大系统：一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属之；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余氏双峰堂本、朱鼎臣本、乔山堂本、联辉堂本、雄飞馆《英雄谱》本属之；三是《三国志演义》系统，毛宗岗本属之。《三国志传》不仅是《三国演义》最早的版本，而且是毛本所依之真正“古本”（《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几点异议》，载《明清小说研究》第５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６月第１版）。陈翔华在《诸葛亮形象史研究》一书（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第１版）中将嘉靖元年本与诸本《三国志传》比较，指出：①诸本《三国志传》节目字数参差不齐，而嘉靖本节目则整齐划一，均为七字句式；②诸本《三国志传》保存较多民间传说，有的刻本还详细记载不见于史籍的关索故事，而嘉靖本则无之。③《三国志传》的文字颇粗略，而嘉靖本已加修饰，较为增胜。由此可见，嘉靖本是一个修饰得更多的加工整理本。周兆新在《三国演义考评》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第１版）中对几种明代版本作了比较细致的考证，指出：①“嘉靖本尽管刊印的时代较早，但它仍然是一个明人修订本，不能代表罗贯中原作的面貌。”那种把嘉靖本说成“罗氏原作”的观点难以成立，倒是《三国志传》可能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②《三国志传》与嘉靖本“乃是由罗贯中原作演变出来的并列的分支。”说嘉靖本是其余各种明版《演义》来源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沈伯俊在《校理本三国演义》的《前言》中指出：①《三国演义》的各种明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诸本《三国志传》是自成体系的。②从版本演变的角度来看，志传本的祖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作，甚至可能就是罗氏原作（当然，不同的志传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动）；而嘉靖本则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嘉靖本和毛本的研究，而且应该充分重视对《三国志传》的研究，特别要注意对各本《三国志传》之间的比较，对志传本与嘉靖本的比较。

１９９６年６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学者魏安的《三国演义版本考》一书，对现存的《三国》版本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的研究。他先后查考了二十六种不同的非毛评本版本，包括绝大多数学者以前无法看到或未予注意的两种：一是上海图书馆所藏残页，其刊行年代很可能早于其他任何现存版本；二是西班牙爱思哥利亚（ＥＳＣＯＲＩＡＬ）修道院图书馆所藏嘉靖二十七年（１５４８）叶逢春本，其版心书名作《三国志传》，卷端书名有《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史传》、《重刊三国志通俗演义》等数种，全书１０卷（每卷２４则），每半叶正文上面有图像１幅。怎样确定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魏安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通过“串句脱文”来比较。他指出：“在一本书流传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一种很特殊的抄写错误，那就是如果在几行之内再次出现相同的（或略同的）词（或词组），抄写者在抄写的时候很容易抄到第一次出现的词（或词组），然后在原文里看错地方，而从相同的词（或词组）第二次出现的地方继续抄下去，结果是新抄的本子里脱漏一段文字。因为抄写者是读串了句子，这种抄写错误可以名为“串句脱文”（英文叫做homoeoteleuton）。”“因为串句脱文既容易辩认且多出现，所以是很适合作为确定版本关系的证据。”“原则上可以判断，假如甲本在一个地方有串句脱文，而乙本不脱文，那么乙本不可能出于甲本，但甲本有可能出于乙本或者乙本的一个祖本；也可以判断，假如几种版本都有同一处串句脱文，它们必定都出于一个共同的祖本。”他在各本《三国演义》里总共找出了１５４个串句脱文例子。在此基础上，他将现存的《三国》版本分为ＡＢ、ＣＤ两大系统，认为《三国演义》版本的基本演化关系是这样：元末明初，罗贯中写成原本《三国演义》；经过一段时间的流传，罗氏原本演化为现存各种版本的共同祖本——“元祖本”，其特色是正文分为１０卷，每卷首记录该卷的年代起讫，卷一首有总歌，有许多夹注，但是没有任何关于（花）关索的情节，也没有周静轩的咏史诗；元祖本分化为ＡＢ系统的祖本和ＣＤ系统的祖本，分别在明中叶刊行，ＡＢ系统均为官本或江南本，其读者多来自士大夫阶层，ＣＤ系统均为闽本，其读者多来自小市民阶层；ＡＢ系统祖本的主要变化是：正文改分为１２卷，每卷后记录该卷的年代起讫，卷一首的总歌被去掉，正文中增入引自《资治通鉴纲目集览》等史书的注释及论赞，等等；ＣＤ系统祖本的主要变化是正文中增入周静轩诗７２首；由ＣＤ系统分出的Ｃ１分支，正文改分为２０卷，增入花关索故事；Ｄ支，正文改分为２０卷，正文中增入关索故事；ＡＢ系统中的Ｂ支，逐步演化出夏振宇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毛本，等等。魏安对版本的掌握相当全面，其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意义，比较科学，因而其论述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当然，魏安的研究也有可议之处，尽管他取得了明显突破，但其结论是否完全正确，尚需作进一步的考察。

（２）对若干重要版本的研究 ①关于周曰校本。中川谕指出它比之嘉靖本至少多出十一个故事，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吴观明本）的祖本（同上文）。王长友也曾撰文，指出周曰校本比之嘉靖本有十大增文，是“李卓吾评本”的祖本。

②关于《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黄霖的《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第１版）、陈翔华的《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沈伯俊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前言》（巴蜀书社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第１版）等，均明确指出此本实际出自明末小说评点家叶昼之手。关于它的祖本，除中川谕、王长友持“周曰校本”之说外，上田望认为出自夏振宇本（同上文）。

③关于《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王长友对其底本、补叶、刊刻等问题作了认真探讨，认为此本所署“钟惺批评，陈仁锡校阅”，目前虽不足以证其实，但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其为伪托之前，不妨姑且信其所署（《〈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探考》，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１９９１年９月第１版）。黄霖则认为：此本批评不可能出自钟惺之手，也不可能是其门人或真正仰慕者的手笔，而只能是由那些与他无甚关系而借其名来牟利的书

商和文人。所谓“陈仁锡校阅”亦属伪托（《关于〈三国〉钟惺与李渔评本两题》，载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一号，１９９５年６月）。

④关于《李笠翁批阅三国志》。此本评语是否为李渔手笔，以往人们多未怀疑。黄强则通过考证，指出：“这个评点本不可能出于李渔的手笔，这篇序也非李渔所写。”第一，李渔不具备完成这部评点本的时间。第二，醉耕堂刻本《四大奇书第一种》序言表明，李渔不会再继毛氏父子之后批阅《三国演义》。第三，“李评本”评语绝大多数皆出于毛评本，李渔决不会如此抄袭他人。第四，“李评本”不同于毛批的少量批语也非李渔所批。“如果说这部批点本在《三国演义》版本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那就是它明确体现了毛宗岗‘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的意图，将‘第一才子书’作为《三国演义》的书名，导致以后的毛评本皆袭用这一名称。”（《〈李笠翁批阅三国志〉质疑》，载《晋阳学刊》１９９３年第５期）黄霖也指出：此本评语并非出自李渔之手，而是在李渔去世后，由书商在承袭“李卓吾评本”和毛本评语的基础上稍加选择、点窜而成（同上文）。

（四）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

作为一部作品思想内涵的核心，《三国演义》的主题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由于其内涵极其丰富，人们对主题的概括又往往呈现出多义性。 “文革”以前，学术界对《三国》的主题的见解，可以归纳为四种主要观点：（１）“正统”说；（２）“‘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３）“忠义”说；（４）“反映三国兴亡”说（详见沈伯俊：《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４期；并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出版）。

“文革”结束以后，《三国》研究逐渐开始复苏。１９７９年，杨毓龙发表《谈〈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一文（载《江西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３期），提出“歌颂理想英雄”说（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６９３页，巴蜀书社１９８９年６月第１版）。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三国演义》研究日趋活跃，主题问题成为争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有关主题的讨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１．关于《三国》主题的多种概括

自１９８０年起，学者们对《三国》的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先后提出了十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１）“赞美智慧”说。（朱世滋：《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丹东师专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２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６９３—６９４页）

（２）“天下归一”说。（王志武：《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载《西北大学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３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６９４页）

与“天下归一”说相近的是“分合”说。阐述此说者主要有李厚基、林骅的《三国演义简说》（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６月第１版），胡邦炜的《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载《三国演义研究集》）等。

（３）“讴歌封建贤才”说。（赵庆元：《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载《安徽师大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３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６９４页）

（４）“悲剧”说。（黄钧：《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载《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４期，并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６９５页）

（５）“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鲁德才：《论〈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对人物刻画的意义》，载《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４期；孙一珍：《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题》，载《文学遗产》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６５７页）

（６）“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曹学伟：《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６９５页） （７）“宣扬用兵之道”说。（任昭坤：《〈三国演义〉的主题应从军事角度认识》，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６９６页）

（８）“人才学教科书”说。（于朝贵：《一部形象生动的人才学教科书》，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１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７月出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６９６页）

（９）“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载《天府新论》１９８５年第６期；并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第１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６９７页）

（１０）“总结历史经验”说。（胡世厚：《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出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６９７页）

（１１）“乱世英雄颂歌”说。（齐裕焜 ：《乱世英雄的颂歌》，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６９８页）

２．关于主题研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由于对主题的概括一时众说纷纭，有学者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否定，认为主题根本就不存在，对主题的研究毫无意义。对这类观点，沈伯俊撰文予以辨驳，肯定了主题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学术价值（详见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出处同上；《〈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６月第１版）

３．关于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为了正确认识主题研究中诸说并存的现象，推进主题研究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合理的主题观念，寻求恰当的研究方法。沈伯俊认为：“主题乃是作者通过作品内容所表达的看法和主张。因此，我们对主题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读者心中所唤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径庭的。人们可以阐发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却不应该把这些感受都称为‘主题’。”（参见沈伯俊同上二文）欧阳健则认为：“主题这个概念也应该看作是一个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诉人们什么，也可以指作品实际上提供了什么，还可以指读者从中领悟到了什么，以及这

三者的统一。”“主题探究的模糊性就相应地造成了主题研究成果的相对性。”“从这个意义说，对于《三国演义》主题的说法的五花八门，正标志着研究的深入。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思考》，载《明清小说研究》第２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出版）杨凌芬认为主题概念“有两个分支：创作理论中的主题和鉴赏理论中的主题。”因此，她主张“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概念”。所谓“鉴赏论中的主题”，“就是研究者通过作品的形象体系和故事情节掌握的作品的中心思想。”（《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概念》，载《明清小说研究》第５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这些观点，对研究者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进入九十年代，对《三国演义》思想内涵的研究有所深入，但对主题问题的探讨却不够活跃，专题论文较少。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对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还有分歧。其二，八十年代已经提出多种观点，要想超越它们，提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观点，并非易事。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发表了自己对《三国》主题的见解。例如潘承玉的《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载《晋阳学刊》１９９４年第１期）、秦玉明的《天道循环：〈三国演义〉的思想核心》（载《攀枝花大学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１期）。不过，由于他们对以往的《三国》研究，特别是主题研究的了解不够全面，其见解也有片面之处。看来，要想在主题研究上取得新的较大的进展，尚需作出进一步的深入努力。

（五）关于《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

《三国演义》总共写了一千二百多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大约一千人，堪称古代小说中写人物最多的巨著。其中，形象生动、性格鲜明、家喻户晓的人物就有几十个，而曹操、诸葛亮、关羽等形象更是文学史上公认的典型。八十年代以来，《三国》人物形象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研究范围明显扩大。对过去很少论及的人物和群体形象，出现了一批专题论文（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６６４—６６５页）。

２．研究的深度、角度、方法都大大拓展，新见迭出。八十年代，对曹操、诸葛亮、关羽、刘备、赵云、魏延、孙权、周瑜等形象，都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论文，如刘敬圻、黄钧、陈翔华、丘振声、黄霖、欧阳健、沈伯俊、刘上生、朱伟明、关四平、许建中等均有佳作（参见拙作《〈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１９

８６卷；《三国演义辞典》第６６４—６６５页）。 九十年代，人物形象研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

（１）关于曹操：沈伯俊的《曹操析》（载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８日《社会科学报》，亦见其所著《三国漫谈》一书），刘上生的《曹操形象的成功奥秘》（载《古典文学知识》１９９４年第６期）。

（２）关于诸葛亮：刘上生的《论诸葛亮形象的才智系统及其民族文化意蕴》（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１９９１年９月出版），曹学伟的《道教与诸葛亮的形象塑造》（同上书），欧阳代发的《论蜀汉和诸葛亮的悲剧》（同上书），黄钧的《欲与天公试比高——诸葛亮形象史外部研究浅议》（载《〈三国演义〉与荆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９月出版），王齐洲的《论诸葛亮形象的文化意义》（同上书）。

（３）关于关羽：叶松林的《义士·圣人·天神——〈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文化透视》（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一书），黄海鹏的《天日心如镜，儒雅更知文——论〈三国演义〉中关羽的形象》（载《〈三国演义〉与荆州》一书），石麟的《崇高者的悲剧与悲剧性的崇高——关云长散论》（同上书），朱伟明的《关公形象及其文化意义》（同上书）。

３．对人物形象塑造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集中表现为《三国》人物是否“类型化典型”的争论。代表性的论文有：傅继馥的《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范本》（分别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及《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３年第４期），石昌渝的《论〈三国志演义〉人物形象的非类型化》（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１辑），张锦池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原则和人物描写》（载《明清小说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六）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

二十年来，对这一问题讨论热烈，成果甚丰。主要表现在：

１．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学者们提出了五种观点：

（１）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这是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看法。

（２）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主要是浪漫主义的。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刘知渐的《〈三国演义〉新论》（载其所著《〈三国演义〉新论》一书，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６月第１版）。

（３）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

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出版）。 （４）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是古典主义的。这种观点出现于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黄钧的《〈三国演义〉和中国的古典主义》（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张锦池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原则和人物描写》等。

（５）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代表性论述有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一节（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月第１版）。

２．关于《三国演义》的虚实关系。这与上一问题密切相关，一直是讨论的热点之一。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何满子的《历史小说在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摆动》（载１９８４年３月２０日《光明日报》；收入其所著《汲古说林》一书，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第１版），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基本符合史实”吗？》（载１９８４年４月１７日《光明日报》），曲沐的《〈三国演义〉“虚”“实”之我见》（载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５日《光明日报》），刘绍智的《〈三国演义〉的反历史主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１辑），宁希元的《从宋元讲史说到〈三国演义〉中的虚实关系》（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熊笃的《〈三国演义〉并非“七实三虚”》（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２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８月出版）。（上述论文可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６６５—６６７页） 九十年代较好的论文有钟扬的《“七实三虚”，还是“三实七虚”》（载《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３期）、郑铁生的《〈三国演义〉成书过程意象整合的虚实关系》（载《海南大学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２期，亦见其所著《〈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一章第一节，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７月第１版）。

３．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和成就

（１）《三国演义》的总体艺术风格。八十年代有代表性的论文，可见丘振声的《〈三国演义〉的阳刚美》（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１辑）。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志达的《刚柔兼济之美——〈三国演义〉中所体现的最高美学境界》（载《〈三国演义〉与荆州》一书）、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一节等。

（２）《三国演义》的情节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鲁德才的《〈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载《古典文学论丛》第２辑，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２月第

１版）、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叙事艺术浅探》（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论文集）、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二节等。 （３）《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陈辽的《论“全景军事文学”〈三国演义〉》（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冒炘 、叶胥的《〈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徐州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２期，亦见其所著《三国演义创作论》第二章第八节）、郑云波的《论〈三国演义〉中的战争个性及其美学意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１辑）、常林炎的《向〈三国演义〉借鉴写战争的艺术经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２辑）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六章、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三节等。

（４）《三国演义》的性格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剑锋（霍雨佳）的《塑造典型美的辩证法》（载《中州学刊》１９８４年第４期；亦收入《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杜景华的《论〈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强化的特点》（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１辑）、宋常立的《〈三国演义〉人物心理表现特征及其构成原因》（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２辑）、艾斐的《论〈三国演义〉在典型塑造上的开拓与局限》（载《辽宁大学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３期）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黄钧的《论〈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载《文学遗产》１９９１年第１期）、关四平的《论〈三国演义〉的“多层展现”人物性格表现法》（载《求是学刊》１９９１年第４期）、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五章等。

（５）《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冒炘、叶胥的《〈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载《柳泉》１９８２年第３期；亦收入其所著《三国演义创作论》）、吴小林的《试论〈三国志演义〉的艺术特色》、夏炜的《略论〈三国演义〉的整体结构特色》（载《中州学刊》１９８４年第４期，亦收入《三国演义论文集》）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５月第１版；后改名《〈三国〉美的欣赏》，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再版）、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四章等。

（七）关于毛宗岗父子和毛评《三国》

二十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和突破。主要有：

１．关于毛氏父子的生平。黄霖的《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载《

三国演义研究集》）、陈翔华的《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第１版），分别考察了毛纶、毛宗岗父子的生平。特别是陈翔华，考证出毛宗岗生年当在崇祯五年（１６３２），卒年当在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春后或次年（１７１０）之后。 ２．关于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八十年代大致有三种意见：（１）认为改得成功。如剑锋（霍雨佳）的《评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载《海南师专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２期）。（２）认为改得不好。如傅隆基的《毛本〈三国演义〉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比较研究》（载《华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１年第１期）、宁希元的《毛本〈三国演义〉指谬》（载《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４期）。（３）认为功过相兼，得失参半。如刘敬圻的《〈三国演义〉嘉靖本和毛本校读札记》（载《求是学刊》１９８１年第１—２期）、陈周昌的《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载《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４期，亦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６６９—６７２页） 九十年代，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代表性的论文是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载《海南大学

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３期；亦见沈伯俊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８月第１版）。霍雨佳在其专着《〈三国演义〉美学价值》（即《〈三国〉美的欣赏》）中，进一步对毛评作了全面的肯定。

３．关于毛宗岗的小说理论。

（１）毛宗岗小说理论的特点和成就。八十年代的主要观点，可参见拙作《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６月第１版）、《三国演义学刊》第２辑。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参见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

（２）毛宗岗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八十年代这方面成果甚多，可参看拙作《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６月第１版）、《三国演义学刊》第２辑、《三国演义辞典》第６７１—６７２页。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参见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

值》。 （八）关于“三国文化”研究

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人们对《三国演义》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三国文化”的命题自然而然地提了出来，研究成果日益丰富。讨论较多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１．关于“三国文化”的概念。对“三国文化”概念的探讨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沈伯俊指出，对“三国文化”可以作三个层次的理解和诠释：①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或曰狭义的“三国文化”观），认为它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精神文化；②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观（或曰扩展义的“三国文化”观），认为它就是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③大文化的“三国文化”观（或曰广义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并不仅仅指、并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一些学者提出的“诸葛亮文化”、“关羽文化”、“《三国演义》文化”，均可视为广义的“三国文化”的分支（《“三国文化”概念初探》，载《中华文化论坛》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１）关于“诸葛亮文化”。见胡世厚、卫绍生的《文化的积淀与再生——诸葛亮文化现象简论》（载《〈三国演义〉与荆州》一书）、谭良啸的《概论诸葛亮文化现象》（载《中华文化论坛》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２）关于“关羽文化”。见隗芾的《关羽文化简论》（载《〈三国演义〉与荆州》一书）。

（３）关于“《三国演义》文化”。见杨建文的《面对回归与跨越的抉择——“〈三国演义〉文化”论略》（载《〈三国演义〉与荆州》一书）。

２．关于《三国演义》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这方面论述颇多，从孟彦的《〈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一书）可见一斑。谭良啸的《卧龙辅霸——诸葛亮成功之谜》（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８月第１版）、梅铮铮的《忠义春秋——关公崇拜与民族文化心理》（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８月第１版），沈伯俊的《三国漫谈》（巴蜀书社１８８５年２月第１版），均为较有分量的著作。

３．关于《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这是近年来人们致力甚多的一个领域，已经出版的专着，大约占二十年来《三国》研究专着、专书总数的将近一半。

所谓“应用研究”，就是超出纯文学的范畴，把《三国演义》当作中华民族古代

智慧的结晶，当作人生的启示录，从应用科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 “应用研究”的主要成果有：

（１）日本：守屋洋的《〈三国志〉与人才学》（ＰＨＰ研究所１９８１年）、狩野直祯的《〈三国志〉的智慧》（讲谈社１９８５年）等。

（２）中国：八十年代的成果，如夏书章的《从“三国”故事谈现代管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第１版）、黄新亚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从〈三国演义〉看中国古代人才观》（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第１版）、霍雨佳的《〈三国演义〉谋略新探》（海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５月第１版）、郭济兴、李世俊的《〈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６月第１版）、李飞、周克西的《〈三国演义〉与经营管理》（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９月第１版）等。

九十年代的成果，如谭洛非的《〈三国演义〉·谋略·领导艺术》（巴蜀书社１９９１年８月第１版）、胡世厚、卫绍生的《〈三国演义〉与人才学》（巴蜀书社１９９３年６月第１版）、霍雨佳的《〈三国演义〉与现代商战》（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７月第１版）、《三国智谋精粹》（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月第１版）、《三国智愚百态》（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月第１版）、周俊的《〈三国演义〉与人才竞争》（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第１版）、张立伟的《三国外交与现代公关》（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８月第１版）、蔡茂友等的《〈三国演义〉与经商谋略》（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７月），等等，均为在认真研究基础上确有启发意义之作。

对“应用研究”，应当看到其开启人们思维的价值，不应简单地予以排斥和否定。恢宏的气度，开放的眼光，多维多向的视角，将使《三国演义》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

三、对今后研究的展望

应当说，展望已经可以从对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回顾之中看出端倪，而篇幅已不允许我再多作论述。这里只想强调四点：

（一）新的突破必须以版本研究的继续深化为基础。

（二）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发展和创新。

（三）必须重视和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

（四）必须大力加强国内外学术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至于具体的阐述，读者若有兴趣，可以参考我的《面向新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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