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限江自保”

东汉末年，黄巾大乱，天下纷扰，汉室倾危，群雄并起。孙坚、孙策父子乘势而起，割据江东。建安五年(201年)，孙策遇刺，临终嘱咐孙权：“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策传》）。“保有江东”遂成为孙吴集团之立国基础。

但是孙权并不完全甘心于仅仅“保有江东”，而是积极寻求向外发展。孙权初见鲁肃，二人“合榻对饮”，鲁肃分析天下形势，向孙权进计：“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及，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指出了占有长江全线在孙吴霸业中的重要地位。

孙权对黄祖的屡次征讨，与其说是为报父仇，更不如说是为实现“竟长江所及”的战略目标。黄祖、刘表，据有荆州，处于孙吴长江上游。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终于击败黄祖，夺得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夏口。与此同时，曹操一统北方黄河流域，挟大军南下，试图一举夺取荆州，击败刘备，顺江东下，降服孙吴集团，统一天下。“赤壁之战”，孙刘联军大败曹操，荆州遂成三家分占之势，孙吴占有长沙、桂阳、零陵、江夏诸郡。而刘备以关羽留镇荆州，占有孙吴上游之地，成其心腹之患，“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吕蒙向孙权进言，“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及关羽败走麦城和吴蜀夷陵之战后，刘备完全失去了对荆州的控制，孙权得以全据长江中下游，使境内长江天堑浑然一体，成为孙吴的一条重要军事屏障。所谓“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曹操者，长江也”（《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因为长江峡口以上，水流湍急而山高险峻，不利交通，只需在其下置重兵，即可防敌军顺江东下。而峡口以下长江江宽水缓，利于舟楫，交通便利，便于设防。

但是夷陵之战，吴蜀联盟暂时破裂，曹魏坐收渔翁之利。孙吴虽使长江防线上下浑然一体，但无论是在国力还是在政治、军事地理方面都陷入被动防御境地。曹魏占有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黄河流域，兵多将广，“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蜀汉虽偏居益州，但刘备以“帝室之胄”自居，坚持“汉、贱不两立，皇业不偏安”，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正统优势，而且凭借崇山峻岭，进可攻、退可守。而孙吴西有蜀汉为之掣肘，北有曹魏虎视眈眈；内部不仅有山越之乱，还有江东土著地主与孙氏政权的权力之争。夷陵之战后，为孙吴霸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周瑜

、鲁肃、吕蒙、程普等人都已先后死去。面对种种劣势，孙权感到，如果稍有不慎，就只有“乞寄命于交州，以终余年”（《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唯有“限江自保”，处于防御状态。此种形势，诚如诸葛亮所议：“今议者咸以为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牟，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资治通鉴》卷七十一魏太和三年条）。在这种“限江自保”国策指引下，孙权一方面主动迅速修复孙刘联盟（《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载：“(黄武元年)自正月至闰月，(陆逊)大破之(刘备)”，闰月，指当年闰六月；又“(黄武元年)十二月，权使太中大夫郑泉聘刘备于白帝，始复通也”）。；另一方面，加紧对长江的军事布防，构筑一条贯穿全境的长江防线，吴之戒备，全赖“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长江)”（《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干宝《晋纪》）。二、“凡边要之地皆置督”

孙吴“限江自保”，将其主要兵力布置在长江沿线各险要之地。“吴保江南，凡边要之地皆置督”（《资治通鉴》卷七十一魏太和三年条）。在长江防线上各重要据点广泛设置军镇督，个别地方也设军镇都督。孙吴最早设置的当是濡须督。《三国志》卷五十五《蒋钦传》载：“(蒋钦)从征合肥，魏将张辽袭权于合肥，钦力战有功，迁荡寇将军，领濡须督”。这是关于孙吴军镇都督的最早记载。

据此可知，蒋钦领濡须督当在逍遥津之战之后，即在建安二十年(215)以后。随后孙吴又建立了一系列的军镇督，到孙吴建国后遂成定制。据洪怡孙所撰《三国职官表》，孙吴先后设置了二十几个军镇督，其中大多数位于长江沿岸。虽然孙吴长江防线各军镇都督分区布防，分兵驻守，但是彼此之间并不是孤立的。整条防线并非是被各军镇都督辖区分割，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根据战争形势需要，军镇都督有时可以单独采取行动，有时也可几个军镇督分别行动，彼此互相策应。如：“(黄武元年)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权遗范等督五军，以舟师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须督拒仁”（《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有时又任命一重要将领为大都督，统一布置，调动各军镇督协同行动。陆逊曾多次担任这种大都督，可见对整个长江防务之重视。

三、“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

孙吴在几千里长江防线上广设军镇督，但是“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虽有八尺之躯，靡不受患，其护风寒亦数处耳”（《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

注引干宝《晋纪》）。孙吴根据“限江自保”国策及对长江防线军事地理的分析，选择了长江沿线中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战略重地重点布防。这种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战略重地，主要有西陵、蒲圻、武昌、皖口、牛渚、濡须、建业等，而尤以西陵、濡须、武昌、建业四地为重。对于整条防线而言，最令孙吴统治集团担扰的莫过于敌军突破其上游防线，挥师顺江东下，水陆俱进。这样则“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已”（《资治通鉴》卷六十五建安十三年条），长江天堑效用顿失，整条防线完全暴露在敌军的军事打击之下。因此，地处长江防线西端的西陵就成了数千里长江防线上的第一个军事重镇。陆逊上疏孙权：“夷陵(即西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其子陆抗亦认为：“西陵、建平(今重庆市巫山县)，国之藩表，即处，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三国志》卷五十八《陆抗传》）。鉴于西陵的重要地位，孙吴在此屯重兵，设都督统领，以名将镇戊。

作为孙吴最早设置军镇督的濡须，是孙吴长江防线上另一个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军事重镇。任濡须督的除了蒋钦外，先后还有周泰、吕蒙、朱桓、骆统、张承、钟离牧等重要将领。濡须源出巢湖，向东南流经安徽省无为县，东入长江，入口处即为濡须口。“保江必争淮”，重兵驻守濡须，进可攻，退可守，进攻上可凭借孙吴精锐水师出巢湖，进击合肥。而合肥则是三国时魏吴必争之地：吴占合肥则可使中原震动；魏据合肥则吴之徐淮不得安宁。因此吴魏两国交战，多集中于对合肥的争夺。而濡须既是孙吴进攻合肥的主要信道，又是防御魏军南下的堡垒，若濡须失则曹魏可顺江东下，朝发而夕至建业，诚为吴之亡国之险。早在建安十七年(212年)，孙权即命吕蒙在此夹水筑濡须坞。黄龙二年(230年)孙权又在此筑东兴堤以遏巢湖水势，在巢湖内多置船舰，后来此堤因失修而废。诸葛恪终于完成了这一防务建设：“恪以建兴元年(252年)会众于东兴，更作大堤，左右结山侠筑两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33《三国志》卷六十五《诸葛恪传》）。孙权统治东吴期内，曹魏三次大规模出兵濡须，但在孙吴重兵防守的情况下都无功而返。建兴元年，曹魏又大出兵围孙吴新筑之东兴堤，结果被诸葛恪打得大败。

孙权以建业为治所始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建安)十六年，权徙治秣陵。明年，城石头，改建业为秣陵”（《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而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到

黄龙元年(229年)的九年时间则治武昌。从黄龙元年秋九月起，孙吴定都建业，孙皓曾短暂还都武昌。究竟是定都武昌还是建业在孙吴集团内历来难取得一致，诸葛恪也曾有迁都武昌的打算（《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亮传》注引《吴录》云：“诸葛恪有迁都武昌意，西起武昌宫……”）。，这实际上是由二者在长江防线上的不同地位与作用决定的。建业处孙吴崛起之地，孙吴在此统治基础牢固，江东豪族地主利益也集中于建业附近；且此处长江江面宽阔、浩渺，地处江南水乡，河湾交叉，极利水师驻扎，“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即有警急，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三国志》卷五十三《张纮传》注引《献帝春秋》）。但是建业却处长江下游，距上游防线甚远，“初权在武昌，欲还都建业，而虑水道逆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怀疑”（《三国志》卷五十一《孙奂传》注引《江表传》）。武昌扼孙吴长江防线中端，上可援救西陵，也可防曹魏南下掠南郡；下可策应皖口、濡须、牛渚等地的军事行动；同时还可以统兵经汉水，北上击襄樊，进而震慑中原。但荆州并非江东豪族利益所在，随着孙刘联盟的修复，来自上游的威胁有所减轻，为了团结豪族地主，更好的“限江自保”，孙权于黄龙元年(229年)迁都建业。同时“使武昌有精兵万人，付知略者任将，常使有整，一旦有警，应声相赴”（《三国志》卷五十一《孙奂传》注引《江表传》），命陆逊以上大将军辅佐太子登留守武昌。陆逊至死一直总领武昌军务，“赤乌七年(年)，代顾雍为相，……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后又有诸葛恪、吕岱、腾牧等先后镇守武昌。孙权还在武昌设武昌督，孙亮时又分为武昌左部督和武昌右部督，各领重兵。蜀亡之后，晋军随时可顺江东下，故孙皓有迁都武昌之举，试图以倾国之力，阻晋军东下。

西陵、濡须、武昌、建业等军事重镇各扼孙吴长江防线的险要之地，以成枢纽，上下策应。孙吴还多置水师船舰游弋于长江上下，以备不虞，“（《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在武昌“作甘水城，轻舰数千”（《三国志》卷五十一《孙奂传》注引《江表传》）；除了建业和濡须驻有大量水军外，还在牛渚对岸作横江坞，停屯水师船舰。同时，“烽火以炬置孤山头，皆沿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孙权时合暮举火于西陵，鼓三竟，达于吴郡南沙”（《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瘐阐《扬都赋》注）。整条长江防线上下呼应，一气呵成。

四、广行屯田

孙

吴将主要兵力集中于长江沿线，军队的军粮供给也就成了一个问题。三国时期，战火不断，造成大量的土地荒芜，长江北岸，更是魏吴交战的主要地区，“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三国志》卷五十一《孙韶传》）。面对此种形势，孙吴在长江沿线各驻军之地广行屯田。屯田成为孙吴长江防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载：黄武五年(226年)，“是时，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由此可见，当时孙吴诸将均已实行屯田，而且孙吴统治者认为还有扩大屯田规模的必要。孙权在长江沿线的屯田，主要集中在各军镇都督重兵驻守的地方。在上游及中游重要的屯田地有西陵、江陵、寻阳等地（马植杰：《三国史》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在下游，主要的屯田地则有皖城、于湖、濡须、牛渚、芜湖、虎林等地，其中皖城是军屯中最重要的地区（林志华：《孙吴在安徽的屯田》载《安徽史学》1984年第1期）。

于湖与濡须口隔长江相望，东吴在此设有督农校尉进行屯田，而其东南则设有漂阳屯田督尉、江乘典农都尉、湖熟典农都尉以及毗陵典农都尉，大行屯田（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第93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作为孙吴长江防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屯田的作用是比较大的。一方面解决驻军的军粮供给问题，减轻全国的负担；另一方面又可利用屯田来加强统治，保持整条防线的稳定；同时还可为驻军补充兵源，如永安六年(263年)，丞相濮阳兴“建取屯田万人为兵”（《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休传》）。

五、“长江之限不可久持”

孙吴的长江防线在实现其“限江自保”的国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武三年(224年)魏文帝率大军至广陵，望大江无功而返。第二年曹丕又率军征吴，同样无功而返。孙权统治期内，曹魏还多次对孙吴长江防线的各据点大举进攻，但均未获多大进展，不能逾长江一步，孙吴遂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限江自保”。鼎立三国中，独孙吴国祚最久，其长江防线功不可灭。

但是需指出的是，孙吴长江防线之所以牢固，其中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地利”，长江自古为南北天堑，难以逾越。而另一个根本性的因素则是“人和”。孙权统治时期君臣目标一致，齐心协力，积极“限江自保”，以求“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对长江防线高度重视，孙权招贤纳士，“任才尚计”（《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以至“人和”。“地利”且“人和”，故曹魏虽国强兵多将广，不能渡江，曹丕也只有望江而叹：“嗟夫！固天所以阻南北也”（《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同时还

应看到，当时鼎立三国之中，吴蜀联盟，而蜀汉先有诸葛亮六出祁山，后有姜维的九出祁山，使曹魏频频与蜀汉作战，将军事重心放到魏蜀战争中去，减轻了孙吴长江防线的压力。但是，守险由人，“在德不在险”。随着孙权及其得力臣僚的先后死去，孙吴渐失“人和”。孙吴继承人的变更、诸葛恪的被杀及孙峻、孙林的擅攻，又加之以孙皓的，内耗不断，统治集团内部的离心力加剧，公元270年夏口督孙秀、272年西陵督步阐、276年京下督孙楷先后叛逃。屯田也遭到破坏，孙休时诏曰：“自顷年以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三国志》卷六十五《诸葛恪传》），屯田军民经商风日甚。这一切都使得孙吴长江防线渐废。长江防线各军镇督的世袭及孙吴的世袭领兵制度都使得士族势力日增，与原有的江东土著豪族一起使孙吴走向消极的“限江自保”。在吴国后期，统治集团“怀偷安之计，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传世”（《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休传》），极少有人能认识到：“否泰无常，吉凶由人，长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苇可航也”（《三国志》卷六十五《贺邵传》）。及蜀于公元263年亡，魏军(后为晋军)随时都有可能顺江东下，而消极、保守的孙吴士族集团“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坚决抵制迁都武昌，从而把全国的军事重心移到长江防线的上游以阻晋军东下。及陆抗亡，巴蜀水师已成气候，晋军于是兵分五路取吴。其中进展最为顺利的是王氵睿所率巴蜀水师，其沿江东下，使东吴长江防线如同虚设，“地利”的优势也不复存在，故能势如破竹，而最先到达建业，受孙皓之降。孙吴终不能凭借其长江防线而“自保”，诚如陆机所议，此乃“用之者失也”（《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陆机《辨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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