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曾在《公孙丑上》中说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在这里,是在讲他的王、霸道之分。其中所说的“王道”的代表,是“以德服人”的商汤和周文王。而所谓“霸道”的典型,则是春秋时期以“尊王攘夷”为旗帜,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成其霸业的齐桓公和晋文公。“假”,借也,“以力假仁”而霸,就是以力为后盾,借仁的名义而称霸。

在三国之中,后人对曹操、刘备、孙权的评价各不相同,大体以曹操奸诈、刘备仁厚、孙权多谋善断之论占上风,认为这就是他们在众多军阀中崛起的主要原因。但若揆诸《三国志》,却发觉曹、刘、孙三人,在其建国道路上也有共同之处。所谓“以力假仁者霸”,正是三国的奠基者们所作所为的生动写照。

一

揆诸《三国志》,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显而又被人忽视的问题:“仁”并非是刘备的专利,曹、孙二人亦称“仁”。下面我们可以将这些赞扬作一个比较。

关于曹操。官渡之战中,荀论曹操能战胜袁绍的“四胜”时说:

　　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

郭嘉在是役中也鼓励曹操,说“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其七云:

　　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旨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2〕

关于刘备。太史慈在北海相孔融被围,向刘备求救时说:

慈，东莱之鄙人也，与孔北海亲非骨肉，比非乡党，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灾共总之义。今管亥暴乱，北海被围，孤穷无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义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区区，延颈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围，从万死之中自托于君，惟君所以存之。

蜀臣杨戏在其《季汉辅臣赞》序中说道:

世主……初自燕、代则仁声洽着，行自齐、鲁则英风播流，寄业荆、郡则臣主归心，顾援吴、越则贤愚赖风，奋威巴、蜀则万里肃震，厉师庸、汉则元寇敛迹，故能承高祖

之始兆，复皇汉之宗祀也。

刘备取蜀，魏国征士傅干认为其事必成，他说:

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此三人者，皆人杰也。以备之略，三杰佐之，何为不济也?

关于孙权。《江表传》载:

(孙权)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侠养士，始有知名，件于父兄矣。

吴重臣鲁肃对刘备赞孙权说:

孙讨虏(孙权曾被曹操表为讨虏将军)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

吴都尉赵咨出使魏国，曹王问曰:

“吴王何等主也?”咨对曰:“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

由上可见，加在曹操身上的，有“仁”、“至仁”等赞誉; 加在刘备头上的，则有“仁义”、“仁声洽着”、“宽仁”等称颂;而孙权，则有着“仁而多断”、“仁惠”、“仁智”等光环。无庸置疑，在这些议论中，肯定有臣下的吹捧奉承。但问题在于:曹操的仁是不是就是完全的假仁假义?刘备的仁是不是就是货真价实?孙权的仁又是不是其臣民的虚言溢美?也就是说，他们的“仁”究竟是真还是假?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从他们的行事中去寻找答案。

二

让我们先从曹操这个被视为“奸雄”的人物谈起。

曹操为人，有残忍的一面，这在史籍中早有记载。仅从《三国志·武帝纪》及传中的注里，我们就可以找到无数的事例。如他杀死吕伯奢全家时所说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为其父复仇，“所过多所残戮”;张邈背叛他，被他“夷邈三族”;东征吕布，“屠彭城”，又决泗水、沂水以灌下邳;官渡之战中，仅为取得威慑效果，便“斩督将睦元进、骑督韩营子、吕威磺、赵叡等首，割得将军淳于仲简鼻，未死，杀士卒千余人，皆取鼻，牛马割唇舌，以示(袁)绍军”。至其晚年，更因别人反对他或怕别人谋害他而屡开杀戒，杀害名士杨修、孔融，逼死功臣荀或，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是，曹操的确也有他“仁”的一面。这首先表现在他的用人上。其用人之妙之高，历来多有评述，在此只择其一二，简要论说。

曹操对他的潜在敌人或得罪过他的人，也有不杀的。这种不杀之人一般来说可以归为两种类型，一是真正有德之人，二是有才之人，有名之人则慎杀。如其对以仁义著名的

刘备，几次有机会将其除掉，终究放过;对大讲义气的关羽，更可称得上是仁至义尽。再如对在张邀之叛中背叛他的毕湛，他也是不但不杀，反而用为鲁相。曹操产生这种行为的动机，当然不是因为他宅心仁厚，《三国志·武帝纪》载:

吕布袭刘备，取下郑。备来奔。程星说公曰:“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同书注引《魏书》中曹操亦称:“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快快，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目危?”由上可见，曹操不愿多杀人，根本原因即在于不想在多事之秋使得众人感到“自危”，从而无法收揽人心。这种为收揽人心而表现得“仁义”的行为，从时间上看，大致出现在他迎汉献帝都许以后;而我们前面所引的曹操杀人的事例，却大多是在他迎汉献帝都许之前发生的。这种现象表明，在他都许以后，政治上的优势，使他的志向从“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向作“兵势广大，犹能事周室”的“齐桓、晋文”转化。这种转化，决定了他在用人上应当显示出更多的“仁义”，特别是对那些有美名于外的人更显示出他的宽容。而按“物以类聚”之理，曹操这样做，又可以自然地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他本人亦属仁人君子的形象，这对于他“继桓、文之功”可谓大有好处。

从建立霸业出发，曹操对有才之人，也表现得很宽厚大量，魏种曾叛曹操，及操得之，曰:“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擅长书法的梁鹊亦得罪过他，及其降后，曹操却任命他为假司马，“使在秘书，以勒书自效”。为了招降纳叛，同时建立仁者形象，曹操对原来敌方的投降过来的人，不是加以重用，就是给予高爵重赏。史载曹操自己生活非常节俭，但对下属却异常慷慨，“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在封建社会，这种统治者给予臣下的高官、美爵、厚赐，的确会使下级感到上级的体恤和关爱，感到人主的“推己及人”之心。这也就是为什么荀或要说曹操是以“至仁待人”，郭嘉要说袁绍不过有“妇人之仁”，而曹操能“仁胜”的原因。

为了在群雄并立的情况下居于不败之地，进而雄霸肥沃天下，曹操在政治上也体现出了一些“仁政”的特点。例如他在建安七年春正月下令优抚战死沙场的将士家属，八年七月下令进行教化，树立良好社会风气，九年、十四年下令轻摇薄赋，“重豪强兼并之

法”以减轻人民负担。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其“仁爱”的体现。

曹操之所以要实行这些措施，是因为这是其打天下的需要。夏侯惇曾说:“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在汉末战乱之际，生灵涂炭，人民渴望的是能解除他们痛苦的统治者，是“必宁生民”之主。当年赵云去见公孙瓒，公孙瓒对冀州人归附袁绍很不满，于是讽刺赵云道:“闻贵州人皆愿袁氏，君何独回心，迷而能反乎?”而赵云正色答曰:“天下汹汹，未知孰是，民有倒县(悬)之厄，鄙州论议，从仁政所在，不为忽袁公私明将军也。”赵云的意思很明确:在还不知究竟谁是“真命天子”的情况下，谁能为百姓带来好处，解除其“倒悬之厄”，百姓就会拥护谁，答案就是这么简单!

在这个问题上，曹操本人也被上了一课。史载他在消灭袁氏，当上充州牧以后，志得意满，认为这一下可以大大壮大自己的实力，于是对其征辟的别驾从事崔琰得意地说道:“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结果却遭到崔琰的严厉批评:“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校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曹操对此处理得很聪明，是立即“改容谢之”，承认自己的不对，并以实际行动改正。他当充州牧是在建安九年，当年他免冀州一年租赋和颁布“重豪强兼并之法”，未必不是从崔琰的批评中得到了深刻的启示。

由上可见，孤立地讨论曹操仁与不仁并不重要——他的残忍是真实的，他的仁也是可信的——重要的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只要他想成功，就只能走这条“以力假仁而霸”的道路!

知道了这个道理，对曹操打天下的一系列作法就可以理解了。他迎天子都许，屯田，拼命夺取地盘，对敌人毫不留情，对有才的人大加任用，甚至多次宣称“唯才是举”，“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叫臣下举荐那些“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就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以力”而取天下;而其对部恤，不吝赏赐，在所统治地区实行教化，轻摇薄赋，则是为了“假仁”而称霸。力仁并举，则天下在囊中矣!

三

较之曹操，刘备可以说是仁声远着，与曹、孙相比，他在这方面受的称赞是最多的，而且不但是臣下称赞，朋友称赞，就是敌方之人对他的“仁义”、“仁厚”，也是衷心

承认，他在为平原相时，“郡民刘平素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史载刺客为何不刺而去的原因曰:“旱时人民饥懂，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茛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也就是说，刘备是以他的全力保卫人民的安全，慷慨好施的行为和礼贤下士的作风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仁义”的名声。正是这样，才会使他仁声远播，也才会使他在寓居荆州数年，离开时“荆楚群士，从之如云”。在曹操大军紧追在后，荆州百姓十余万，辅重数千辆，使得大军行军速度仅“旧行十余里”，有人劝他抛弃民众而逃的情况下，他所说的那句“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名言，更使得千古以来无数人为之击节，赢得了多少人心!正是由于此，陈寿在《传》中评曰:

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

晋人习凿齿更是对刘备称赞有加:

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刘表)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缪抚寒含寥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但也就是这个以仁著称的刘备，仍然也有“不仁”的地方，那就是他在取益州时对刘璋的背信弃义。

刘备之所以欲取益州，是实现诸葛亮《隆中对》战略决策，图生存求发展的重要步骤。这在汉末军阀混战局面下，无可厚非。但在刘备那里却成了一个难题——刘璋并非无道之主。

在汉末大乱时期，与诸多军阀相比，刘璋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统治者，他的不足主要在于“性宽柔，无威略”，对他带到益州的旧部侵暴益州土著“不能禁”，引起了土著地主与外来者的矛盾。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刘璋闇弱”，是说他处理政治不行，不能守住益州这个“天府之国”，并非说他昏庸无道，这同吴人张磻说刘璋“愚弱”的意思一样。但张磻的评价因为不牵涉到为刘备出谋划策，所以显得客观一些，其云:“刘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为无道之主也。”宋襄公、徐偃王，均是历史上的所谓欲行仁义而力有不逮者，所以刘璋也可以勉强算得上个“仁主”，而后来法正、张松叛刘璋，受到世人批评，也是这个原因。史载:

(建安)十九年，(刘备)进围成都数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

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

刘璋能怜悯百姓伤于战乱而放弃一己之富贵权势，其仁也可与刘备媲美。但他既然是个“仁主”，这对刘备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刘备一直以仁者自居，那么，“仁者”去抢“仁者”的地盘，岂不是大谬!所以当他在荆州，庞统劝他夺取益州，“权借以定大事”时，他就义正辞严地说道:

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

刘备此言,带有几分自豪,也带有几分无奈。自豪的是他自身的宽、仁、忠已为世所公认;无奈的是也为此受到了束缚,不能随便丢掉这个本钱,“以小故而失天下”。这个难题,庞统用“权变”理论为他作了开脱。他说:“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

权变理论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孔子曾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此话大意是说:可以一起学习的人,未必就可以一起遵循道;可以一起遵循道的人,未必就可以一起立身处世;可以一起立身处世的人,未必就可以一起通达权变,把每件事都干好。共学、适道、立、权,一级比一级难,一级比一级高,通达权变是最难的。能否用权,当否用权,关键在于适其时,取其中,得其宜,合其道。也就是说要从正确的目的出发,根据具体的时势和条件来决定所要采取的政策策略,而不要拘泥不化,死守所谓的“仁义之道”。只要目的正确而高尚,结果好,手段狠一点,是没有关系的。这就叫“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庞统在此大讲这个理论,就是要说服刘备在汉末乱世中,要像春秋五霸那样,通过兼并弱小国家,攻灭暴君的政权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在达到目的后,再来补偿过失,大讲仁义。这就是所谓的“逆取顺守”。

在三国时期,权变学说可以说为很多人肆行谲诈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根据。所以庞统一用权变理论开导刘备,刘备立即欣然接受,而且在他入蜀以后,也就理所当然地把他的“仁义忠信”抛到了九霄云外。先是来了个上表“推(刘)璋行镇西大将军”,把刘璋哄得心花怒放,大失戒心;在刘璋给了他众多军资,叫他去打张鲁时,他又驻军葭萌,按兵不动,专心于“厚树恩德,以收众心”;最后又采纳庞统计策,假托荆州紧急,急欲回军,诱杀刘璋大将杨怀、高沛,还向成都,可以说是把权诈表观得淋漓尽致。在涪城举行的酒宴上,他表

观得异常高兴,对庞统说道:“今日之会,可谓乐矣!”而且在心有歉疚的庞统说出“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的话后,他竟然大言不惭地说道:“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起出!”

刘备急于立足,事属可谅,以诡道成功,也尚情有可原。但他攻伐无罪之君,自比圣王,又颠倒黑白以饰其非,从儒家伦理道德上看,这恐怕就不能称为“仁”了。当然,刘备此时是喝醉了,但这种酒后所吐的真言,可以反映出刘备人性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三国鼎立的形成过程中,被当时的形势所迫,他也只能走上“以力假仁而霸”的道路。

四

孙权较之曹操、刘备,又有自己的特点。《三国志》作者陈寿在《吴主传》卷末评曰: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盛。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至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陈寿把孙吴灭亡,归结于孙权末年的“性多嫌忌,果于杀戮”以及“谗说殄行,胤嗣废毙”,显得略为过分,因为毕竟孙权死后,吴国又继续立国近三十年,其亡在于孙皓之暴。但他说孙权能“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却颇抓住了孙权打天下的特点。也就是孙权在汉末之时,较之曹操,无“挟天子以令诸侯”、兵强地广之利,较之刘备,亦无“宗室之胄”、“仁声洽着”之名,故只能“屈身忍辱,任才尚计”,而且这个屈身忍辱,不仅表现在他对曹氏的卑恭屈膝,也表现在礼贤下士上。在三国奠基者打天下时,孙权对部下的谦逊、关爱和忍让,可以说是最突出的。陆机《辨亡论》曰,孙权继孙策为主之后,“推诚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权之我逼。执鞭鞠躬,以重陆公之威。……登坛慷慨归鲁肃之功,削投恶言信子瑜之节。是以忠臣竞尽其谋,志士咸得肆力,洪规远略,固不厌夫区区者也”。孙盛也说:“观孙权之养士也,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陈武之妾,请吕蒙之命,育凌统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虽令德无闻,仁泽罔着,而能屈强荆吴,僭拟年岁者,抑有由也。”

由此可见,孙权创业,就是靠的一个“忍”字。为了创业,在关羽势大时,他可以忍住关羽“怒骂其使,不许婚”的耻辱,也可以忍住关羽嫌他助攻于禁“淹迟”,骂他“狗子敢耳,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的恶言,而“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为了创业,他还可以忍住欲望,向曹操称臣,在曹丕称帝后又向丕“使命称藩”。同样为了创业,他还能

忍受张昭的叨叨唠唠,在张昭因给他上谏不听,大作脸色,在群臣面前大扫他的面子时,他仍然能“数慰谢昭”,“深自克责”,大作自我批评。一句话,无论对暂时的盟友,还是内心的敌人,还是心中颇不满意的臣下,他都能做到一个忍字当头,以待时机。

勾践,是历史上以忍辱负重而终成大业的典型。他能终成大业,不仅仅在于他能卧薪尝胆,忍耐住吴王夫差对他的侮辱,还在于他通过对臣下百姓的关爱,“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使人心收为己用,人人愿为之致死力。陈寿以勾践比孙权,自有其根据,试看陆机和孙盛的话中所举的几个例子:

“泣周泰之夷”,指孙权曾在众将的宴会上“命泰解衣,权手自指其创痕,问以所起”,又“把其臂,因流涕交连,字之曰:‘幼平,卿为孤兄弟战如熊虎,不惜躯命,被创数十,肤如刻画,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卿吴之功臣,孤当与卿同荣辱,等休戚,幼平意快为之,勿以寒门自退也。’即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坐罢,住驾,使泰以兵马导从出,鸣鼓角作鼓吹”。

“请吕蒙之命”,指孙权在吕蒙病重时“屏气局以伺”,“时有针加,权为之惨凄,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嗜,夜不能寐。病中瘳,为下赦令,群臣毕贺。后更增笃,权自临视,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

“执鞭鞠躬,以重陆公之威”,指孙权黄武七年,以陆逊为三军统帅,临出师前,孙权亲自为其执鞭,百官屈膝,以重陆逊之威。

“削投恶言信子瑜之节”,指吴蜀之战,有人告诸葛瑾与刘备有私下往来,有叛国之嫌,孙权称:“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置之不问。

总而言之,在创业的过程中,在当时“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的情况下,孙权实际上是把“仁”作为感情投资的手段,为了笼络部下,他是既宠之以爵,又动之以情,既授之以权,又加之以信,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其臣下说他“仁惠”、“仁智”、“亲仁”,究其原因,就在于此。

但是,孙权对其仇敌,也绝对是毫不手软。其兄长孙策的部将李术在策死后,“不肯事(孙)权,而多纳其亡叛”,并宣称“有德见归,无德见叛”。孙权大怒,“举兵攻术于皖城。术闭门自守,求救于曹公。曹公不救。粮食乏尽,妇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枭术首”。以礼聘到身边的沈友,孙权“亦以终不为己用”,借庸臣谗言,将其以“谋反”罪杀害。而且由于他的“仁惠”、“亲仁”,是服从他鼎足江东,进而逐鹿中原这个根本目标

的,所以一当他脚根站稳以后,特别是在称王称帝以后,他的仁爱谦虚就大为逊色。嘉禾二年(233年),他为了联合辽东的公孙渊,册封公孙渊为“燕王”,不顾举朝大臣的进谏反对,派军队万人护送使节带上“金宝珍货,九锡备物”往辽东,结果被反复无常的公孙渊杀了孙吴使节,“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使得鸡飞蛋打,人财两空,裴松之对此愤怒批评孙权道:“权愎谏违众……宜达锡命,乃用万人,是何不爱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塞,实为无道。”

其实,裴松之也不必如此苛责孙权,作为封建统治者,在大功告成以后,又有几个能保持当年打天下的作风!到孙权称帝以后,君臣之间的亲密无间早已成为历史。虞翻以狂直见贬徙,张昭以耿介被闲置;及至晚年,任用校事吕壹,用法深刻,导致满朝文武“莫敢言”,在吕壹事败以后,孙权派使者去征求“时事所当损益”,结果在孙权大作检讨的情况下,武将们仍是互相推诿,“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而文官则是战战兢兢,在措辞上穷尽脑汁,“至乃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这同当年君臣间的推心置腹,相去何止万里!

仁义、仁爱,对孙权来说,同样也只是笼络人心,收罗人才的手段。

不过,曹、刘、孙三人虽然只是借仁而打天下,但他们比起董卓、袁术、袁绍、吕布、公孙渊等军阀,毕竟又多了几分爱心,老百姓也多多少少得到了他们的“仁惠”,在他们有心无心的做法中和无数仁人志士努力下,仁的观念在社会上仍然被人们首肯和称道,这便是他们“以力假仁而霸”的积极意义之所在吧。

刘伟航,西华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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