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多玄谈,我宁愿相信英雄奸雄之论只是后人清谈时即兴发挥的段子,而当时人对于那个敢于拿权贵开刀的少年英雄汉,则只有景仰之地.

　　人是会变的,有时会变得叫所有人都认不出来,我想荀于在面对那个空盒时,一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盒子早在他辅佐曹操以前,就已经开始变空了.曹丞相原来不过是曹阿瞒的废墟而已.

　　我要生在三国,宁可追随刘备,被乌丸骑兵乱箭射死在长阪坡.或者天天被道德品质有问题的猪肉佬张老三暴打.

　　闲话少叙,请看好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李志宁

　　　　一段时间里，溢美曹操，成了一种时髦。读了《炎黄春秋》９５．５期上一篇文章《曹操性格琐议》（以下简称《曹》文），不禁为其春秋笔法，格外感慨。隐其大恶，撮其小过，又在论说中不知不觉地将其转化为“实干”、“勤政”、“不屈不挠”等美德的体现，于是，曹孟德几一完人矣！最使人惶惑莫解的是《曹》文竟无中生有地说曹操“不滥开杀戒”，而且，还“很同情遭受战乱之苦的人民”。

　　　　天老爷！转眼之间，者化为天使，使人不由为之一惊：世上竟有这样不负责任的文字！

　　　　“同情遭受战乱之苦的人民”，那是杜甫，不是曹操！而这个曹操，恰是战乱之中的一员屠夫，是一个希特勒和日本鬼子式的人物，无数“遭受战乱之苦的人民”正是惨死在他的手中，我们实在不可以随意奸污历史。公元１９３年，就是这个曹操，指挥了一场对无辜的“遭受战乱之苦的人民”的大。悲惨的故事，须从曹操的父亲说起，曹父曾官任太尉，是个副总理级干部，战乱时曾在山东琅邪躲避战乱。曹操这个高干子弟收编了青州兵后，有了军事实力，便派人到山东去接其老头。曹父颇富，有辎重百余辆车，行至泰山郡，被一些贪财士兵劫财害命。曹操大怒，因这些士兵属徐州地方军阀陶谦在山东的驻军，也可能受了陶谦的指使，曹操即发兵攻陶谦。陶败走郯城，曹操攻之不克，遂兽性大发，将徐州的老百姓“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资治通鉴》１９４５页）其情其景，岂非惨绝人寰！当时徐州的百姓，不少是关中地区为避董卓之乱的逃难百姓，他们万没想到，逃到比较和平的徐州后，等待他们的是更加恐怖万端的大！而徐州的老百姓与泰山地区的抢劫杀人案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的干系。曹操未能攻下郯城，又攻取了其它三个县，也“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同上书同上页）和日本鬼子一样，曹操也用疯狂的制造了数县“无人区”。翌年，曹操余怒未消，再次攻陶谦，“略地至琅邪、东海，所过残减。”（同上书１９５０页）百姓也又一次遇到劫难。这个曹操，难道不是人民的灾星么？　　　

　　　　公元２００年，官渡之战发生。《曹》文盛赞曹操在这一仗中“富有勇武精神”、“出奇制胜”，但是，在此战中，曹操也再一次展示了他的残忍品质。偷袭乌巢成功后，他将千余俘虏割掉鼻子（一说杀死后割掉），牛马割去唇舌，用这样血淋淋的办法来使袁绍的将士感到恐怖。官渡之战结束后，对于战俘，“操尽坑之，前后所杀七万余人”（同上书２０３５页）。古时候也有人考证为八万人，不过，这已没有质的差别。战俘们或被活埋，或被砍头。这就是《曹》中所说的曹操的“非凡的胆识和才略”吗？公元２０４年阴历５月，曹操攻审配，引漳河水灌邺城，从５月至８月，使“城中饿死者过半”（同上书２０５３页，另见《三国志》２０２页）。所以说，老百姓的生命，在曹操眼中，实在不算什么。说曹操“同情遭受战乱之苦的人民”这一论断，实在是太过奇异。

　　　　时下喜爱曹操的人们，总爱说到官渡之战。可当我年轻时，知道它的人并不多。现在，它不仅为人们每每乐道，更有好事者，花国家钱财为曹操在河南官渡修了一座英雄塑像。想来曹操在黄泉之下也得受宠若惊。其实，官渡一战，两军人数相差并不多，袁绍出兵１０万，曹兵也有六七万之多。这远不若新汉昆阳之战，刘秀以９千之众一举大破王莽４０万大军，又是何等气势！三国时代中以少胜多最辉煌的战例，并非官渡之战，乃是赤壁之战。这一战奠定了一个时代，具有“全局性”的意义。而官渡之战只有局部意义。我在孩提时代就听过赤壁的故事，但因为此战曹操太没有面子，故现在爱曹的人们不爱提它，要提就说曹操“横槊赋诗”如何如何棒。历史事实是：公元２０８年阴历１０月，５２岁的曹操以２０余万兵力（对外号称８０万）进攻东吴，两个年轻人，３２的周瑜和２９岁的诸葛亮，以３万军队大败曹操于长江赤壁，把北方的军阀势力赶了回去，并使曹操从此丧失了再次大规模进攻南方的军事资本。表面上看来，军事行动中的智慧起了很大作用。实际上，更深层的原因，是荆州和东吴的人民拒绝曹操的结果。曹操超级规模的杀俘，使曹形象恐怖，南方的人民和士兵自然怕他。可以说，８年前的官渡胜利伏下了赤壁失败的种子。证据是：公元２０８年阴历８月刘表死后，９月刘表的儿子刘琮降曹，曹认为机会到了，其势汹汹而来，但原为刘表工作的干部们

和当地民众１０万余人，宁可艰难地跟着刘备逃反，而不愿依附曹操。由于刘备不忍心抛弃跟随他的人众，故此有了长坂坡的狼狈，也因此获得与曹操相反的形象，为以后占领四川打下伏笔。长坂坡后，一二个月里发生了赤壁之战，此一举击碎了曹操统一全国的梦想。　　　

　　　　中央电视台的军事节目中，曾将曹操奉为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家，真难以明白中国宣传家们的心思。且不说他困于南阳、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见《后出师表》），仅赤壁一战，就不能给曹操戴上这般显赫的头衔。统一中国，以武力荡灭诸军阀割据，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其例。有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的人，只要军纪好，获得人民支持，常常能做到这一点，例如刘邦、刘秀和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章虽然算不得英雄，但在老百姓中，战争年代里没有曹操那样残暴的形象，因此也能在军阀混战中统一了中国。曹操所以不能统一中国，尚不在于它的军事力量不够，主要问题是他在战乱中太过诛杀，形象太恶，因此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曹操生性残忍，在古代，对于歌颂他的人来说，可能算不上重大缺点。但是，现代的研究者不应当仅持古代观点。公元２１３年，曹操在魏国打算在刑事上恢复肉刑。这使人不能不再次考虑他的秉性问题。诚然，吕后和武则天都曾将她们的情敌剁手砍脚，但那并不光彩，且有“私刑”性质。吕后时肉刑合法，但自公元１６７年缇萦救父，汉文帝废止肉刑，已经４４０过去，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曹操又要重新使肉刑合法化？当时，由于战事频仍，绝大多数干部反对，曹操才没有推行肉刑。但假若战争结束，曹操真的统一了全国，情况又会怎样呢？各级政府的门外，若到处扔着砍下的手脚，恐怕很难叫做“历史的进步”。

　　　　不可否认，《炎黄春秋》的这篇文章是有点新意的。问题是，《曹》文对史料的取舍，对史实的叙述，有时随心所欲，不大服人。试举两例：

　　　　（一）文章说：“最初，曹操举义兵伐董卓，众诸侯名为讨卓，实各怀私心，迟疑不前，唯曹操独帅弱小之军进击董卓。汴水一战，曹军败北……”

　　　　这一篇文字猛一看去，活象古人所写。须知：现今的“义”字，与古代的“义”字，其含义已大不相同。随意写到曹操在“举义兵”，会使今天的读者误以为曹操举行了什么“起义”。今天的学者们恐怕也很难同意讨伐董卓的并非军阀部队，而叫什么“义兵”。此外，这篇文字又会使读者误以为“汴水一战”是一次多么了不起的战役。其

实，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小战斗：曹操被董卓手下的徐荣所败。徐荣也打败过孙坚，但与曹操只是夸口要“西向”不同，孙坚收拾残兵继续进击，斩了华雄（并非如小说所说为关羽所杀）。董卓亲自率军与孙坚战，也败走；孙坚又进而破了吕布，并因此得到“传国玉玺”。他的讨董卓的仗，比曹操打得漂亮。　　　

　　　　（二）文章接着说：“汴水一战……不久，他又在扬州举起战旗，与张绣战，军败负伤，长子遇害；可他不服输，后几经辗转攻阀，终于获胜。”

　　　　这一段文字就更使人摸不着头脑了。曹操汴水失败发生于公元１９０年，宛城战张绣是公元１９７年，中间有六七年之久，怎么是“不久”呢？宛城属荆州，地理上与扬州还距千把公里，曹操把战旗举到扬州端的为何？而且，说到张绣，他根本算不得个大军阀。他先随叔父张济（董卓旧部）攻刘表，进攻败，张济死，他就寄身于刘表篱下。可能由于内心里对刘表不满，曹操一来，张绣二话没说，就“举众降”曹了。张曹之间随即又爆发战斗的原因，并不是曹操“又在扬州举起战旗”，而全是肇端于一件桃色丑闻。原来，张绣降曹后，曹操看上了他的前任军事首长张济之妻，并且把她“纳”了。张绣颇感丢脸，加之曹操又以金钱谄张绣部下勇将，于是张绣就又袭击曹军。由于是奇袭，曹操长子曹昂、大将典韦这次都战死了，谈不上“遇害”。曹操自己右肩也中了流箭。３年后，张绣又在官渡降曹并为曹卖命效力。所以，此次战斗双方无所谓正义一方，曹操手中也没有一面光荣的“战旗”。

　　　　因此，我希望写文章的人们，要对读者负责，不可信手写来，不知所云。

　　　　也许，《曹》文的作者会对本文所引用的《资治通鉴》提出“不信任案”，这使人想起１９５９年３月郭沫若先生曾有一妙文《替曹操翻案》。在郭沫若看来，曹操简直没有杀过好人（除华佗外），即使杀了人也不是“乱杀人”，有时还是“出于好心肠”方才杀人。他曾竭力想证明，曹操在徐州杀的不是“人民群众”，而只是“兵”。他认为，说曹操杀了数万百姓都是东吴的“敌对宣传”；说曹操杀了数十万百姓，则是“愈扯愈大”的“谎”。他说，既然徐州还有被杀者的子弟，哪里会是“鸡犬亦尽”？他的逻辑是：既然今天四川还有７０００万人口（包括郭先生本人在内），可以证明说张献忠在四川杀人只是地主阶级的宣传。怪了，难道今天河北仍有数千万人口，就可以证明日本鬼子在华北没有制造过“无人区”吗？为了给心爱的曹操翻案，郭先生对《三国志》的裴松之注、对《后汉书》、对《资治通鉴》一概采取了虚无主义态度。但是，就

是在奉曹操为正统的《魏书》里，尽管遮遮掩掩，也未敢否认曹操攻陶谦时“所过多所残戮”（见《三国志》一卷１１页）。曹操大量屠戮无辜百姓的历史事实是不容否认的。　　　

　　　　世上自有了曹操，已经１８００多年过去了。在中国历代大量文艺作品和戏剧舞台上，曹操几乎全是反派角色，他从来没有代表过真理、正义和善良，他素以残酷奸诈、极端自私为其形象。这难道是偶然的的吗？不错，郭沫若希望舞台上的曹操由白脸变为红脸，但他同时也想把商纣王、秦始皇、武则天等各位都捧上天。其实，曹操的形象首先是他自己塑造的，孙悟空的形象才是别人塑造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虽然不能全等于自身，但大致上八九不离十，中外皆然。例如，文艺作品绝不会把诸葛亮描写成“杀星”，虽然他也一辈子在打仗，而且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同样，没有人会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赠送给曹操、石虎、袁世凯、希特勒之流，其道理毋庸赘述，是明摆着的。当然，曹操不蠢，但这绝不是他对人民和战俘残暴的理由。在任何时代里，人民的生命都远比曹操的英雄形象要宝贵得多。

　　　　我希望今后的作者们，无论是文艺还是史学，都应恰如其分地对待曹操。同时也希望在曹操问题上能有一点不同的声音。因此，我不知深浅，写了这篇文字，想就教于《曹》文的作者和各位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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