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留至今的大量地方志书申，多称诸葛亮庙创建于元朝至元初年(公元l264)。明万历《岐山县志》是最早记载诸葛亮庙的志书：“汉诸葛忠武侯庙在县南五十里五丈原上，即屯兵处。元至元初建，廉访司副使郭思恭有记。”以后的省、府、县志都沿用了这一记载．

郭思恭留下的《汉丞相诸葛武侯公五丈原庙记》记述了当时修庙的详情：

凤翔府岐山县渭水之南有胜地焉，陂陀而开，高爽广平，所谓五丈原，汉丞相武侯诸葛公伐魏屯兵处也。公之在兹，有自来矣。公之志在于兴隆汉室，攘除奸凶，啪隧司马懿引兵据之于渭北，今公庙枕原向北，其平生之志抒乎。公在布衣，议者以为卧龙，其才可知也；及感昭烈三顾之渤，出草庐许以驰驱，其后奉命于危迫之秋，受寄命之重，竭股肱之力，生而忘身，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其伯仲之间翘然而伊、吕也。虽长星堕营，功业不遂，其忠义之气，精贯白日。庙自汉至今，千有余年，春秋牲醪之献久而益兴，固人心之不容有泯者，非特于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百姓安堵，军士无私而致然也。……(余)慕公之高风，既躬致菲薄，因略为记其人概，如此是祭也。

从碑文中可知，当时五丈原上已有同今天一样“枕原向北”的诸葛亮庙，并笼而统之说：“庙自汉至今，千有余年”，春祀秋祭延续不断，越来越盛。作者只不过是慕仰诸葛亮的高风亮节，来庙中“躯致菲薄”，祭祀了一番。

显而易见，从明朝《岐山县志》开始记载的诸葛亮庙“元至元初建”是错误的。

而且，从至元初年郭思恭的碑记中，也找到了辩析五丈原诸葛亮庙始创时间的线索和思路。

郭思恭作为元朝中央廉访司巡访地方、督察吏治的官员，决不会毫无根据信口开河地说“庙自汉至今”。他游谒诸葛亮庙时，一定会作些调查和了解，才会记下当时的诸葛亮庙已“千有余年”。

由于元朝至今也有七百余年，许多资料后人无法见到，郭思恭当时以何为据也不得而知。从现有的史料钿分析起来，“庙自汉至今”的提法，也有一些根据。

其—，诸葛亮逝世后，各地请求为其立庙，百姓私祭不断。五丈原是诸葛亮病逝之地，当时虽属（魏)晋之地，但其统治者对他还是崇敬褒扬。陈寿是《三国志》的作者，他曾将收集的二十四篇诸葛亮着诈编成《诸葛氏集》，呈给晋帝，在呈表中弛说诸葛亮的“声教和遗言，合于事度；他的公正忠诚之心，见于文辞；从中可了解他的思想，对当世有所补益”。晋武帝司马炎曾下诏说： “诸葛亮在蜀，尽心尽力，其子诸葛瞻在

危难之时能守节而死义，这都是天下的优秀品质”。后来晋朝还追封诸葛亮为“武兴王”。所以，魏、晋之时，在五丈原为诸葛亮建庙是有可能的。 其二，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在蜀汉灭垢归附晋朝，被量才委任为吏，作过眉县(今陕西眉县)令。当时五丈原蝴县范围内。诸葛京治理眉县，政绩卓著，受到称誉，后采升任江州(今四川重庆市)刺史。诸葛京在眉作官，也极有可能在其祖父病逝之地修庙祭祀。

其三，从后人的一些诗文描述中，也能找到一些旁证。

元朝朱铎在《五丈原怀古》诗中写道：

遗庙经千古，愁云往日还。

诗句虽不能作为信史，但亦从侧面证明“庙自汉至今，千有余年”的说法。

清代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岐山知县杜谔《重修五丈原武侯祠记》云：

汉丞相出师伐魏……其时屯兵五丈原，与司马懿相持。魏兵坚壁不出：至遗巾帼以辱之，丞相军威远震，畏蜀如虎，所由来矣。异乎大星骤落，汉业随终。天远虽任自然夕而人心终多隐憾。五丈原之有武侯也，自当创始于此时。厥后遥遥千余载历代兴废，难以稽考之。

碑文中同样表述了诸葛亮庙创始于汉、晋之交的意思。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元朝之前的唐宋年间五丈原诸葛亮庙已建修起来。

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的《过五丈原》诗中有“象床宝座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诗句。叫殳理解是指五丈原诸葛亮庙中的武侯“神像”，高坐神龛罗神表威严。失去诸葛亮的蜀汉王朝，竞重用谯周这样的投降派以致灭国。可以说明当时五丈原上已有祠庙建筑。

跨宋、金两代的诗人郝居中有《题五文原武侯庙》诗作，诗中用“坏壁丹青仍白羽，断碑文只苍苔”描绘出诸葛亮庙年久失修，壁坍墙坏，碑裂石玻的惆败景象，完全可以证明五丈原诸葛亮庙早已有之。

元朝是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的朝代，当时对诸葛亮大加褒扬，封其号“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五丈原诸葛亮庙也得到重视，各级官员常到庙中瞻拜致祭，郭思恭留下的碑文就是明证。

从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五丈原诸葛亮庙约初创于蜀汉未午或晋初，最迟也是唐宋时期。庙自那时至今天，已有千百余年。

一九八二年，诸葛亮庙在经过它千百年盛衰更替的历史轮回后，又—次重新焕发出新的风彩。整饰—新的殿宇、亭台、塑像、碑刻、耀人眼目，红墙青砖绿树碧草，环境宜人。这里已成为国内外游人追寻三国遗踪，瞻拜诸葛孔明的一大胜地。

陕西省岐山县五丈原诸葛亮庙博物馆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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