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三国志通俗演义》曾以追本穷源的笔法写出汉末天下大乱是“乱由上作”。谓三国之分实肇衅于桓灵二帝上不能体天心之仁爱，下不能纳良臣之谠论，禁固善类而崇信宦官，朝政日非，民怨沸腾，遂致一方面有黄巾之作乱，英雄之聚义草泽，诸镇之缮修兵革，另方面有何进之召外兵，董卓之乱国，诸镇之角立。这种追本穷源是独具匠心的，它不只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与社会一阶级矛盾两个方面写出汉室已不可兴，齐桓晋文之业已不可再，还从所写的那逐鹿中原的群雄中让读者自己去选择谁是“仁德”之主。

　　董卓乘十常侍之乱人持朝政，废少帝而立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号为“尚父”：位望不可谓不通显。带甲数十万，又有吕布、李傕、郭汜、张济、樊稠为羽翼：兵不可谓不雄。差二十五万人夫筑郿坞，与长安城廓一般高下厚薄，周回九里，坞盖宫室仓库，屯积二十年粮食，“霸业成时履帝王，不成且作富家郎”：城不可谓不坚，粮不可谓不足，思虑不可谓不周。曾几何时，却暴尸街头。此无他，就在于“专权肆不仁”。“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竟成了他的指导思想。甚至，“尝引一军出城外，前行到阳城，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引军围住，尽皆杀之，掠其妇女财物，收万千余件，都装在车上，悬头千余颗于车下，连轸还都，先报董太尉杀贼，大胜而回。”甚至，尝留百官饮宴，却将北地招安降士数百人，“于座前或断其手足，或凿去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锅煮之。皆未死，于酒桌几前反复挣命。百官战栗失箸，卓饮食谈笑自若。”甚至，民生其时，富亦死，贫亦死；贫者既死于离乡背井，沦为饿殍，富者复死于“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司徒荀爽曾劝董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卓怒曰：“乱道! ”并即日罢之为庶民。一个蔑视黎元甚至以残杀无辜来张威的人，当然成不了什么气候，最终只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杀董卓之时，日月清净，微风不起，号令卓尸于通道。卓极肥胖，看尸军士以火置卓脐中以为灯光，明照达旦，膏流满地。百姓过者，手掷董卓之头，至于碎烂。……城内城外，若老若幼，踊跃欢忻，歌舞于道。男女贫者尽卖衣装，酒肉相庆曰：‘我等今番夜卧，皆可方占床席也!’ ”这种对乱国害民贼臣的愤恨，正反映了乱世人对“仁政”的追慕。

　　与董卓相比，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曹操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阿瞒终于为子孙创下基业，就在于他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其中包括知民心之可用。因而，他对黎民百姓是王霸相济，具有两面性。当其出“愤师”以报仇雪恨，则

不惜残杀黎元以张威。如“兴兵报父仇”，竟号令部下：“尽杀徐州所辖之民并四下郡县百姓”，“草木不留，吾之愿也!”其残忍如斯，几与董卓无二。难怪毛宗岗要嘲之曰：“前日杀吕家，是宁可我负人；今日欲报仇，是不可人负我。”当其出“王师”以讨伐诸镇，则不忘施德政于民以示仁义。如“仓亭破袁绍”，操闻河上父老言：“袁本初重敛于民，民皆生怨。”便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之罪!”其仁爱之心如斯，则又俨然千古贤相!难怪罗贯中要插一评语：“此是操买民心也。”平心而论，这种宽猛相济，实际上是封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传统法宝，也最本质地反映了曹孟德作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双重特点。　　孙策“聚数万之众，游于江东，安民恤众，投者无数。江东之民，但呼策为‘孙郎’。”民既归附，“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

　　真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作为自己的思想指导者，是初起于草泽之间而不即在于诸镇之内的枭雄刘玄德。宴桃园豪杰三结义，玄德焚香再拜而誓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皇天后土，以鉴此心。”其平牛錾枣如此。玄德除授安喜县尉，“署县事一月，与民秋毫无犯，其盗者皆化为良民。”玄德理政新野，新野人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其仁德及人如此。玄德除授豫州牧，时韩暹、杨奉“权沂都、琅玡两县，纵使军士抢 掠徐、扬地面，人民无所不怨”，玄德乃设一宴，诈请议事，令关、张诛韩、杨于席前。玄德败走江陵，百姓十万相随，玄德傍百姓而行，日行十余里，宁可被曹操大军追及，亦不肯暂弃百姓。其爱民之心如此。玄德客居小沛，陶恭祖三让徐州，玄德皆义不从请，徐州百姓哭拜于地，曰：“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死于奸党之手矣!”玄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灯烛，迎门而接。”其“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如此。论者均以为诸葛亮的出山是由于刘备的三请，这无疑是对的，然而那只是历史。罗贯中笔端的诸葛亮所以出山，还由于刘玄德的一哭。书中写孔明感玄德三顾之恩而报以《隆中对》。“玄德顿首谢曰：‘备虽名微德薄，愿先生同往新野，兴仁义之兵，拯救天下百姓!’孔明曰：‘亮久乐耕锄，不能奉承尊命，’玄德苦泣曰：‘先生不肯匡扶生灵，汉天下休矣!’言毕，泪沾衣衿袍袖，掩面而哭。孔明曰：‘将军若不相弃，愿效犬马之劳。’”俗话云：“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笔者要补充一句：刘备的泪是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而流的。这使他成为家弦户颂的“仁君”典型。当然，刘备这样的“仁德”之君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但罗贯中却按照人民理想中的“好皇帝”模

式创造了他。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三国时期是中华民族人才荟萃时期之一，炳炳麟麟，照耀史册，蜚声里巷。《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以特有的艺术魅力指出人才为兴邦之本，还将能否揽人才而善用之作为褒贬诸镇的另一准则。

　　作品说袁绍，“空留俊杰三千客，谩有英雄百万兵。”这是由于：袁绍其人只知争天下靠实力，却不知人才本身就是最活跃的实力：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知人才本身就是最活跃的实力者，是与本初共起兵时的曹操：“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果然是高见，本初之墓可以证明。更在于：袁绍其人“外宽内忌，好谋无决”。“外宽”、“好谋”，决定了他喜以折节待士自誉，亦能“聚才”。“内忌”、“无决”，决定了他“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甚至愎过而好胜，面对谋士争衡，疑其所不当疑，信其所不当信。许攸、张郃、高览因此而投入曹营，田丰、沮授因此而魂归地府。操曰：“河北义士何如此之多矣!可怜袁氏而不能用，能用则吾安敢正眼而观此地也!”罗贯中始则引诗叹曰：“昨朝沮授军中失，今日田丰狱内亡。河北栋梁皆折断，本初焉不丧家邦!”继则引孙盛之言评曰：“观田丰、沮授之谋，虽良、平何以过之?故君贵审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则伯王之业隆；臣奉暗后，则覆亡之祸至。存亡荣辱，常必由兹。”最后又引陈寿之言作结论说：“昔项羽背范增之谋，以丧其王业。绍之杀田丰，乃甚于羽远矣!”可见，这“君贵审才，臣尚量主”，是作者久萦于心不吐不快的问题。

　　与袁绍之用人形成鲜明对照并成为作者理想之反映的，是刘玄德。玄德天下枭雄，且又“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关羽“义勇”盖世，张飞亦是“万人敌”，“古城聚义”日更有常山赵子龙来投。然而，在与诸葛亮相会之前，却一直“区区奔走于形势之途”，乃至“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置锥之地”，原因在哪里呢?就在于左右缺少一个“经纶济世之士”!然而，非玄德亦不能“尽亮”。“贤亮”易，“尽亮”难。何谓“贤亮”? 以亮躬耕南阳为卑微鄙陋，屈驾折节三顾于草庐，既出则“以师礼待之”，咨之以军政。何谓“尽亮”？视己为“鱼”，视亮为“水”，待之以师礼，委之以军政。其极也则有白帝城托孤，泣曰：“君才胜曹丕十倍，心安国而成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并诏告后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

贤惟德，可以服人。卿父德薄，不足效也。卿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勿怠!勿忘!”这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我死了之后，请您当我的全权代表。如果我儿不听您的话，您可以自为成都之主。”并明告后主：“惟贤惟德，可以服人。你必须听从丞相的教诲。”这不是一般的托孤，这是托以天下!“三顾草庐”是史实，“托孤之言”也是史实。孙盛评曰：“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非其人， 不宜启篡逆之途。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幸值刘禅闇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衅。”(《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我则认为：刘备临终吐此言，留此诏，绝对真诚，亦绝顶聪明。这是怎么说的呢?天下三分，蜀国最小，荆州之失，夷陵之败，元气顿衰。玄德其人，“折而不挠”，北伐曹魏乃其遗志。知道自己一死，魏、吴必乘机合兵伐蜀，益州诸郡亦难云不起风波；阿斗无用，是个“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三国志·后主传》)式的人物；威略足以统一荆襄旧部与刘璋旧部之意志并从而拒敌于国门之外者，孔明一人而已。如果阿斗对孔明能言听计从，则蜀汉之基业可保，汉室或可中兴；否则，宗庙社稷倾于旦夕，更不用说北伐曹魏，一统宇内了。孔明闻之，知言出于诚，则其必“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诸葛亮传》)。刘禅闻之，知言出于诚，则其听孔明之言，敬孔明之意，愈不得不肃。臣民闻之，知言出于诚，则必对后主授孔明以旄钺之重，付孔明以专命之权视为当然。于是，遂“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而疑隙不逞之衅”则无由生矣!玄德如此“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备传》刘备不仅能使荆襄旧部人尽其才，而且能使刘璋旧部人尽其才。包括“不以德素称”(《法正传》)的法正，刘璋之所重用的李严，宿昔之所忌恨的刘巴。故有志之士，无不竞劝。《出师表》有言：“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雄哉刘玄德，德泽后主至于如此，无愧为知人待士之哲。他的“鱼水”说比“人鉴”说更高明，因为暗合中国人的“人生乐在相知心”的文化心态。　　曹操又何尝不是“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武帝纪》)呢?如果说，罗贯中写其对汉室的态度是有贬无褒，写其对黎民的态度是亦贬亦褒，那么，写其对人才的态度则是褒多于贬。孟德一领衮州牧，便“招贤纳士”，荀或来投，操“与谈论兵书战策、当世急务”，喜曰：“吾之子房也。”郭嘉应荀彧之荐，操与“共论天下之事”，喜曰：“使

吾成大事者，必此人也。”其知人善察如此。玄德兵败投许都，荀彧曰：“刘备乃英雄之才，今不早图之，后必为患。”操曰：“非可也。方今用英雄之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其思贤若渴如此。关云长千里独行，诸将皆不平，欲追之；操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也。汝等皆可效之。”其以忠义诲部下如此。战官渡本初败绩，操于绍所弃图书中忽检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曹军中诸人暗通之书。荀攸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尽皆将信焚之，遂不再问。其待部下宽洪大度如此。淯水祭典韦，操“再拜，痛哭，昏绝于地。”易州祭郭嘉，操“哭倒于地曰：‘奉孝死，乃天丧吾也!’ ”其以至情待勋高之士如此。唯其如此，遂使八方迈等越伦之士奔合辐凑于曹营。这就写出曹操待士有异于袁绍而有似于刘备的一面。罗贯中还写出曹操待士有异于刘备而有似于袁绍的一面。刘备既可同忧，亦可同乐，注意“终始之分”；曹操“只可同忧，不可同乐”，无视“终始之分”。刘备用人不疑，唯才是宜，尤敬才智高于己者；曹操“用才能之人，心甚忌之，只恐人高如己”，常用其人而疑其心。刘备服人，唯贤唯德，士皆感服，感服则易生忠信，所以一生未杀过谋士，而在其用过的人中亦未见有司马懿父子式的人物；曹操服人，以智以谲，士皆慑服，慑服则易藏大伪，虽曾因“忌”而杀杨修，因“疑”而赐死荀彧，却至死未识破屡屡梦见的那“同槽”的“三马”为谁，堪谓历史的讽刺。正因如此，罗贯中最后引唐太宗祭魏武帝之言予以盖棺论定曰：“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这是中肯的。　　创业不易，守业尤难。“生子当如孙仲谋!”那么，孙权的卓越之点是什么呢?孙策临终之言可谓一语破的：“若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权一坐镇江东，便求治国之策于周瑜。瑜曰：“方今英雄并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须得高明远见之士，以佐将军，江东自定也。”遂荐鲁肃。肃劝孙权“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并荐诸葛瑾。瑾劝孙权“勿通袁绍，且顺曹操，后却图之。”曹操遂封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当是时也，河北袁绍、西蜀刘璋亦谋臣云集，可一则伯王之业日隆，一则覆亡之祸骤至，足见最为重要者还在于为君者是否具有“文雅坐镇君人之度”。赤壁之战，江东“文官要降，武将要战”，双峰对峙。夷陵之战，江东吕蒙新死，拜何人为帅，意见不一，众水分流。

孙权的英雄本色亦在于：能使文官武将争相进言，然后断其所当断。这一点，岂但袁绍、刘璋望尘莫及，刘备、曹操亦几难与之齐驱。正因如此，所以也就使他一生有“四快”。“子敬一见孤时，便有帝王大略，此一快也。后孟德东下，诸人皆劝孤降之，孤与子敬并周郎廓开大计，赤壁鏖兵，全获其功，此二快也。今子明设谋定计，立取荆州，胜如子敬、周郎多矣!”这是他在为吕蒙夺取荆州开的庆功会上挥杯而言的。不言而喻，他一生还有一快，那就是：不从众议，独用阚泽之言，拜儒生陆逊为帅，一举破刘备七十万大军于夷陵。雄哉孙仲谋，一生有此“四快”，亦可谓“用人不疑，唯才是宜”，有“万乘之智”者矣!然而，若无赤壁之捷，东吴早就丧了基业，可孙权却认为吕蒙“胜如子敬、周郎多矣! ”明显地表露了一种对鲁肃和周郎的不满之情，论原因当然是由于鲁肃曾劝他借荆州与刘备而周郎又未能为其收复。此其一。曹操作为刘备的敌国，不害关羽，遂有华容脱围；孙权作为刘备的盟军，却畏其虎威而害之，等于削弱了自己。此其二。还有，昔日庞统投孙权，孙权以统貌陋且傲，明知“赤壁鏖兵之时，此人曾献连环策，成第一功”，且鲁肃又再三推荐，却“誓不用之”；庞统投玄德，“长揖不拜”，“玄德见统貌陋，心中不悦”，却仍任之以耒阳令，一旦知其贤，即拜为副军师中郎将，并再三“请罪”。罗贯中有感于此，所以又引陈寿之言，评曰：“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确实，与刘备和曹操相比，虽亦人杰，终显“小器”；其胆略气度，守业有余而创业不足。　　正因为《三国志通俗演义》要宣扬的是“君贵审才，臣尚量主。”所以它虽崇尚忠义，却不主张愚忠。它否定的只是“蔡张卖主求生计”，对赵子龙式的“良禽择木而栖”却是充分肯定的。作者写董卓作为奸贼，万恶中有一善，善在能忍性屈请用蔡邕；王允作为忠臣，万善中有一恶，恶在刚愎自用杀蔡邕；蔡邕作为逸才，千虑中有一失，失在不该因一时知遇之感而伏尸哭董卓。我以为这“蔡邕问题”可以看作罗贯中既崇尚忠义而又不主张愚忠的思想写照。他之所以贬王允甚于贬蔡邕，只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王公所为，其无后乎!善人，国之所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岂能久乎?”

　　“汉界楚河，唯智胜也”

　　《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但强调民心为立国之本、人才为兴邦之本，还进而指出战略为成败之本。这是作品中所反映的强烈意识，乃至成为作者褒贬诸镇的又一准则。

　其一，小说写出东汉之亡，亡于何进“无谋”，王允“智小”，一着酿成千古错。　　灵帝年间，十常侍专政，天下人民欲食十常侍之肉，灵帝却敬如父母，皆封列侯。这不是偶然的，盖有鉴于西汉之亡，亡于外戚王莽终移汉鼎，所以用宦官对付外戚，成了东汉历代君主的传家宝。灵帝崩俎，何进拟杀十常侍而何太后不允，其深层原因实在于此。何进之错，错在采纳袁绍之策：“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不听曹操之言：“若欲治罪者，当除元恶，但付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兵乎?”其结果，不但他自己反为宦竖所杀，朝柄亦落人豺虎之属董卓之手。

　　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可谓用心良苦，忠心难得。然而。“巧”亦“小”矣。董卓既诛，王允便刚愎自用，缢死蔡邕之事犹小。时李傕、郭汜、张济、樊稠拥兵于外，又有谋士贾诩为羽翼，应散其众而徐图之；可当其使人往长安上表告赦也，王允却曰：“卓之过恶，皆是四人以助之。可大赦天下，独不赦此一枝军马。”真是冬烘的头脑又被胜利冲昏!这一失算，其直接后果是激出傕、汜、济、稠乱长安。从此，“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如果说，何进欲尽诛阉竖还多少含有个人的企图，那么，王允欲尽诛董孽则一心想安汉室。然而却殊途同归于身死、国乱，获得的是愿望的反面。为什么呢?答案是清楚的，曰：“胸无韬略”。

　　其二，小说写出袁绍尚“力”，故“虽强必弱”；曹操尚“智”，故“虽弱必强”。其转折点，是官渡之战；它决定了由谁统一北方，而成败关键则是在用不用许攸其人其策。

　　却原来“北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南军；南军虽精，而粮草不如北广。南军无粮，利在速战；北军有靠，宜且缓守。若能旷以日月，则南军不战自败”，这就是官渡之战的总形势。荀攸看到这一点，建议曹操“速战”。操曰：“正合吾机。”沮授早看到这一点，建议袁绍“缓守”。绍却罪以“慢我军心”，叱左右：“锁禁军中”。荀攸之策见用而沮授之策见罪，主帅之智可谓优劣霄壤，而袁绍却自矜于智高!

　　孟德以区区七万之众战本初七十五万大军，打了两个来月，“军力渐乏，粮草不继”，意欲弃官渡退回许昌。荀彧呈书曰：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绍军虽众，而不能用；公宜画地而守，请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操信其所当信，令将士各效勇力守之。其致荀彧催粮书不意为许攸截获，攸径见袁绍，曰：“曹操起军马，尽屯官渡，与我相拒，许昌必然空虚。若分轻骑，星夜掩袭许昌，而许昌可拔也，则奉迎天子以讨曹操，操可擒也。如其未溃，首尾相攻，必破之矣。今操粮食

已尽，正可乘时两路击之。”可绍却疑其所不当疑，曰：“曹操诡计极多，此书乃诱敌之谋也。”攸顿首言曰：“今若不取，必为虏矣!”恰巧审配自邺郡来函，说“攸在冀州时取受民间财物”。绍又信其所不当信，复疑其所不当疑，怒目：“滥行匹夫，尚有面目于吾前献计也!吾知汝与曹阿瞒有旧，想是受他金帛，与他行计，啜赚吾军耶?”善用人者使贪使诈，了然于心而已；纵然许攸果滥行，其策自是可用，何况又属长策。孟德事后知攸曾献此策，“大惊曰：‘若袁绍用子远之言，吾等皆死无葬身之地矣!’”惜本初不是孟德。　　昔日袁绍以极骄极傲之状借粮于曹操时，荀彧谓操有“四胜”而绍有“四败”，郭嘉谓操有“十胜”而绍有“十败”。其结论皆是：“刘、项之不敌，公所知。汉祖唯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官渡之战大致应验了，谁说作者对曹操有否定而无赞美!“智”的最高形态是战略思想。

　　其三，小说写出赤壁之战奠定了天下三分局面，证明了鲁肃、诸葛亮的孙、刘联合以抗曹的战略方针的正确。

　　“定三分隆中决策”，孔明的高瞻远瞩是有口皆碑的。还有一个人物却不大为人所知，那就是朴讷谨厚的鲁肃。鲁肃初见孙权，权问以齐桓、晋文之业。肃答曰：“窃料之，汉室不可复业，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这与后来孔明的“隆中决策”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当袁绍既灭，刘备新败，刘表新亡，刘琮又献了荆州，曹操陈兵百万威加东吴时，二人各为其主谋划帝王之业，却“心有灵犀一点通”，成为孙、刘联盟以拒曹路线的实际缔造者，是必然的。没有这条路线，就没有曹操的赤壁之败，就没有天下鼎足三分之势。如果说，孔明是作品中的“智绝”，那么，鲁肃则是大智若愚的典型。孙权、周郎、吕蒙、陆逊皆无法与之比战略眼光。

　　江东武将要战，文官要降，成败在于孙权作何决策。文官中主联刘以抗曹者唯鲁肃一人而已，而孙权却瞩目于鲁肃之策。武将中谓曹兵犯有“四忌”可一战而胜者唯周瑜一人而已，而孙权却矍然起曰：“卿言当伐，甚合孤意。”诚然，孔明的舌上风雷给予江左主战派的支持是有力的；然而，关键还在于孙权是人杰，不比袁绍，“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六人谋则从四人之论”。(毛宗岗评，毛本二十二回)刘备、孙权虽不如曹操会用兵、用谋，却比曹操更会用用兵和用谋之人。没有刘备、孙权的英明决策，就没有曹操的兵败赤壁，就没有天下的鼎足三分。

　　曹操赤壁之败，还由于孔明与江左俊彦群策群力，各竭其智，成功地利用了曹兵所犯

的“四忌”，成功地利用了曹操兵胜而骄的心理，成功地利用了曹操自身的缺点和优点。比如，曹操唯才是用，心尚忠义之士，鄙薄谄佞之徒；早就想杀卖主求荣的蔡瑁、张允，只因“北地之众，不习水战”，故“权且用之”为水军大都督、水军副都督；蒋干中计，又急骤地加剧了他对二人的怀疑与厌恶，当其猛省“吾中计矣”，二人头已落地。又如，曹操善疑亦善信，平生所自负者智；黄盖用苦肉计，阚泽献诈降书，二人机谋被他一言道破而终使他中计者，在于阚泽能巧妙地笑其料事之不明，蔡和、蔡中的谍报又从中起了作用。再如，曹操是个见才就爱的人，又日为北兵不惯乘舟犯愁；凤雏先生既是他素所敬服的人，“连环计”又解决了北兵不习水战问题，且火攻一事是他早想过了的，焉有不堕其术中之理!这种智者欺之以智，抓住曹操的长处让他上钩，足令人快读古之胸，而长尚论之识，减却愚蒙。　　其四，小说写出夷陵之战是孙、刘长期磨擦的必然结果，是孔明、鲁肃缔造的孙、刘联合以拒曹的战略路线一次严重受挫，蜀国固然大伤了元气，吴国也间接地削弱了它的抗曹力量，从而暗中规定了天下只能由魏晋来统一。

　　这种磨擦，是从赤壁之战中周瑜几次三番想杀诸葛亮开始的。论者都认为这是由于周瑜量窄。其实不然。周瑜始荐张昭于孙策，又荐鲁肃于孙权，复遣诸葛瑾说孔明“同事东吴”，屡屡推贤、让能，足见其气度恢宏。周瑜忌孔明，非忌胜己者，忌胜己者为敌效力，“久必为江东之患”；却不知有个相对强大的刘备集团是有益于东吴的，可以联合起来对付曹操；缺乏如同鲁肃那样远大的战略眼光，只具将帅之智，够不上是位战略家；当其高喊“既生瑜，何生亮”时，还在为东吴的未来担忧呢，真是个悲剧。

　　强烈认识到孙、刘联盟之战略价值的，倒是北国的曹操。荆州乃用武之地，赤壁之战后，刘备借东吴之力取个现成，周瑜衔恨不已。曹操遂用程昱之策，表奏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实际上也就以天子名义将汉上九郡给了东吴，从而“使孙、刘自相吞并”以坐收渔翁之利。其第一次所收之利，是东吴失了周瑜。所以，孔明柴桑之哭，是假中有真。

　　继任东吴大都督者是鲁肃。孙权出于切身利益，屡逼鲁肃收复荆州。关羽则置孔明之嘱“东结孙权”于脑后，但知“保汉土”而一再蔑视吴侯。鲁肃作为战略家，知刚愎自用的关云长并不足畏，足畏的是北国的曹孟德，遂委屈求全于关羽和孙权之间，这正是他才智超群之处。所以，他当东吴大都督的时候，正是孙、刘抗曹力量急速发展的时期

。待鲁肃一死，周瑜者俦吕蒙继任大都督，遂迎孙权之意，不惜暗中勾结曹操，一举袭取了荆州，结果是蜀国丧了关羽。这是曹孟德第二次坐收渔翁之利。　　“朕不与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刘备不听孔明和赵云一再苦谏，“起倾国之兵，剪伐东吴”。此“哀兵”也。然而，“天下者，重也；冤仇者，轻也。”况且，“水军沿江而下，进则容易，退则实难。”此乃为国者不可不静而思之的问题。于是，“哀兵”遂一变而成为“滞兵”。谁知东吴新任大都督却是名不见经传的儒生陆逊!“朕用兵老矣，今反不如一黄口孺子耶?”于是，“滞兵”遂再变而成为“骄兵”。陆逊则故意示弱以益其骄，步步将其诱堕术中，最后来个“火烧连营七百里”，以数万之众大败刘备七十余万大军于虢亭。曹操至此，第三次坐收渔翁之利。蜀国大丧元气，吴亦不得不因此而“降魏受九锡”。

　　最后，小说还写出孔明、鲁肃缔造的孙、刘联合以拒曹的战略路线真正成为蜀、吴两国的国策，是在“白帝城托孤”之后；原因是由于吴、蜀荆州之争已经解决，两国都感到舍此则无力与魏国取得均势。司马氏最后所以能使三国归晋，不仅由于北国的民心趋于稳定，不仅凭藉魏国的人力和物力，还凭藉战略思想的正确和拥有邓艾、钟会、羊祜、杜预这样的一批智勇之士。

　　官渡之战，袁绍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此天丧我”，正见其愚。赤壁之战，曹操以哭郭嘉的方法归过于谋士们缺智少谋，正见其“鬼”。夷陵之战，刘备将失败的原因归罪于“何期智识浅陋，不纳丞相之言，自取其败”，正见其明。明在再次肯定孔明、鲁肃缔造的孙、刘联合以拒曹的战略路线的正确。

　　诸葛亮安居平五路之后，主动遣邓芝通好东吴。约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如灭魏之后，未识天命所归何人。但为君者，各修其德；为臣者各尽其忠：则战争方息耳。”自此吴、蜀通好，成为两国的国策，再未见以兵戎，而伐魏则有配合。

　　诸葛亮及时利用了吴、蜀通和，魏不敢加兵于蜀的机会，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方针，一举平定了南蛮。南方已定，国力已苏，遂统领三军北伐中原，以报“先帝托孤之重”。昔日沮授、荀攸所论袁、曹交战形势复现于今日之魏、蜀。然而，袁绍不知“缓守”可使曹军不战自败，司马懿却知“缓守”可使蜀军不战自退；袁绍不知用许攸之计，以全师屯官渡而以偏师袭许昌可以破曹，司马昭却知用邓艾之计，以全师屯剑阁而以偏师袭成都可以亡蜀。

　　蜀亡，魏为司马炎所篡，吴亦遂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庶可与之比辉者

，唯此说给有志王天下者听的英雄史诗《三国志通俗演义》而已。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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