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荦先生《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五章第二节论孙吴屯田云：“较大规模的民屯在毗陵，有男女各数万口。”并引《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附子融传》注引《吴书》为据：“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王先生定毗陵屯田为民屯，当据《宋书·州郡志》所载“晋陵太守，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刀王先生认为孙吴屯田组织结构与曹魏相仿，故典农校尉所辖当属民屯。对此近年来争议频起。高敏同志《东吴屯田制略论》(1)(以下简称《略论》)论此云：“有人认为这是民屯，实则仍为军屯。因为‘诸郡出部伍’，显系军队……不能以其有‘男女各数万口’而认为是民屯，因为孙吴兵士的家属是随军行动的。”陈连庆同志《孙吴的屯田制》(2)亦引用了《吴书》这段史料，他并未明言毗陵会佃的性质，而是从侧面提出“典农是军屯系统，屯田是民屯系统”的见解。据此种见解，属典农校尉所辖之毗陵屯田，自然系军屯性质。

　　但是，定毗陵屯田为军屯，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孙吴的屯田制》既认为孙吴军屯与民屯之分“应该和曹魏大致相同”，阻对其列典农为军屯系统，未作任何解释；《略论》明指典农为民屯系统田官，但同时又认为毗邻会佃为军屯，对于《宋书·州郡志》载毗陵为典农校尉所辖未作任何说明。不仅如此，两文对于参加会佃的陈表为“新都都尉”、顾承为“吴郡都尉”的解释各有不同：《孙吴屯田制》云：“陈表、顾承各为一郡农官，属于校尉级军官，但文献中却一律称之为都尉……颇疑它是传写有误，却又无善本可校。”《略论》则云：“郡级农官，似乎也可以称为都尉……这就是在郡级农官方面，东吴之异于曹魏者。近又有林志华同志撰文称：“新都都尉与溧阳屯田都尉，湖熟典农都尉、江乘典农都尉也同为县级农官。如与曹魏屯田制比较，这些农官都应属于民屯组织的农官。”（3）上述各家矛盾分歧之处，当何以解释呢?

　　考诸史籍，孙吴农官，一般都要冠以“屯田”、“典农”字样以示区别。如陆逊之为“海昌屯田都尉”，华核“始为上虞尉、典农都尉”，楼玄之为“监农御史”。故释新都都尉、吴郡都尉为农官，实难令人信服。《晋书·职官志》云：“孙吴、刘蜀，多依汉制，虽复临时命氏，而无忝旧章。”汉制，郡设都尉，“典兵禁，备盗贼”(4)，光武建武中，虽曾“罢尉省校”，然“辄复临时补置”(5)。终东汉之世，“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6)。证之以((宋书·百官志》：“光武省都

尉，后又往往置东部、西部都尉。有蛮夷者，又有属国都尉。汉末及三国，多以诸部都尉为郡。刀孙吴都尉之设，与此正相符。《三国志·吴志·贺齐传》载建安元年，“(孙)策遣永宁长韩晏领(会稽)南部都尉，将兵讨(商)升。”足见孙吴都尉之设，远在实行屯田之前。同传又云：“(贺)齐进兵建安，立都尉府，是岁(散)八年也。刀王仲荦先生释此为会稽南部都尉府，是很有道理的（7）。按《三国志·吴志》顾承本传所云，顾承曾官居吴郡西部都尉； 《吴书》称其为吴郡都尉，当系指此。所以，陈表、顾承都尉之职，系领兵官(兼治民事)而非屯田系统之农官。　　新都都尉陈表与吴郡都尉顾承俱为领兵官，其所领参加会佃者为诸郡所出之“部伍”。《三国志·吴志》中常见“部伍”字样，在不同场合含义略有不同，或释作“部勒为军伍”（8），或释作“部勒之军伍”(9)。总之一经部伍，即为军事编制，非复民伍了。因此，陈表、顾承所领会佃毗陵之部伍当为军从，孙吴军队家属例须随军（10），故《吴书》云参加会佃“男女数万口”。此时之毗陵屯田，当系军屯无疑。

　　然而，《宋书 州郡志》记载毗陵为典农校尉所辖是否有误呢?答复是否定的。近人研究毗陵屯田，对《吴书》所载这条史料竞相引用，以为信史。其实不然。顾承本传云：“(承)后为吴郡西部都尉，与诸葛恪等共平山越，别得精兵八千人，还屯军章阮，拜昭义中郎将，入为侍中。“诸葛恪讨丹阳山越，事在嘉禾三年秋，历时三年多，嘉禾六年冬，“平山越事毕，北屯庐江”（11）。顾承因平山越之功，由吴郡西部都尉官升昭义中郎将、入朝为侍中，当亦在此时。又陈表本传云。“嘉禾三年，诸葛恪领丹杨太守，讨平山越，以表领新安都尉，与恪参势……表在官三年，广开降纳，得兵万余人。事捷当出，会鄱阳民吴遽等为乱，攻没城郭，属县摇动，表便越界赴讨，遽以破败，遂降。陆逊拜表偏将军，进封都乡侯，北屯章阮。”按新安都尉即新都都尉，晋平吴，改新都郡为新安郡。证之以《陆逊传》，平吴遽事在嘉禾六年，与陈表本传所述时间相合，故陈表由新都都尉官升偏将军，事亦在嘉禾六年末。据此，陈、顾二人为都尉均为嘉禾中；嘉禾末，二人俱已升迁。《吴书》言赤乌中，陈、顾二人以都尉督兵会佃，与本传不合。再证之以《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嘉禾三年，为平丹杨山越事，诸葛恪官拜抚越将军，领丹杨太守，恪到府，乃移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

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按四郡，乃吴郡，会稽、新都、鄱阳。诸葛恪以抚越将军领丹杨太守，指挥此次军事行动；四郡与丹杨邻接，奉命配合，归诸葛恪节制。恪移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其“明立邵伍”。立此部伍绝非仅为“各保疆界”。孙吴惯例，进剿山越多从属城调兵，故四郡属城明立部伍之后，当有奉调“出部伍矽会剿之举。陈表时为新都都尉，顾承为吴郡西部都尉，奉诸葛恪“诸郡出部伍”之移文率众会剿，实在是顺理成章之事。诸葛恪深知山越人惯用的战术，“战则箍至，败则鸟畿”，大军入山搜剿很难奏效，故而确定了“不与争锋”，竭力破坏其生产、迫其势穷就范的作战方针。此种方针不需要太大的作战兵力，但战争持续时间长，需要妥善解决后勤补给及“从化”山越的安置问题。因而，除抽调精锐部队“罗兵幽阻力以遏制山越外，其余部队(包括众多的随军家属)自当择地屯垦，以为持久之计。被迫出降的山越民众，亦当按“强者为兵，赢者补产”的传统政策，精壮充甲士，余皆编制入屯田系统，此即所谓“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的具体内容。因此，《吴书》所云毗陵会佃，当系以征丹杨山越为背景，会佃始于嘉禾中(嘉禾三年)而非赤乌中。　　嘉禾六年冬丹杨山越平定，孙吴政权获得大量人口，仅 “甲士”就达四万左右，诸葛恪与诸将所领军队人数大增。丹杨山越既已平定得如此彻底，毗陵地区再保留数量庞大的军队已无意义。于是，诸葛恪“率众佃庐江皖口”，移屯于对魏作战的一线地区。补兵的山越人随军移屯，为数众多的赢弱之民，其安置方式不外补为郡县户或参加民屯。毗陵为新垦区，孙吴政权未立郡县(毗陵立郡在晋武帝太康二年)（12）留居此地的山越民众显然被编制成屯田户，于是有毗陵典农校尉之设。若此推断不误，则《宋书·州郡志》所云“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时为嘉禾六年末或赤乌元年初。

注释：

（1）载《中州学刊》1982年6期。

（2）载《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6期。

（3）《孙吴在安徽的屯田》，载《安徽史学》1984年1期。

（4）（6）《续汉书·百官志》。

（5）《文献通考》卷150《兵考》。

（7）《魏晋南北朝史》第一章第四节后注。

（8）《三国志·吴志·陆逊传》：“而山寇旧恶敢阻深地……可大部伍，取其精锐。”同传又云：‘燧部伍衰三郡，强者为兵，赢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

（9）《三国志·吴志·陈武传附子表传》：“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皆堪好兵……

皆辄料取以充部伍。”同书《诸葛恪传》有“明立部伍”。又同书《诸葛瑾传附子融传》往引《吴书》有“诸郡出部伍”。（10）见拙作《三国士家制度商榷》，载《西南民院学报》1982年4期。

（11）《三国志·吴志·吴主传》。

（12）《宋书·州郡志》：“晋陵太守，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晋武帝太康二年，省校尉，立以为毗陵郡，治丹徒，后复还毗陵……永嘉五年，元帝改为晋陵。

作者：陈玉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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