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是一个俊才云蒸的时代。为了在鼎足之际增强国力，拓展疆土，各国统治者竭力网罗人才。选拔人才的实际需要，促使人物品藻的风气更加盛行。

（一）吴国与蜀国的人物品藻

吴国长于人伦识鉴的名士有很多。顾劭与孙和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三国志》卷五二《顾劭传》说顾劭“博览书传，好乐人伦”，卷五九《吴主五子传·孙和》裴松之注引《吴书》说孙和“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讲校经义，综察是非，及访咨朝臣，考绩行能，以知优劣，各有条贯”。在当时人看来，“爱好人物”是一件美事，唯大雅君子方能为之。《三国志》卷四八《三嗣主传·孙休》裴松之注引《襄阳记》：

（李）衡字叔平，本襄阳卒家子也，汉末入吴为武昌庶民。闻羊道有人物之鉴，往干之，道曰：“多事之世，尚书剧曹郎才也。”……

同书卷五二《步骘传》裴松之注引《吴书》：

（李肃）少以才闻，善论议，臧否得中，甄奇录异，荐述后进，题目品藻，曲有条贯，众人以此服之。（孙）权擢以为[选曹尚书]，选举号为得才。

可见李肃也是以善于题目和品鉴人才升任选官的。同书卷五七《虞翻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

……（虞忠）贞固干事，好识人物，造吴郡陆机于童龀之年，称上虞魏迁于无名之初，终皆远致，为着闻之士。……

当时留意人才者还有谢渊，他“举孝廉，稍迁至建武将军，虽在戎旅，犹垂意人物”；经过他的品评，使遭受“门庭之谤”的骆秀“终为显士”（《三国志》卷五八《陆逊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时人品藻既多，则须形诸文字。魏黄初二年（221），孙权立孙登为皇太子，以诸葛恪为左辅，张休为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翼正都尉，此即所谓“四友”，而羊道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有一位名叫胡综的侍中，撰写了《宾友目》。《三国志》卷五九《吴主五子传·孙登》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登使侍中胡综作《宾友目》曰：“英才卓越，超逾伦匹，则诸葛恪。精识时机，达幽究微，则顾谭。凝辨宏达，言能释结，则谢景。究学甄微，游、夏同科，则范慎。”……

此目品评了四位人物，多有溢美之辞。于是，“（羊）道乃私驳综曰：‘元逊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发辨而浮，孝敬深而狭。’所言皆有指趣。而道卒以此言见咎，不为恪等所亲。后四人皆败，吴人谓道之言有征。”（同上）胡综只说四人之美，而不言其缺点，羊道则美、丑并论，而且十分准确，所以终能见称于人。像胡综《宾友目》一类的品藻文章，当时肯定有很多，可惜我们现在很少能看到了。

三国时代的江东，清议之风犹存。如沈友即以清议峻厉闻名。《三国志》卷四七《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录》：

……(孙)权以礼聘，（沈友）既至，论王霸之略，当时之务，权敛容敬焉。陈荆州宜并之计，纳之。正色立朝，清议峻厉，为庸臣所谮，诬以谋反。……

同书卷四八《三嗣主传·孙皓》裴松之注亦引《吴录》曰：

(张)悌少知名，及处大任，希合时趣，将护左右，清论讥之。

张悌以不合时人的趣味受到清议者的讥刺。当时有一个名叫暨艳的人好为清议。《三国志》卷五七《张温传》：

艳字子休，亦吴郡人也，温引致之，以为选曹郎，至尚书。艳性狷厉，好为清议，见时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贤愚异贯。弹射百僚，核选三署，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污卑者，皆以为军吏，置营府以处之。而怨愤之声积，浸润之谮行矣。……

可见暨艳是东吴比较突出的清议者。但总的说来，江东的清议之风已归于寝迹，清议所取得的社会效果也并不理想，清议家的结局也大都很悲惨（如暨艳最后自杀，关于此事，可参看田余庆先生《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

值得注意的是虞翻和朱育二人对古今人物的评论。“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人也，太守王朗命为功曹”（《三国志·虞翻传》）。传下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

孙亮时，有山阴朱育，……。仕郡门下书佐。太守濮阳兴正旦宴见掾吏，言次，问：“太守昔闻朱颍川问士于郑召公，韩吴郡问士于刘圣博，王景兴问士于虞仲翔，尝见郑、刘二答而未睹仲翔对也。钦闻国贤，思睹盛美有日矣，书佐宁志之乎？”朱育对曰：“往过习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渊妙之才，超迁临郡，思贤嘉善，乐采名俊，……

“初平”为汉献帝刘协年号（190～193），“初平末年”是指公元193年，王府君即是会稽太守王朗。“往过习之”一语，说明朱育对王朗和虞翻的问对非常熟悉，当时可能有关于此事的文字记录。下面是朱育的追述：

（王府君）问功曹虞翻曰：“闻玉出昆山，珠生南海，远方异域，各生珍宝。且曾闻士人叹美贵邦，旧多英俊，徒以远于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宁识其人邪?”翻对曰：“夫会稽上应牵牛之宿，下当少阳之位，东渐巨海，西通五湖，南畅无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实为州镇，昔禹会群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是以忠臣继踵，孝子连闾，下及贤女，靡不育焉。”

虞翻描述了会稽一带的山川形胜、土地物产以及地理位置，言辞优美动听。然后，虞翻又评论了二十一位汉代人物，详述其足以为故乡增辉的昭昭业迹：

王府君笑曰：“地势然矣，士女之名可悉闻乎?”翻对曰：“不敢及远，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尽心色养，丧致其哀，单身林野，鸟兽归怀，怨亲之辱，白日报雠，海内闻名，昭然光着。太中大夫山阴陈嚣，渔则化盗，居则让邻，感侵退藩，遂成义里，摄养车妪，行足厉俗，自扬子云等上书荐之，粲然传世。太尉山阴郑公，清亮质直，不畏强御。鲁相山阴钟离意，禀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县相国，所在遗惠，故取养有君子之谟，鲁国有丹书之信。及陈宫、费齐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状，记在汉籍。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络绎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槃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摅人情之归极。交址刺史上虞綦毋俊，拔济一郡，让爵土之封。决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义。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余姚驷勋，主簿句章郑云，皆敦终始之义，引罪免居。门下督盗贼余姚伍隆，鄮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黄他，身当白刃，济君于难。扬州从事句章王修，委身授命，垂声来世。河内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忧国，列在八俊，为世英彦。尚书乌伤杨乔，桓帝妻以公主，辞疾不纳。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聪亮，钦明神武，策无失谟，征无疑虑，是以天下义兵，思以为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纪，炳然着显。”

此后，虞翻又举出家乡上世的四位贤人，以为他们胜过巢父和许由这两位传说中的高士：

王府君曰：“是既然矣，颍川有巢、许之逸轨，吴有太伯之三让，贵郡虽士人纷纭，于此足矣。”翻对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节之士，亦有其人。昔赵王翳让位，逃于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俦邪?且太伯外来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来言之，则大禹亦巡于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黄公，挈己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让，出则济难。征士余姚严遵，王莽数聘，抗节不行，光武中兴，然后俯就，矫手不拜，志陵云日。皆着于传籍，较然彰明，岂如巢、许，流俗遗谭，不见经传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话言也!贤矣，非君不着。太守未之前闻也。”

最后，朱育评论了本朝的十四位人物：

濮阳府君曰：“御史(子烨案：指虞翻)所云，既闻其人，亚斯已下，书佐宁识之乎? ”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识之?近者太守上虞陈业，挈身清行，志怀霜雪，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汉中微，委官弃禄，遁迹黟歙，以求其志，高邈妙踪，天下所闻，故[桓文林]遗之尺牍之书，比竟三高。其聪明大略，忠直謇谔，则侍御史余姚虞翻、偏将军乌伤骆统。其渊懿纯德，则太子少傅山阴阚泽，学通行茂，作帝师儒。其雄姿武毅，立功当世，则后将军贺齐，勋成绩着。其探极秘术，言合神明，则太史令上虞吴范。其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则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鄱阳太守章安虞翔，各驰文檄，晔若春荣。处士[鄮]卢叙，弟犯公宪，自杀乞代。吴宁斯敦、山阴祁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则松阳柳朱、永宁[翟素]，或一醮守节，丧身不顾，或遭寇劫贼，死不亏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内之英也。……。”……

像这样比较集中的规模比较大的人物品评，在汉末、三国时期非常罕见。从虞翻到朱育，显示了江东地区品评人物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是与当时士人的地望意识和家乡观念密切相关的。认识这种传统，无疑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文化进行地方性与区域性的考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三国时代人才的殿堂，是由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杰地灵共同构建的。

蜀国庞统和司马徽比较善于品论人物。《三国志》卷三七《庞统传》：

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少时朴钝，未有识者。颍川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统弱冠往见徽，徽采桑于树上，坐统在树下，共语自昼至夜。徽甚异之，称统当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渐显。后郡命为功曹。

从这段记载来看，司马徽的资格显然更老一些，因为庞统是经他品评之后方显名于世的。司马徽评论庞统，时在东汉末年（参见本书页75），但因庞统后来服务于西蜀，所以我们放在这里对他进行讨论。《三国志》本传又云：

……吴将周瑜助取荆州，因领南郡太守。瑜卒，统送丧至吴，吴人多闻其名。及当西还，并会昌门，陆绩、顾劭、全琮皆往。统曰：“陆子可谓驽马有逸足之力，顾子可谓驽牛能负重致远也。”谓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虽智力不多，亦一时之佳也。”……

在对陆、顾二人的评论中，庞统以“驽马”、“驽牛”这两个喻词来称扬他们，其含意不甚明了，所以当时的人便发出了疑问。在此文之下，裴松之注引张勃《吴录》曰：

或问统曰：“如所目，陆子为胜乎? ”统曰：“驽马虽精，所致一人耳。驽牛一日行三十里，所致岂一人之重哉! ”

显然，他认为顾劭更胜一筹，其着眼点还是在于实用的价值。《吴录》又云：“劭就统宿，语，因问：‘卿名知人，吾与卿孰愈?’统曰：‘陶冶世俗，甄综人物，吾不及卿；论帝王之秘策，揽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长。’劭安其言而亲之。”庞统本长于人物品鉴，但他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特长，他认为自己在政治方面的才能较为突出。事实也的确如此。

顾劭和许靖也以“好乐人伦”闻名。《世说新语·品藻》三刘孝标注引《吴志》曰：

劭好乐人伦，自州郡庶几及四方人事，往来相见，或讽议而去，或结友而别，风声流闻，远近称之。

又《三国志·许靖传》：

靖虽年逾七十，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丞相诸葛亮皆为之拜。

可见当时位望高者皆乐于以人伦鉴识自任。

（二）曹魏的人物品藻

魏国品评人物的风气很盛，这也主要是由于选拔人才的实际需要。在人物品藻方面，汉人推重道德。《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司马彪《续汉书》曰：

（曹）腾父节，字元伟，素以仁厚称。邻人有亡豕者，与节豕相类，诣门认之，节不与争；后所亡豕自还其家，豕主人大惭，送所认豕，并辞谢节，节笑而受之。由是乡党贵叹焉。

这说明汉时乡党之毁誉，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品行。汉末天下大乱，军伐混战，各霸一方，为争取人才以为己用，则不得不对传统的择士标准加以变通。建安十九年（214）十二月，曹操发布《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而类似的《求贤令》曹操曾经发布多次。所以，荀彧“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三国志》卷一0《荀彧传》裴松之注引《彧别传》），深受曹操的褒奖。而至曹丕称帝，魏国建立，其时对人才之急需并不亚于乃父之时，但因大局已定，急需治理国家的人才，所以对士人的品行问题又开始重视起来，于是立九品官人之法。《三国志》卷二二《陈群传》：

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礼，常叹曰：“自吾有回，门人日以亲。”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据此，九品官人法是由陈群制定，经魏文帝批准后实行的。案《晋书》卷四六《李重传》：

……后为始平王文学，上疏陈九品曰：“议制，以时因革，因革之理，唯变所适。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

据此，可知九品官人法本来由曹操草创于军中，不过是一种临时性的选官取士方法，陈群可能对此进行了一番改造。这种选官方法，主要依据大、小中正对人物的评价来确定其品位的高下，而中正们引为定品依据的，主要是乡间豪绅对人物的品行和道德方面的意见。因之，品行问题受到了当权者的重视。曹丕说“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三国志》卷二二《卢毓传》），这说明他看到了汉代察举制度的弊端。因此，“毓于人及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认为“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同上）。夏侯玄也认为：“夫孝行着于家门，岂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称于九族，岂不达于为政乎?义断行于乡党，岂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类，取于中正，虽不处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三国志》卷九《夏侯尚传》附《夏侯玄传》）这样，曹丕时代由魏武帝之轻德重才又转为先德后才，从而回归到汉人取士的标准上去了。

曹魏时代长于品评人物者极多。曹植论说古来圣贤之差异，可视为班固《汉书·古今人表》之余绪。《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曹植）与（邯郸）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

子建慷慨磊落，意气奔涌，纵论古代圣贤、名臣、烈士的差别，实际上就是班固九品论人之意。或许他的论述和评价更为细致，可惜我们今天无从得知了。广陵太守陈登也长于论士。《三国志》卷二二《陈矫传》：

太守陈登请为功曹，使矫诣许，谓曰：“许下论议，待吾不足；足下相为观察，还以见诲。”矫还曰：“闻远近之论，颇谓明府骄而自矜。”登曰：“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兄弟；渊清玉洁，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清修疾恶，有识有义，吾敬赵元达；博闻强记，奇逸卓荦，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所敬如此，何骄之有!余子琐琐，亦焉足录哉?”……

陈登既有知人之鉴，又有自知之明，所论颇为确当。当时著名的占卜学家管辂亦长于识人，虽不无神秘色彩，却往往切中要害。《三国志》卷二九《方技传·管辂》裴松之注引《辂别传》曰：

舅夏大夫问辂：“前见何、邓之日，为已有凶气未也?”辂言：“与祸人共会，然后知神明交错；与吉人相近，又知圣贤求精之妙。夫邓之行步，则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倾倚，若无手足，谓之鬼躁。何之视候，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故鬼躁者为风所收，鬼幽者为火所烧，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辂后因得休，裴使君问：“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实何如?”辂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见者清，所不见者浊。神在广博，志不务学，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则智由此惑。故说老、庄则巧而多华，说《易》生义则美而多伪；华则道浮，伪则神虚；得上才则浅而流绝，得中才则游精而独出，辂以为少功之才也。”

管辂确实发现了何晏、邓飏这两位大名士的本质特点，他的看法都被后来发生的事件证实了。其实何晏也喜欢品人论士，但自视甚高，常常以为别人不如自己。《三国志》卷九《曹爽传》附《何晏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豫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

何晏的这段品人之辞来自《周易大传·系辞上》：“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管辂不为浮名所惑，也不趋炎附势，而是以独到的眼光洞察人物的精神世界，故所论者深，所见者远。

崔琰也很善于观察和品鉴人物。《三国志》卷一二本传：

始琰与司马朗善，晋宣王方壮，琰谓朗曰：“子之弟，聪哲明允，刚断英跱，殆非子之所及也。”朗以为不然，而琰每秉此论。琰从弟林，少无名望，虽姻族犹多轻之，而琰常曰：“此所谓大器晚成者也，终必远至。”涿郡孙礼、卢毓始入军府，琰又名之曰：“孙疏亮亢烈，刚简能断，卢清警明理，百炼不消，皆公才也。”后林、礼、毓咸至鼎辅。……

傅巽亦长于鉴别人才。《三国志》卷六《刘表传》裴松之注引《傅子》曰：

巽字公悌，瑰伟博达，有知人鉴。辟公府，拜尚书郎……文帝时为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荆州，目庞统为半英雄，证裴潜终以清行显；统遂附刘备，见待次于诸葛亮，潜位至尚书令，并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讽以才智闻，巽谓之必反，卒如其言。

李丰和杨俊也是识鉴人才的专家。《三国志》卷九《夏侯玄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

（李丰）始为白衣时，年十七八，在邺下名为清白，识别人物，海内翕然，莫不注意。

同书卷二三《杨俊传》：

俊自少及长，以人伦自任。同郡审固、陈留卫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资拔奖致，咸作佳士；后固历位郡守，恂历御史、县令，其明鉴行义多此类也。

曹魏时代之士林，曾经进行过一次关于汝、颍人物的讨论。其领袖人物是“建安七子”中的孔融。孔融素好人伦。《三国志·荀彧传》裴松之注引其与韦康父韦端书曰：“前日元将（子烨案：韦康字元将）来，渊才亮茂，雅度弘毅，伟世之器也。昨日仲将（韦诞）又来，懿性贞实，文敏笃诚，保家之主也。不意双珠，近出老蚌，甚珍贵之。”而所谓汝、颍者，汝谓汝南，颍指颍川，并为群彦汪洋之地。《三国志》卷一0《荀彧传》裴松之注在征引《荀氏家传》之后云：

陈群与孔融论汝、颍人物，群曰：“荀文若、公达、休若、友若、仲豫，当今并无对。”

陈群认为颍川人物胜过汝南人物，曹操属于骑墙派，认为两方人物孰优孰劣难以定论，但汝、颍固多奇士，则是当时的公论。《三国志》卷一四《郭嘉传》：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也。……颍川戏志才，筹画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荀彧书曰：“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 ”彧荐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

来自颍川的郭嘉为曹操所倚重，屡建奇功。孔融则认为汝南士人远胜于颍川士人，其《汝颍优劣论》是这次讨论的重要文献。文章写道：

融以汝南士胜颍川士。陈长文（群）难曰：“颇有芜菁，唐突人参也。”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亲止千乘万骑，与光武皇帝共揖于道中，颍川士虽抗节，未有颉颃天子者也。汝南许子伯，与其友人共说世俗将坏，因夜起举声号哭，颍川士虽颇忧时，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许掾，教太守邓晨图开稻陂，灌数万顷，累世获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韩元长虽好地理，未有成功见效如许掾者也。汝南张元伯，身死之后，见梦范巨卿，颍川士虽有奇异，未有鬼神能灵者也。汝南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颍川士虽多聪明，未有能离娄并照者也。汝南李洪为太尉掾，弟杀人当死，洪自劾诣阁，乞代弟命，便饮酖而死，弟用得全，颍川士虽尚节义，未有能杀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文仲为东郡太守，始举义兵，以讨王莽，颍川士虽疾恶，未有能破家为国者也。汝南袁公着为甲科郎中，上书欲治梁冀，颍川士虽慕忠谠，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全后汉文》卷八三）

孔融从八个方面论证汝南人物胜于颍川人物，所论未必确切，但足见当时在人物品藻方面对士人地望的重视。案《裴启语林》七八：

祖士言与钟雅相调，钟语祖曰：“我汝、颍之士利如锥，卿燕代之士钝如槌。”祖曰：“以我钝槌，打尔利锥。”钟曰：“自有神锥，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锥，必有神槌。”钟遂屈。

在祖、钟二人关于地望优劣的讨论中，汝、颍是作为一个地望单元出现的，似乎是汝、颍无别，但孔融《汝颍优劣论》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则是汝、颍有异。大概汝、颍地域相近，所以人们在通常的情况下是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的。但无论如何，汝、颍士人确实很了不起，他们在中古时期的政治、军事以及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名士之邦，钟灵毓秀，其斯之谓乎！

众所周知，孔子评论门人，曾经从学习知识的角度区分四等，总括三品，同时作出了细致的评语。从上述情况看，后汉、三国之际的人物品藻，既是对班固《古今人表》的继承（关于《汉书·古今人表》在人物品藻方面的重要意义，可参看拙着《%26lt;世说新语%26gt;研究》，页28~31），亦可视为儒家品评人物之精神的重光。这两方面结合起来，遂成为彼时完美的人物品藻。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中国人才学的宝鉴《人物志》就诞生了。

摘自《中国古人生活研究》

作者：范子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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