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来不喜长篇累牍的夸夸其谈，看似言之凿凿，实则避重就轻，如同隔靴搔痒，不过能吓唬外行而已，虽日赋万言，又何取哉？事实胜于雄辩，真理无须赘言，是为题记。

回顾史学史，可知我国史学萌芽于官府，这一渊源决定了古代史学的基本特征。自司马迁《史记》以降，几乎所有的官修史书（以二十四史最为典型），都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正如鲁迅所说，某个朝代长一点，做史的是本朝人，自然好人占多数；反之，某个朝代短一点，做史的是别朝人，则几乎没有好人。

自《春秋》以来，为贤者讳，为本国讳，一向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但唐朝史学大家刘知几认为，这是爱憎由己、厚诬来世，对于史事的真相有害而无利。具体而言，刘知己在《史通》中提到了陈寿及《三国志》：

“然则历考前史，征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案金行（晋）在历，史氏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始雪。”（1）

“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于今哉？”（2）

在这里，刘知己将陈寿之《三国志》与习凿齿之《汉晋春秋》作对比，直斥前者对司马懿父子屡战屡败、篡位弑主等丑行多所回护，而将忠实纪录这一切的《汉晋春秋》奉为“直书”典范，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史学家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关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历来争议颇多，有好事者每每喜欢拿司马懿来做对比，认为其拒不出战，并非害怕诸葛亮，而是有另外一些原因。恰逢五次北伐时诸葛亮不幸病故，司马懿俨然又成为“胜利者”，且美其名曰“深谋远虑”。

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司马懿的确是因害怕与诸葛亮对敌而不敢出战，无奈之下只得上演“千里请战”以安众心。这首先可以在《汉晋春秋》中找到确凿证据：

汉晋春秋曰：亮自至，数挑战。宣王亦表固请战。使卫尉辛毗持节以制之。姜维谓亮曰：“辛佐治仗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3）

那么，司马懿为什么害怕诸葛亮？因为在两人唯一一次的正面交锋中，司马懿就吃了大败

仗，而后又损失大将张颌，故而才会对对手深怀畏惧，宁愿忍受“畏蜀如虎”的讥刺，也拒不出战。汉晋春秋曰：亮围祁山，招鲜卑轲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应亮。于是魏大司马曹真有疾，司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长安，督张郃、费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馀众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驻雍、郿，宣王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麦，与宣王遇于上邽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而还。宣王寻亮至于卤城。张郃曰：“彼远来逆我，请战不得，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县军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从，故寻亮。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贾栩、魏平数请战，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诸将咸请战。五月辛巳，乃使张郃攻无当监何平于南围，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4）

了解这么一个基本事实后，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司马懿在诸葛亮逝世后，见到其驻军的处所及布置，会情不自禁地说：“天下奇才也！”其原因就是在两人的交锋中，深刻感受到对手的军事才能非己所及，“恍然自失，不觉其言之发也，可以观其真情矣。”（5）

诸葛亮率步卒数万，与司马懿的数十万精锐抗衡，且屡次主动进攻，接连取胜，将主战场推向魏境，而司马懿不敢与之决战，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是蜀汉第四、五次北伐时的真实写照。故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说：“懿实畏亮……及进而不敢战，情见势屈，为诸将所笑。”（6）

唐初修《晋书》，根据的是前朝的官方资料，于是在《宣帝纪》中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司马懿，其形象究竟有几分符合历史呢？对此，作为一流军事家唐太宗的评论，应该颇具代表性：“既而拥众西举，与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无斗志，遗其巾帼，方发愤心。杖节当门，雄图顿屈，请战千里，诈欲。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敌，夷险之路，劳逸不同，以此争功，其利可见。而返闭军固垒，莫敢争锋，生怯实而未前，死疑虚而犹遁，良将之道，失在斯乎！”（7）

其实已经不用再多说什么，一个“请战千里，诈欲”的统帅，如何敢主动出击，与敌

决战？一个“闭军固垒，莫敢争锋”的统帅，又如何能大破敌军，俘斩万计？假想和臆测不能取代客观论证，更无法篡改史实，最多可能一时混淆视听，就像阴沟里的积雪，太阳一出自然就化了。行文至此，还有一个小问题值得思考。司马懿在正面交锋中无法战胜诸葛亮，随着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某些人又开始挖空心思杜撰司马懿拒不出战的理由——并不是害怕对手，而是因为兵力相当甚至少于对手，没有必胜把握才不出战。其实这些人的动机很好理解，如果兵力占优，又有地形与补给之利，何以还不敢出战，反而受制于人？那么只有一种解释了，就是司马懿的军事才能确实比不上诸葛亮，无奈之下只得采取鸵鸟战术，——这恰恰是某些人绝对无法接受的。于是，他们根据《晋书·宣帝纪》里的一两句话，再加上天马行空的想像与理解，生造出司马懿所领只有十余万，而蜀汉军队也“应当”与之相当。

其实，对于蜀汉北伐时双方兵力对比，陈寿想必是知道的，但迫于时势，不敢直接或比较明显地记载下来，这也情有可原（当然他还是隐约提到了，见下文）。如前所述，本国史书夸胜讳败，自是常理，连黑白都能颠倒，更何况将多的往少的说？于是才会出现如《武帝纪》中“兵不满万”之咄咄怪事。陈寿作《三国志》要“为讳”，但其后的裴松之就没有这般顾虑，故裴注中时常能见到有关兵力的记载与考辩。具体到蜀汉北伐，裴注先有“宣王督张郃诸军，雍、凉劲卒三十馀万”之记载（8），又载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其述佐篇论亮与司马宣王书曰：“汉朝倾覆，天下崩坏，豪杰之士，竞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刘氏据益州，并称兵海内，为世霸主。诸葛、司马二相，遭值际会，托身明主，或收功于蜀汉，或册名于伊、洛。丕、备既没，后嗣继统，各受保阿之任，辅翼幼主，不负然诺之诚，亦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也。历前世以观近事，二相优劣，可得而详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贽大吴，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昔子产治郑，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马，不亦优乎！”甚至还具体提到“战士不满五万”，这些都是颇有说服力的数据。

然而，某些人肯定仍然不会死心，或云《晋书》乃二十四正史之一，区区“繁芜”之裴注

又何以与之相较？但是，对《宣帝纪》的忠实拥蹩们的最后一击来了，铁证就在《三国志·诸葛亮传》正文中，陈寿在称赞诸葛亮治蜀的光辉业绩之后，又分析其北伐何以未竟全功，乃是因为“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在此，他明确地用了“众寡不侔”一词，我以为单凭这四个字，《三国志》仍不愧“良史”之名，以委婉的手段来表达真实的想法，正是陈寿行文高妙之处。某些人或许还在为《晋书》的“正史”地位沾沾自喜，可是与位列“前四史”的《三国志》相比又如何呢？套用《演义》中徐元直的一句话：譬犹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附注：

（1）《史通·直书》

（2）《史通·曲笔》

（3）（4）（8）《三国志·诸葛亮传》引裴注

（5）《陈亮集》卷36《孔明》下

（6）《通鉴·魏纪》明帝太和五年

（7）《晋书·宣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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