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主刘禅为何“不从”为亮立庙

据晋《襄阳记》载，“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①。朝议为什么以“礼秩”为由不听，后主为什么对立庙于成都的谏议不从，其中的原委大致如下。

1、为亮立庙与礼秩不合，先秦时期，我国的庙主要指的是东庙，神庙，系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族权，神权而建造的奉祀祖先、神灵的处所。东汉王逸在注释《楚辞·天问》篇时云：“屈原故逐，彷徨山泽，忧心愁悴，见楚王先庙及公卿祠堂，……因书其壁，呵而问之”。可见宗庙是祭祀已故祖先的地方。先秦时宗庙还是朝聘、册命，出军、献俘等政治，军事活动场所。那时，宗庙和祖茔是分开的。战国中期以后，泰国和楚国较早出现了“陵旁立庙”的先例，但并未被“汉承秦制”的西汉统治者所承袭。所以，汉高祖刘邦的庙，即高庙，按照传统礼秩仍置于长安城之南，高祖的寝，则仍置于长安城之北。惠帝时，为了便于让所谓高祖的灵魂从陵寝到宗庙去接受祭祀，在高祖陵寝附近新建了一座庙堂，即“原庙”。从此以后，“陵旁立庙”成为西汉一代皇帝级的陵寝制度。西汉从高祖至平帝共十一帝，故有高祖庙(原庙)至平帝庙(孝平庙)十一庙。由此可知，庙还为已死皇帝的代称。刘邦的父亲亦享受很高的待遇故有太上皇庙等。东汉光武帝以前因而不改，盂津原陵有光武庙。东汉学者蔡邕在《独断》一文中解释“寝庙”制度时云：“宗庙之制，古者以为人君之居，莳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像朝，后制寝以像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一言一蔽之，“宗庙”为“人君之居”。东汉承袭西汉的陵寝制度并不长，从明帝显陵开始，不置陵邑，不建原庙，陵始建石殿。《续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古今注》云“明帝显节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短在行马内。寝殿、园省在东，园寺舍在殿北，堤封田七十四顷五亩。”明帝之后，虽然墓帝出现了“起祠庙者”，但在礼秩制度中被广泛认为是“僭越”行为。既然立庙是奉祀祖先、皇帝的代名词，后主刘禅“不听”为亮立庙之请，尤其“不从”在成都昭烈皇帝刘备庙处立庙，显然与礼秩有关。

2、为亮立庙与时务不识。东汉中期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盗坟掘墓，抢劫财宝之风。建康元年(公元144年)10月，葬于宪陵的孝顺帝墓，遭群盗发掘。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乃徙天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董卓的盗墓活

动，不仅破坏了汉代的传统文化，开创了大规模盗掘古墓之先河②，同时，也从反面给社会上的厚葬之风敲响了举世警钟。三国时，魏武、魏文二帝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对厚葬之风进行了一番鞭笞和改革，并带头实行了薄葬，弘扬了“不封不树的古制。魏武帝曹操葬高陵，在邺城之西原上。魏文帝曹丕葬首阳陵，在今洛阳东偃师县首阳山上，都依山为陵，不封不树，不建寝殿，不设园邑神道，地面上不留任何痕迹。〈〈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脊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 。”庚子(公元220年)，子崩于洛阳，年六十六。遗令曰：“天下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曰……寿陵园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曹操父子主张薄葬，既是出于盗墓的教训，又是出于“天下未安定”的思虑，同时也是三国时期社会物质条件限制的必然结果。曹操父子率先的做法，蜀吴统治者是有一定影响的。刘备病逝后，亦遗诏“满三日便除服，到葬期复如礼”。古制除服，也叫除丧，守孝期满，除去丧服。汉时，自始死至葬，其间最近者七日，亦有迟至四百三十三日始葬者。遗诏“满三日便除服”，当属薄葬；葬后立昭烈庙，亦如礼秩。由此可见三国时的时务是不立庙，如魏武帝立庙，如备。立庙与不立庙皆属“帝”，“主”之事，为亮立庙当属不识时务。 3，为亮立庙与亮意有悖。诸葛亮去世前“遗命”云：“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是足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这就是说，亮死后，埋葬于汉中定军山，在山上凿一个洞穴，大小以能容下一棺为原则，入殓时穿普通服饰，不随葬任何器物。假如诸葛亮的“遗命”，文臣武将皆由于景仰而绝对服从的话，蜀丞相诸葛亮的坟墓，无疑是一座薄葬型的楷模了。诸葛亮如此遗命，不一定像魏文帝说的那样“欲人之不得见也”，或“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也，但北伐尚未成功，汉室尚未复兴，丞相怀着无限遗憾去见是不会有什么疑义的。在这种情况下，亮绝对不会让后主为其立庙，更不会让后主为其立庙于成都昭烈庙帝旁，所以为亮立庙与亮意有悖。

亮病逝后，后主不听所在立庙之言，并非对亮的去世毫不动容或对亮的悼念活动不予

重视，相反，“朕用伤悼，胆心若裂”，表示了对亮的深切和无限怀念。诏策，或曰悼词，或曰告蜀国同胞书云：“唯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够病陨丧朕用伤悼，胆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今使使持节左中郎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乎哀哉！呜乎哀哉！”③ 诏策中，后主赞扬诸葛亮“神武赫然，威震八荒”，有伊尹辅佐商汤灭夏，吕尚辅佐周武王灭商之功勋，赠君“武乡侯”印绶，溢君“忠武侯”称号。同时，要求北伐将士遵照丞相遗命，把其薄葬在入生出死的定军山中。由此可以看出，后主刘禅对于诸葛亮的去世除了不予立庙外，其他悼念活动还是倾注了全身心的。

二、习隆、向充为何为亮“请立庙”

后主刘禅不听“所在各求为立庙”，“不从”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并没有挡住人民群众对亮的深切怀念和祭祀活动也没有挡柱一批“志虑忠纯”、“贞亮死节之臣”的立庙努力。景耀六年，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在亮死近三十年后，再次向后主刘禅提出了立庙问题，这就是著名的《为诸葛丞相请立庙表》的奏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习隆，向充关于为诸葛丞相请求立庙的报告》。奏章摘要如下。“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④

从奏章可以看出，习、向之所以为亮“请立庙”，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古人有为德高功重者祭祀、塑像的先例。周时，召伯辅佐武王灭商，被封于燕。成王时任太保，与周公旦分陕西治，陕以西由其治理。召伯巡行南国时，宣扬文政，曾在甘棠树下休息，因称其树为“召棠”。召伯离去后，人们出自对召伯的尊敬，从此以后不再砍伐棠梨树。甘棠树和甘棠地成为象征召伯的纪念地和纪念树。春秋时期，范蠡辅佐越王卧薪尝胆，灭吴称霸，后虽浮海出齐，经商致产，但一直受到越国人君的爱戴，越王思念范灭吴复国之功，于是铸铜像以示纪念。

2，两汉时期，小善小德“图形立庙者多矣”。汉兴以后，厚葬成风。尤其是东汉时

期，奢僭俞制，或图其形貌。《后汉书·朱右传》云：“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后汉书·赵歧传》云：赵歧“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顷。”或绕墓筑垣，旁起祠堂。《后汉书·滇王传》云：“蜀平，征文齐为镇远将军，封成义侯，于道卒。诏为起祠堂，郡人立庙祀之。”《后汉书·安成孝侯赐传》云：“帝为营冢堂，起祠庙，置吏卒，如春陵孝侯。”《水经注》有关建祠立庙的记载更多，如曹嵩墓“碑北有庙堂”；朱鲔墓“墓北有石庙”等。 3，丞相“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理应立庙。用《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话说，“诸葛亮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人，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⑤。”用今天的话说，诸葛亮为相国，其道德、品行远近闻名；其功勋、业绩没有人可与之媲美，蜀国能有一个鼎足而三之局面，完全是由于丞相请葛亮努力支撑的结果。

4、百姓巷祭，戎夷野祀已成为群众性的悼念活动。从上文可以看出，诸葛亮为相国德范遐迩，功勋卓著，突出的贡献还在于“抚百姓”，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即“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三国时期，蜀国是一个国土最小(约57平方公里)，人口最少(约94万)，财政收入比较拮据的割据政权。蜀国的国土资源、经济实力表明，实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全国总动员令，必须走“富国安家”的道路。为此，诸葛亮推行了一系列改故鼎新的措施。在农业方面“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在水利方面，“征丁一千二百人主护”都江堰工程。直到他病逝前还在汉中前线“分兵屯田”，以“图久驻之基”。由于诸葛亮坚持“息民”“抚民”政策，蜀中期出现了一个经济相对繁荣，政治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而他本人也受到了蜀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亮病逝后，蜀国百姓为其举行巷祭是不无道理的。诸葛亮不仅对汉族人民关怀倍之，就是对西南少数民族亦关怀有加，戎夷人民为其举行野祀，也完全是情理之中之事。

三、后主刘禅“诏为亮立庙”及其意义

据《襄阳记%26gt;%26gt;载，对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人的上表，后主刘掸当即

“从之”，并于当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对于为亮立庙之事，后主刘禅始而“不听”、“不从”，终而“从之”，并迅速作出为亮立庙的诏令，究其原因，除了习，向所说的几条原因外，大抵还有一条可以接受的原因和一条被迫接受的原因。 其可以接受的原因是昔“所在各求为立庙”，现“立庙于沔阳”的方案。习、向认为：“若尽顺民心，则犊而无典，建立京师，又逼宗庙，此茎怀所以疑也”。若“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不仅可以避开京师昭烈先祖庙，排除后祖心中的疑虑，而且可以尽顺民心，使“百姓因时节私祭于道陌上”现象得到改善，亲属、故史“欲奉祠者”的要求得到满足。

其被迫接受的原因是国难当头，蜀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后主刘禅“昭为亮立庙”之时，已离亮去世近三十年。此时的属国较之亮在世是的蜀国已有很大的变化，其政治、经济、军事形式均十分严峻。大将军姜维连年兴师北伐，消耗了蜀国的国力。后臣官黄皓擅权，政治日益腐败。“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蜀国百姓，无不思念丞相在世时的功德。尤其是汉中百姓，每年春月，必为其亮祭祀，“其哭甚哀”。习、向上表为诸葛丞相里庙，意在“断其私祭，以崇正德”，用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凝聚蜀国军民的力量，以确保“ 王室之不坏”，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宏伟目标。就这一点而言，诏为亮立庙也是后主不得已而为之举。

尽管后主出台了"诏为亮立庙于沔阳"的意见，但此"诏"已为时过晚。同年夏，司马昭派邓艾，诸葛绪、钟会率十六万六军分三路攻蜀。西路军钟会从陇上轻军出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接连攻下江油，绵竹、进逼成都，后主刘禅出降，蜀亡。

从后主刘禅诏为亮立庙到蜀亡，只是当年春夏之事，但从巷祭，野祀到诏为立庙却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这一路程虽然没有起到救蜀的作用，但诏令本身标志着早在三国时期诸葛亮已步上了先祖，帝王的灵台，而且可以说几乎同时，诸葛亮已被人们奉为神灵的化身，祭祀的对象也逐渐由蜀国走向魏吴，甚至受到了交战之国的尊敬和爱戴。《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云，景耀六年秋，“魏镇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蜀亡之后，诸葛亮的治军，治国之道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广泛关注。司马昭在灭蜀后，令陈勰研习诸葛亮兵法。武帝时司马炎曾亲自向蜀汉降臣樊建请教诸葛亮治国之方。蜀亡十年后，即晋泰始十年(公元274年)， %26lt

;%26lt;三国志〉〉作者陈寿在给晋武帝的《诸葛亮集表》中还提到诸葛亮死后，"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蜀亡数十年后，晋人袁准在《诸葛公论》中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父也”。从晋代开始，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给请葛亮以很高的评价。晋封亮为武兴王；唐封武灵王，并赐庙；宋赐英惠庙，加号仁济；元封"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明洪武时，朱元璋则钦定为"帝王庙"，选从祀名臣三十七人，以忠武侯与焉"。到了清代，诸葛亮不仅受到各族人民的顶礼膜拜，而且受到了如同孔子一般的礼遇。在众帝王中康熙皇帝对诸葛亮更是崇拜有加。《清实录》载，康熙曰：“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乾隆皇帝较之祖辈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亲自撰写论文，探讨《蜀汉兴亡论》的原因，指出“人君之用贤与不用贤，关系国家存亡”也。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倡导，社会上出现了争相为亮著书立说，编纂文集，歌功颂德之风⑥。山东、湖北，河南、四川、陕西、云南，甘肃、浙江等地相继出现了祭祀诸葛亮的各种纪念建筑物。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涉及诸葛亮的传记达16部，年谱达9部，评论达350余篇。 诗词曲赋达800余篇，记序达110余篇，匾额楹联达110余幅，小说，杂剧达11部，遗事，逸闻达82篇，遗迹89处，祠墓达13处⑦。据南阳《卧龙岗志》载，仅修葺南阳武侯祠的碑碣就多达30余篇，诗词赋歌多达200余块⑧。南阳作为诸葛亮自表躬耕之处，其知名度远远超过了南阳籍科学家张衡，医学家张仲景、商学家范。

深邃的诸葛亮著作，精辟的研究文论，众多的关系诸葛亮的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构成了丰富多彩，浩如烟海的诸葛亮文化。如果说改革开放的今天，临沂、襄樊、南阳、成都、天水、汉中、兰溪等地各自利用本地的诸葛亮的文化或诸葛亮资源发展旅游事业，振兴区域经济，提高地方知名度，并已成为历史上一种特殊的诸葛亮文化现象的话，人们不会忘记诸葛亮生活和作战过的四川、陕西，云南等地巷祭祀活动；不会怀疑亮出生地沂南，寓居地襄阳，躬耕地南阳的纪念活动；不会抹杀陕西沔阳建祠立庙为天下之先的历史；更不会抹杀习，向“为诸葛丞相请立庙”和后主刘禅“诏为亮立庙”的历史，尽管后者在诏后几个月举国降魏，蜀亡，但在此前，后者还是办了一件可入中国史册之事。

注释：

①习隆，向充：《为诸葛丞相请立庙表》

中华书局，1960年8月。

澍案。见《诸葛亮集》

②

王建中着：《汉代画像石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8月。③、④，⑤《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⑥章映阁着：《诸葛亮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

⑦王瑞功主编：《诸葛亮研究集成》，齐鲁书社，1997年9月。

⑧南阳诸葛亮研究会：《卧龙岗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6

2 0 0 2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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