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定都面面观
不论首都置中或略偏前线,两种态度都有人批评:置中内地曾被苏明允认为无能,讥其偏安而无为;定都前线则形同天子守边,战争风险极高。
三国时刘备定都成都,由于四川本为盆地,周围有高山,中央有平原,历来立国于蜀,鲜少积极向外,因此屡屡被批评为无能的偏安之都。但是定都边疆也非好事,曹魏原都许昌,在关羽围攻襄樊时,居然造成“威震华夏”,此因许昌距离边境太近而有骚动或响应之情事(梁、郏及陆浑位于司隶及豫州),让曹操一度曾有迁都的想法,如果首都并非离敌太近的话,大可不必理会被敌袭击的可能。东吴原都武昌,地处荆州,西有从长江顺流而来,离蜀太近;北有汉水迎面接邻襄樊,离魏太近。若是蜀或魏发动攻吴,武昌正临首当其冲,首都最不好发生战事,或许随后迁建业,亦是基于军事及安全的考虑。
因此蜀都设置于成都,正合于中枢之义,并无不妥,不论就军事或就政治等,成都至今仍为四川中心。若说眼光狭小,则为多心,因为天下熙攘,纷乱未平,刘备及刘禅尚未掌握中原或江东,硬把未控制或没取得的地域加入考虑,而得出蜀汉应定都汉中(偏魏)或永安(偏吴)等,等于是操之过急。因为“鹿死谁手,尚未定也”,太多变化的不确性,焉知江山事事皆如预料? 若以此非议,不如定都原先两汉的关中长安或洛阳,眼光既远,又无偏安之讥,军事有理,政治正确,至于关中是否为蜀汉所能控制,那就另当别论。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遥领不实的动作,还不如落袋为安以稳重脚步就现况来考量。
把首都放在边疆,从军事的另类角度,反倒是留给敌人作为进攻的目标。一但首都被破,就算侥幸迁都得逞,元气重伤后大势已去,因为自嚗敌前本属不智之举。诚然军力强盛之时,不论首都在中央或在边陲,皆不虞被攻之虑,或以首都拥有重兵,反倒有威胁邻国,高姿态的武吓恫恐之势。但是首都置边就是拉近外敌入侵的距离,起码比置中内地更易受敌。
若以军事考量,传统上以地理凭险可守的考量,如关中的洛阳及长安等,郑樵曾归纳历朝定都心得:“建邦设都,皆凭险阻。山川者,天下之险阻也;城池者,人之险阻也。城池必以山川为固。”不过秦观则不以为然,强调“以兵为险”,是以众建兵而少依险,故北宋以汴京为首都。虽然“魏地四平,诸侯辐凑,无名川大山之限”,容易被一马平川而被直捣心脏,而且恰如钱宾四所评弊:“尤使宋室处一极不利的形势下,藩篱尽撤,本根无备。”范仲淹曾以:“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及韩琦所主张的“备
河北”、“营洛邑”,几乎都认为汴京靠敌太近,不如洛阳有险可守。 但定都条件除了军事上的考量,还有政治或经济及文化上的考量。如盘庚迁殷,西周移鼎镐京,为了政治上的控制,迁都有其必要。又北魏孝文帝南迁改都,则为了文化上的观点。至于两宋的汴京及杭州,更是为了经济上的收入。首都本是统治者所在或政治中心,安全性愈高愈好,若欲发动战争,顶多设置指挥中心或修筑防御工事,目的用来作战,配合措施则为军事相关,而不是统治者或高官显要,那只会为敌安排人质被掳清单,而无益于战争。
边疆应设诸要塞、城堡或基地,因为境界可能会发生战争;首都位处中心,因为首都避免陷入混乱。历经战火的洗礼,首都被战火波及,不死也带伤,因为首都本来就不是用来举行战争的晚宴会场。边疆比中枢更容易发生战争,首都置边当然易受战火影响。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倘若首都虽处中枢,仍能庙算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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