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上编是“《三国演义》批判”，下编是“《水浒传》批判”。两大批判认为，前者张扬权术文化和奴性思想，后者宣扬游民文化和暴力美学，这些都是中国经典文学、传统文化中的病灶或毒素，只有深刻的批判和彻底的，才能把读者从阴冷而残酷的历史沼泽中拯救出来。具体地说，“《三国演义》批判”主要着眼于：《三国演义》是“以文乱史的文本”，“兴妖的艺术”，礼赞残暴的英雄，“尊刘贬曹”又有着推崇正统的封建观念；王学泰先生对《水浒传》的评判主要着眼于：《水浒传》是“游民（江湖艺人）说给游民听的故事”，正是文本里弥漫着的浓烈的“游民气”，使“‘水浒热’负面作用也是远大于正面意义的”。掩卷沉思，我们发现两大批判撇开美学的、诗意的逻辑，而立足在历史学、社会学或者说立足在认识论的学理立场上。因此，细读两位博导的珠联璧合，我们内心洋溢的始终是新道德的神圣感、崇高感，激赏的是著者的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眷恋，遗憾的是我们很少领略到著者对两个文本卓越的艺术成就的精湛剖析。

这里有一个涉及文艺批评、文化批判的原则性的问题：怎样确立学术评判的维度？究竟该用什么、怎样为中国文学经典解毒？

笔者认为，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应在历史维度和时代维度的双重视角中展开：既要用当下的价值观去审视，以挖掘和发挥其现实实践意义，又要结合当时特定的背景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对古人有所“同情”。这种双重视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对古人的无原则的宽容与不冷静的苛求。而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评判，除上述的两种维度外，还应该施以美学的尺度加以裁判，就是说，文学经典的评判，理应在历史、时代和美学三种维度的交织中立体地、动态地进行，以便于厘定其在文化时空、文艺世界中的意义与价值。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看出，正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经典产生的时代决定了它们不可避免地负载着封建社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三国演义》以诸葛亮为结构扭结点反映“三分”的历史趋向，并由此张显出作者对美好道德人格以及政治理想的不懈追求，而《水浒传》则以宋江为中心人物，通过朝与野、忠与奸的矛盾斗争表现出作者对理想政治秩序的渴望。虽然特定时代影响的痕迹使经典寄生着封建意识形态的毒虫，诸如弘扬权谋文化和奴性思想，宣扬游民文化和暴力美学等，但另一方面诸葛亮又有着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宋江在追求理想中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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