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传奇”，是明清章回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体系。此派小说产于元末明初，肇基于《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这两部长篇巨著，以其思想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成为我国章回小说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高峰。此后，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前期，涌现出一大 批踵武二书的小说。《西汉演义》、《东西晋演义》、《隋唐演义》、《说唐演义全传》、《残唐三代史演义传》、《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说岳全传》、《水浒后传》、《英烈传》等，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

　　历史—传奇小说在创作上的共同倾向，是取材于历史。这一点，已成为公认的事实。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就把《三国演义》、《水浒传》及其后出者称为“元明传来之讲史”。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也把除《水浒传》之外的其它历史—传奇小说列人“明清讲史部”。这些作品，或写历朝历史，或写历代英雄，无不与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表现历史题材虽为历史—传奇小说的重要特点，但却不是其唯一的特点；此外，还有常常被人忽略的另一重要特点，那就是无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传奇性。

　　历史—传奇小说的传奇性，其首要标志，是史实的虚化。所谓“虚化”，是指人民群众、民间艺术或文人作家对历史素材以艺术方式所进行的变异处理。处理后的史实，衍变为虚化的历史，把历史性与传奇性统一在一起。《新列国志叙》指出：“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然悉出村学究杜撰”。这里所说的“杜撰”，就是史实的虚化，可观道人的这一概括，反映了当时历史—传奇小说创作的实际。史实的虚化，主要原因是由于作家对理想的追求。晚清管达如《说小说》一文指出：“小说之作，所以发表理想；叙述历史，本非正旨”。即一矢中的，抓住了问题的肯綮。同时，还应看到明清历史一传奇小说中的多数作品，又是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产物，成书之前，早就以话本、戏曲、传说等形式流传于民间。这些东西专讲传闻性的历史人物事件，本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到了明代，通俗小说家或以之为蓝本，或以之为素材，对其描写生动的故事亦多有撷取。除了文人作家的虚构加工外，宋元讲史、野史、传说及戏曲的重大影响，也势必导致历史—传奇小说的传奇倾向。

　　史实虚化的集中表现，是艺术形象的超人化，由此形成历史—传奇小说传奇性的另一

重要标志。历史一传奇小说取材于历史，主要是演述历代“兴废争战之事”，反映尖锐复杂的阶级才盾、民族矛盾和重大政治、军事斗争，必然以勋名事业彪炳天壤的英雄为其主要人物，描写他们的奇情侠气、逸韵英风，表现他们的英雄本色。英雄乃人中之杰。现实中的英雄，本具奇特与崇高之美。他们一身之美德勇武，献身于名标青史的伟业，历代人民出于对他们的热爱，广泛地传扬他们的事迹，加之民间艺人与进步作家的进一步理想化，故而其形象比生活更高、更典型、‘更完美、也更奇特。这样的英雄形象，既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又超越于现实生活；既含有生命中常人的因素，又超越于常人；既有客观生活的现实性，又有主观理想的幻想性，是经过虚化处理的性格完美、精神崇高、才能卓异、奇雄壮伟的一种超人。他们的道德品质，无与伦比；武功智慧，绝伦超群；都非常人所及，都高出于现实人格统计平均数的极值，都闪灼着光彩夺目的传奇美。例如，三国英雄刘备之仁、关羽之义、诸葛亮之忠、张飞之勇，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就誉为高不可及的典范；以宋江为代表的水浒英雄，也一直被视为“忠义”之高标。又如武松将四五百斤重的石墩一抱、一撇、一提、一掷、一接而面上不红，心头不跳，口里不喘；岳飞文武并茂，博古通今，神臂弓能开三百余斤，九枝箭从一孔穿出；俞通海在水中伏得八九个昼夜，流星锤索长三丈，转转折折，挡着他便粉身碎骨；穆桂英智勇双全尤擅骑射，披甲跃马大破天门阵，等等，其本领皆世间罕见，令人叹为观止。除了圣君贤相、英雄豪杰外，历史——传奇小说中的某些反派人物，也同样具有“超人”性质，同样是在现实基础上经过集中、夸大的超越于现实的传奇形象。其中，品格卑下心灵丑恶的，如曹操、高俅、秦桧、潘仁美等，都是奸恶品质的集大成者，从反面意义上说，也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一种范本。本领非凡、勇武过人的，则如吕布、高廉、史文恭、金兀术、哈密蚩、宇文成都、尚师徒等等，亦可谓超群绝伦，尽管缺乏崇高的精神品质而不能像正面人物那样闪光，但就异于常人而言，亦为超人形象之一种。　　历史—传奇小说传奇性的第三个标志，是情节的奇险化。情节的奇险，与形象的超凡血肉相联。在人物传奇性的描写中，传奇英雄施展超凡本领的行动，必然展开为惊险离奇扣人心弦的情节，表现为英雄性格的发展史。金圣叹《水浒传》第三十六回批语指出：“此篇节节生奇，层层追险。节节生奇，奇不尽不止；层层追险，险不绝必追……一篇真是脱一虎机，踏一虎机，令人一头读一头吓，不惟读亦读不及，虽吓亦吓不及也”

。实为对奇险化情节的准确的概括。情节的奇险化，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从人物与情节的关系看，总是把主人公放置到一个个尖锐冲突之中，使之经历生死关头以及其它种种严峻的考验，并运用一个个逆转掀起大波大浪，以造成强烈的惊奇感，同时为表现英雄性格提供丰富多样的场面与充分具体的依据。其二，在结构组织上，则常常大量采用偶然事件做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契机与手段。《水浒后传》第一回明确交待：“这三十二个人散在四方，如珠之脱线，如叶之离条，再也不能收拾到一处了。谁知事有凑巧，缘有偶然，机括一动，辐辏联合……成了一篇花团锦簇的话文。使人见之，一个个都欢欣鼓舞，快意舒怀，不禁拍案叫绝”，即为运用偶然事件创造传奇性情节的生动例子。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并不多见。作者在现实的把握中，以更为巧合的形式，把罕见罕闻的个别的偶然事件，从稀释状态浓缩到超越常情的程度，使之大大超过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机率。从而大大激发了读者的传奇美感。　　总之，史实的虚化、形象的超人化与情节的奇险化这三大要素的组合，形成为历史一传奇小说的独特的传奇性；作品的历史性与传奇性两端并存，合而为一，表现为“历史一传奇”体系的显著特征。

　　(二)

　　《三国演义》被视为演历史之义的历史小说，不过是传统的偏见。实际上，它的传奇性也是极为明显的。历史上，已有人指出这一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徐时栋的《烟屿楼笔记》即云：“史事演义，惟罗贯中《三国志》最佳。其人博极典籍，非特借陈志裴注，敷演成书而已。往往正史及注，并无此语，而杂史小说乃遇见之……”章学诚《丙辰札记》亦云：“《三国演义》固为小说，事实不免附会……诸葛丞相，生平以谨慎自命，却因有祭风及制造木牛流马事，遂撰出无数神奇诡怪……张桓侯，史称其爱君子，非不知礼者，《演义》直以拟《水浒》之李逵……关公显圣，亦情理所不近。盖编《演义》者……不脱传奇习气”。

　　《三国演义》的传奇性，表现在历史素材的处理上，是史实的大量虚化。虚化的方式，大致有四种。(1)按史实轮廓生发铺张，如“三顾茅庐”、“赤壁之战”、“七擒七纵”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这些重要章节，在陈寿《三国志》中，或叙述简略，或一笔带过，但在作品中却发展为极其丰富、极其生动的故事：情节的具体内容，几乎都是作者的创造；由此所表现的人物性格、面貌及其所显示的思想倾向也都与史料相去甚远。因此，这种生发铺张就不同于对于历史人物事件符合原貌的加工，而是依作家审美

理想所做的虚化处理，虽不无根据，却具有浓郁的传奇性。(2)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如“怒鞭督邮”，陈志中本系刘备所为。若据史敷演，便不合演义中刘备的性格特征，也不合帝王之后的儒雅气度。因此，依据小说人物的性格，罗贯中在情节提炼中便理所当然地把这一情节移植到张飞身上。此外，如曹操矫诏讨卓、关羽单刀赴会、孔明草船借箭、周瑜巧布火攻计等等，也都是采用移花接木之笔进行虚化处理的结果。(3)根据主题需要，采撷话本、杂剧故事加工润色。如桃园结义、三战吕布、三勘吉平、千里独行、古城聚义、跃马过檀溪、博望烧屯、诸葛祭风、三气周瑜、落凤坡箭射庞统、空城计、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等等，皆于史无稽而仅见于话本、传说和元明杂剧，作者借以加工，则分外生色。(4)在史实中插入虚构情节，使之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真假难辨，融为一体。如王允巧使连环计、关羽温酒斩华雄、义释曹操、徐庶走马荐诸葛、诸葛亮舌战群儒、过江吊周瑜等，就是明显的例子。　　历史小说的创作，并非排斥艺术虚构，但却要求虚而不失其真，要求既处处忠实地反映历史的本质，又较好地适应现实的需要，从而以其所反映的历史规律与经验教训发挥鉴古观今的作用。这就使作品在忠于史实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三国演义》显然不属于这样的作品。如上所述，小说所采用的大都只是史实的轮廓，许多情节都有重大变动。它虽取材于三国的历史，却没有完全反映三国历史的本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或在很多地方，侧重地反映了元末明初历史的某些本质。因而给人总的感觉是，虽然反映了前代历史的某些真实状况，但又把富于时代精神的审美理想寄寓于其中——在史实与理想发生矛盾时，则宁就理想而背史实。而这，正是“历史一传奇”小说区别于历史小说的根本之所在。以“赤壁之战”为例，陈志裴注的有关记载，总共不过三千字，而且大部分都是记诸葛亮游说孙权以及周瑜等人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孙刘结盟后，有关战争经过与结局的记叙，则仅有三四百字。《三国志平话》虽有发展，但描写粗俗，人物精神境界很低，有关诸葛亮的描写，虽较正史有所增添，但仍属陪衬。《三国演义》做了根本的改造。作品以长达八回的篇幅对战争进行描写，不仅虚构了大量的情节，而且把诸葛亮做为中心人物放到了左右全局的突出位置。考诸陈志裴注，不仅史实的变异显而易见，而且人物性格也大大超越了历史的真实。如周公瑾本性度恢廊、雅量高致，而演义中却形容偏狭无所不至。于是，历史上“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千古英雄，小说中却一变而为烘托稀世英才诸葛亮的陪衬人物。显然，《三国演义》这样表

现赤壁之战，以及后来对孔明的种种描写，实际上都是为了寄托作者对于圣君贤相理想政治的强烈追求。　　史实的虚化，也为形象的超人化与情节的奇险化开拓了广阔天地，从而使《三国演义》的人物与情节呈现出绚丽多姿的传奇美。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指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有此三奇，乃前后史之所绝无者……”，即对作品形象超人化的特征做了准确评述。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亦指出：“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话含有贬斥之意，是鲁迅以现代典型观评价作品得失所做的总结。就刘备仁德齐天、诸葛亮神机莫测之性格离开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较远这一点而论．此说亦为事实。然而，正因其高出于现实、超越于常人而成为某一类型(如道德的、智慧的、勇武的等类型)的“完人”，才不失其历史传奇形象的特质。所以，就此而言，这话亦可看做是对作品超人化特征的一种概括。《三国演义》塑造道德品质上的超人，常常是把最能体现人物本质特征的言行提到首要地位而加以渲染、突出、放大和集中，从而使之成为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精神品格无与伦比的典范，即某种道德品质的化身。有关他们的言行举止，完全是遵循某种道德规范的程式化“表演”，人物的性格完全受理性观念的制约，而绝不会有笔下人物背离作者意图的情况出现。如长坂坡赵云把阿斗双手递与刘备，刘备便只能“接过掷之于地”，并披肝沥胆表白“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的沉痛心情；曹操在赤壁惨败后，仓皇逃命，也必然一路“仰面大笑”，而引出伏兵，及脱险之后，又必然“忽仰天大恸”、“捶胸大哭”；——否则，任何近于现实人格的亲子之爱或真情实感的流露，都势必破坏人物的性格规范，而无法塑造道德上的“完人”。超人化形象表现于本领非凡、武艺超群方面的描写，更是显而易见。如张飞断桥退卒，厉声大喝，声如巨雷，以致夏侯杰惊得肝胆俱裂倒撞于马下，曹操回马便走，众将弃枪落盔，溃退如潮，自相践踏；关羽斩颜良，视河北军如土鸡瓦犬，于万军中波开浪裂直冲彼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手起刀落，取敌首于马下；老黄忠年近七十，两臂尚开三石

之弓，浑身还有千斤之力，计夺天荡山，一合便斩韩浩；典韦淯水救护曹操，身无片甲，上下被数十枪兀自死战，刀砍缺不堪用，复弃刀而双手提着两个军人迎敌，击死者八九人；——都把人物的勇武渲染到常人根本无法达到的程度，以超越常态的描写，显示出惊人的魅力。　　在众多的历史传奇形象中，诸葛亮是最具传奇性的人物。历史上的诸葛亮，是西蜀良相，有才能、有智慧、有谋略。但陈志记叙极其简略，同时由于以史笔记实，故没有也不会给人留下“超人”的印象。然而，传说故事及舞台上的诸葛亮形象，却别具异彩。流行于唐代的“死诸葛吓走生仲达”，见于曾三异《因话录》的“五月渡泸”，盛弘之《荆州记》与《水经注》等书所载神秘怪异的“八阵图”，以及宋元话本、元明杂剧中的生动传说，都把诸葛亮夸饰为神奇人物。这一切必然给《三国演义》以巨大影响。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①进行创作，在三国时期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焦点中，对他突出加以描写，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胆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耿耿忠心、机敏莫测料事如神的非凡智慧、以及卜吉凶借天威知生死的超凡人仙的异能等等，一切理想化的精神品格的美德和卓绝的政治军事斗争才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从而使之成为集所有贤相、良将、肱股之臣的一切思想品德之美于一身的旷世罕见的完人，和无坚不摧、无攻不克、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智慧化身。不难看出，从《三国志》到传说、戏曲，再到《三国演义》，诸葛亮的形象已大大超越历史原型而成为名副其实的超人，同时也是显示作品传奇性的最有说服力的范例。

　　《三国演义》的情节，也同样具有强烈的传奇性。毛宗岗第四十二回批语指出：“读书之乐，不大惊则不大喜，不大疑则不大快，不大急则不大慰。当子龙杀出重围人困马乏之后，又遇文聘追来，是一急；及见玄德之时，怀中阿斗不见声息，是一疑；至翼德断桥之后，玄德被曹操追至江边更无去路，又一急；及云长旱路接应之后，忽见江上战船拦路，不知是刘琦，又一惊；及同刘琦同载之后，忽又见战船拦路，不知是孔明，又一疑一急。令读者眼中如猛电之一去一来，怒涛之一起一落。不意尺幅之内，乃有如此变幻也”。所言尺幅之内变幻莫测，大起大落险妙绝伦等特点，正可代表《三国演义》情节上的特色。然而，情节的惊险离奇，只是一种外在美、形式美，《三国演义》创造传奇性情节，十分注意把握人物与情节的关系，着意于英雄性格的刻画。“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就是成功的一例。作品把人物置身于一个个逆境之中，使

之面临生死关头的重重考验，主人公的奋力拼杀伴随着各种偶然性机遇，促成一次又一次出人意料的转机。扣人心弦引人人胜的魅力，既由于奇特的形式美，更来自关羽那熠熠闪光的重义品质。“马骑赤兔行千里，刀偃青龙出玉关。忠义慨然冲宇宙，英雄从此震江山”。正是由于把人物的这一美好精神贯穿于始终，才使得情节的形式美焕发出动人的光辉；同时，也正因为矛盾冲突之尖锐复杂、情节发展之惊险曲折、跌宕起伏之突兀陡峭，才愈加显示出主人公义绝千古的精神之美。　　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指出：《三国演义》“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毛宗岗托名金人瑞的《三国演义序》亦称其“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这些看法，一直被很多人看做是作品的定性分析。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历史一传奇”，这艺术的“化合”，才是《三国演义》的特质所在。如果仅仅把它看做是一部历史的演义或历史小说，便难免不以偏概全。

　　(三)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同为“历史一传奇”之祖。然而，也应看到，由于不同的渊源关系，二书在内容与结构方面，也存在某些相异之处。

　　首先，在内容上，二书虚化历史的程度有所不同。《三国演义》渊源于宋人说话中的“讲史”。讲史者，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②。由于有前代史书做根据，本于正史的地方就相对地要多一些，主要人物和基本情节往往和史书记载的梗概大致相符。《三国志平话》虽然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但罗贯中参采正史进行增删并重新创作，故而小说要比平话更为接近史实。《水浒传》则渊源于宋人说话中的“小说”，后来才逐渐由短小的单篇发展为长篇故事。流传之初，正史未成无所依傍，即使是当朝的私人著述也语焉不详或只字未载。有关故事，主要是人民群众直接依据他们所热爱的英雄人物的事迹加工而成，可以想象，为了表达人民的爱憎和愿望，张皇粉饰甚多。说话人信手拈来牵合捏造，较之讲说前代史，随意性就相对地大得多。到了元代，水浒故事亦成为前代史而属于有宋一代“兴废争战之事”的有机部分，虽然因此而与“讲史”合流，但因不受正史束缚，虚化程度则超过传统的“讲史”。所以，在此基础之上创作而成的《水浒传》，也自然较《三国演义》离历史更远。后者偏重于历史，而前者却更趋于传奇。

　　其二，《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结构方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讲史话本“说前代书史文传”，往往一个朝代一部话本，如《五代史平话》，《前汉书续集》，《三

国志平话》等皆是。一朝代之中，头绪纷乱错综复杂，极难以一人或数人为中心展开描写。所以，说前代史往往以断代编年方式进行铺叙。《三国演义》重在写全朝史事，自然承袭平话体制，结构方式一如《通鉴》体。艺术描写的笔融随着历史事件的顺序展开，在漫长的时问与广阔的空间纵横捭阖变化转移。“小说”则与“讲史”不同。“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倾刻问捏合，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③。不过是随口捏合的一人一事的单篇，情节的发展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水浒故事既然由“小说”发展为长篇的“讲史”，也自然把“小说”的技巧融合到平话的创作之中，所以既具有“讲史”的规模，又保留着“小说”的特征。后来的《水浒传》，采用连环列传体结构，与此不无联系。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同中有异的特点，对历史一传奇小说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明清历史一传奇小说的两种类型：演义传奇与英雄传奇，就是分别以它们为范本而形成的。《三国演义》的仿效者，以断代编年的形式，按照史书的轮廓铺叙全朝史事，表现一代兴废，大都从各类史书中撷取素材而兼采传闻，或以宋元讲史为蓝本参采正史，从而形成演义传奇这一支脉。不过，后起的演义传奇，往往取《三国演义》“据正史”之一端而舍其“采小说”之一端，主要倾向却是沿着严格依傍正史的方向愈趋愈文。诚如鲁迅先生说，这些小说，“大抵效《三国志演义》而不及，虽其上者，亦复拘牵史实，袭用陈言”④，其人物故事基本上取史料而敷演，既缺乏艺术想象，也忽视超人形象和奇险化情节的创造，故而较《三国演义》更加偏重于历史，且文平近实，缺乏奇特的色彩。以《水浒传》为前驱的英雄传奇小说，数量和成就都高于同时期的演义传奇。尽管思想艺术性高低不一，未能逾越《水浒传》的高峰，但体制上都遵从《水浒传》所开创的原则：摆脱正史束缚而博采传闻逸事，“叙一时故事而特置重于一人或数人”，⑤，重在为英雄立传。因而，较之演义传奇，在史实、人物和情节各方面，都更具传奇性。《杨家将》，《说唐》，《说岳》等小说，就很有代表性。不过，英雄传奇小说发展到清代中后期，却走向了愈趋愈野的弊端。如《征西说唐三传》，《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等，大多是为了满足市井细民的好奇心而向壁基虚构，牵合捏造的滥制品，既少史实依据，又乏民间传说，故鲁迅先生斥之为“文意并拙”，“托名故实而借以腾谤报怨之作”。⑥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之后的历史一传奇小说分别向两极发展，形成愈趋愈文和

愈趋愈野的倾向。原因是复杂的。就演义传奇愈趋愈文而论，则主要是由于文人以小说比勘正史思潮的影响。蒋大器的序是关于《三国演义》的最早评论，序文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一开卷”，“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忠”，“义”，“得失”，“彰彰可考”。这便从一开始就偏离了作品的创作实际。其次，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又明确提出“以俗近语，隐括成编”和“羽翼信史而不违”的主张，从而形成严格依傍正史记载，演历史为俗书的创作理论。陈继儒的《唐书演义序》及《叙列国传》继而给流行的“演义”之作下定义，更把“演义”看做是“以通俗为义”的正史。这种仅从语言的通俗与古奥来区分小说与历史的理论，不仅视小说为历史的附庸，而且极大地阻碍小说作者以艺术的方式对历史素材进行加工创作，同时也在理论上开了演信史为白话历史的先声。这股思潮，风靡全社会，以至形成“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⑦的压力。在这种形式下，历史—传奇小说愈趋愈文，自然成为一种趋势。　　以小说比勘正史的思潮之所以流行，除了有大批文人做社会基础外，还因为它的倡导者借用《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来讲行传播，故而使很多人把他们的理论误认为是对作品创作经验的正确总结。诚然，罗贯中以《三国志平话》为蓝本进行创作时．确实参考了陈寿的《三国志》，但他对平话的增删和对史料的采用却并非以“翼羽信史而不违”为准绳。据统计，平话中的重要情节被采写入书并进而加工的，共有十九处⑧，而其中的桃园结义，三战吕布，千里独行等十二个故事，便都不见于陈志。同时，陈志中的许多记载不仅未被采用，而且有的还做了大胆的改造。此外，裴注中的异说、传闻也有不少被采为素材。这就说明．罗贯中情节提炼的根本原则，绝不是为了演历史为俗书，而是为了借历史而发抒理想。所以，尽管后起之演义传奇确曾以《三国演义》为范本，其创作倾向也与《三国演义》“据正史”的倾向不无关系，但我们却不能把它们向愈趋愈文极端发展的原因归之于《三国演义》。恰恰相反，正是那种把《三国演义》以历史为素材的艺术创造片面理解为附丽于正史的所谓“经验”，才导致演义传奇走向愈趋愈文的极端。此中教训，很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记取。 ①高儒：《百川书志》。

②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

③吴自牧：《梦梁录·小说讲经史》。

④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⑦

熊大木：《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原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

作者：罗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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