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古论今，能在道德和功业上，和诸葛亮比肩的人寥寥无几，一部 演义更将其神化，然而，自魏晋以来，对其批评之声一直不绝于耳，指责其“忽视人才”就是常见的批评之一，而“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也为之提供的说明，诸多非议直指诸葛亮的“事必躬亲”，甚至认为是其压制报复，才导致人才丧失殆尽。一、廖化当先锋的由来及其解读。“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是演义对 三国后期蜀汉人才短缺的一种写照，长期以来，许多人也常常用于形容无可耐奈的选择。然则廖化到底何许人也？是否真的如此的不值一提呢？造就这个俗语的《三国演义》，对廖化的着墨也颇多，仔细遍读全书，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这样一个人：随关羽北伐时的一马当先、冲锋陷阵；失荆州走麦城时的奋不顾身、单骑突围；面对刘封见死不救时的叩头出血、大恸告求；上方谷单骑追司马时的威风凛凛、勇猛直前；辅姜维九伐中原时的尽忠竭力、勤勤恳恳。作为经历了魏、吴、蜀三国整个兴衰过程极少数中的一个，他并不具备显赫的才能，也不见其卓绝的功绩，但为蜀汉的事业付出了终生心血，体现了忠贞不渝的可贵的品格。而《 三国志》的记述就十分简单，仅不过寥寥百余字：“廖化字元俭，本名淳，襄阳人也。为前将军关羽主簿，羽败，属吴。思归，乃诈死。时人谓为信然，因携持老母昼夜西行。会东征。遇于秭归。大悦，以化为宜都太守。薨，为丞相参军，后为督广武，稍迁至右车骑将军，假节，领并州刺史，封中乡侯，以果烈称。官位与张冀齐，而在宗预之右。咸熙元年春，化、预俱内徙洛阳，道病卒”。但仍可从其日日思归，假死携母昼夜奔西，重新回到蜀营，和其“以果烈称”的记载，还是可以看到一个和演义一样的耿直忠诚的廖化。唯一不同的是，廖化并非是个无能之辈，按《蒋琬传》“建兴元年，丞相亮开府，辟琬为东曹掾。举茂才，琬固让刘邕、阴化、庞延、廖淳”，这里的廖淳就是廖化，以蒋琬之能，就算在当世，也是仅有几个出类拔萃者之一，其尚认为让位于廖化更为合适，虽可能有年宦先后因素在内（两人大致年齿相当），但廖化的能力应一点都不比他人差，当个先锋也一点都不过分。二、诸葛亮的用人政策及蜀汉人才。诸葛亮治蜀，可谓勤勤恳恳，以身作则，《魏氏 春秋》说：“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杨戏称亮“自校簿书，流汗竟日”。如此认真勤谨，尽其心力，不仅使部属不易作弊和玩忽职守，还可以及时了解下情，准确有效处理政务。居然被说成是阻碍人才成长，难道说该“骄奢、不务政事”才是培养人才的好方法吗？章武二年，刘备彝陵战败，蜀汉不仅折损了数万精兵，折损了无数军械，同时还折损了黄权、马良、傅彤、程畿、冯习、张南、杜路、刘宁等将领，可谓伤筋动骨。接着，太傅许靖、尚书令刘巴、骠骑将军马超又相继而逝，蜀国人才危机更是雪上加霜。⑴诸葛亮“奉命于危难之间”，深知“夫治国者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这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因而“选迎皆妙简旧德”。蒋琬“众事不理，时又沉醉”，“将加罪戮”，亮请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与当年荐庞统如出一辙；杨洪“始为李严功曹，严未至犍为而洪已为蜀郡”。何祗“洪迎门下书佐，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又“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为主簿。微固辞，举而致之”；街亭战败，“惟平所领干人鸣鼓自持”，而“平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又迎张裔于东吴之俘，拔姜维于降将之间，“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⑵诸葛亮以“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阐述了人才对国家的重要性，而其对众人的认识也是了如指掌。赞蒋琬：“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赞陈震“忠纯之性，老而益笃”；赞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赞向宠“性行淑均，晓畅 军事”；赞吕凯、王伉“执忠绝域，十有余年”；赞郭攸之、费文伟、董允等人以“此皆良实，志虑忠诚”。其所用者，马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李恢“南土平定，军功居多”；张翼“统摄不懈，代到乃发”，以及和合孙刘二国的邓芝、宗预，等等。⑶人有所长，尺有所短，诸葛亮在用人的态度上并不责全求备，对魏延和杨仪，“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刘巴褊阨，拒张飞太甚，亮劝曰：“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张裔好忌不宽，亮戒之：“石交之道，举仇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犹不相谢也，况吾但委意于元俭，而君不能忍邪”。亮为相，教与群下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跷而获珠玉”，“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敦敦诱导之心，溢于言表，乃至如此。⑷同时，诸葛亮十分注意重用和锻炼人才，马谡自不必多言。蒋琬，亮辟为东曹掾，举茂才，琬固让，亮教答曰：“思惟背亲舍德，以殄百姓，众人既不隐于心，实又使远近不解其义，是以君宜显其功举，以明此选之清重也”；费祎，“亮特命祎同载，由是众人莫不易观”，“亮北住汉中，请祎为参军。以奉使称旨，频烦至吴”；姜维，“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此三人，陆续担当治蜀重任，支撑蜀汉长达三十年。由此可知，诸葛亮不仅对人才的认识上十分深刻，而且在选人、用人上也是颇有独到之处。能以局促一处之弱蜀，与拥九州之强魏抗衡几十年而不隳，诚不过如此而已。三、诸葛亮的处世作风及罚贬辨析。诸葛亮一生，可谓以诚待人，对君主竭心尽忠，对同僚和部属推心守信。张裔称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孙权赞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陈寿评其“开诚信、布公道”，其公忠体国之心，昭然日月，历代被奉为“宗臣”典范。然而，却有人列举了《三国志．卷四十》的七个罪臣乱将，就其或死于非命，或放逐弃用，认为是诸葛亮刻意为之，试图以此解读蜀汉人才短缺现状，这种主观臆断、曲笔歪解，真是荒谬之极。⑴刘封是员猛将，但观其“与达忿争不和”，导致孟达背叛，丢失上庸，损兵折将姑且不说，还彻底断送二路北伐的战略希望，这是缺乏将略；而其拥兵自重，以什么“山郡初附”，而“不承羽命”，使得关羽战败不敢撤往上庸，误了关羽的性命，又无勇仁信义；临死前“封叹曰：“恨不用 孟子度之言””还可见其忠心只是建立在侥幸之上，根本就缺乏忠孝，此等之人，实不是什么大将之才，而其行为，更是死罪有余。当然，倘若诸葛亮是基于防患未然而置刘封于死地，先大胆假设其将来可能作乱，后劝刘备立即杀之以绝后患，这就是残忍不讲道理，也是不足以服众的。陈寿所书如果属实，且是诸葛亮的真实想法，则将是诸葛亮一生的最大污点，其品德也应大打折扣了。然观诸葛亮并不因亲子出生而废掉诸葛乔的嫡子继承权，怎会以此为由辣手干掉别人的养子呢？而且，即使事件属实，也可能是诸葛亮因刘封的死罪行为，不愿刘备以私废公，因亲情坏了军法，用委婉而有效的手段让刘备下了决定，其后来的“挥泪斩马谡”可为此注脚。虽然过于主观，但一个人的一生行为都受其品性的影响，不可能干出南辕北辙的事情来，诸葛亮的品德如何，自不必多说，我认为这是个历史的疑点，。⑵彭羕“姿性骄傲，多所轻忽”，“仕州不过书佐”，而有“璋髡钳羕为徒隶”，已是前车之鉴。而庞统法正致之，“拔羕为治中从事”，竟然“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诸葛亮当然要向刘备进言了。羕旧病复发是其左迁原因，而刘备也是“加察羕行事”，才“意以稍疏”的。太守地位也不低，可羕不思悔改，“私情不悦”，骂刘备“老革荒悖”，发发牢骚倒也罢，可竟然意图不轨，唆使马超与他一起造反，这还了得。马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当场被吓得说不出话来，自然只得“具表羕辞”了，羕狱中作书，承认“自我堕之，将复谁怨”，还称诸葛亮“当世伊吕也，宜善与主公行事，济其大猷”，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不管其本心如何，唆使军人造反，赦无可赦，只有死路一条。⑶廖立被流不在于其提意见的对错，而在其“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又言万人率者皆小子也；诽谤先帝，疵毁众臣”。不折不扣一匹乱群之羊，当然要清除出去了。还有他“守长沙则开门就敌，领巴郡则暗昧阘茸其事，随大将军则诽谤讥诃，侍梓宫则挟刃断人头于梓宫之侧”，此等缺乏忠孝之心，不治以死罪已是从轻发落了。然“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闻诸葛亮卒，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衽矣！”，其内心感激，并存有朝一日被重新起用的希望，如不是佩服诸葛亮的为人品德，会如此吗？⑷李严之事，可能有政治原因，至于如何理解，有许多争论，我不想赘述了，只提一点，“十二年，平闻亮卒，发病死。平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也”，如果也可以称为，这样让对手如此佩服并寄予厚望的，可谓旷古绝今！其人品可见之一斑。⑸刘琰是“以其宗姓，有风流，善谈论，厚亲待之”，一生未见其业绩，此等人才可谓比比皆是。而其与魏延不和，也是“言语虚诞”，所以“亮责让之”，很正常的上司训导下属的行为，不是什么不能见容。观刘琰上表，“间者迷醉，言有违错，慈恩含忍，不致之于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虽必克己责躬，改过投死，以誓神灵；无所用命，则靡寄颜”。完全是一副感谢认错，诸葛亮仍让他“官位如故”，已是开恩，可他还“失志慌惚”，没有半点识相知趣。至于“琰竟弃市”，其死纯属刘禅荒淫所为，与诸葛亮无关。⑹魏延之死，死的不值，蜀汉也失一将才，但一点都不冤枉，惜其一生功绩彪炳，却因莽撞冲动，不服军令，毁栈道，攻友军，给了杨仪下辣手除的机会，不但身败名裂，还连累了家族跟着陪葬。诸葛亮历来对魏延非常看重，“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剌史”，“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怎会有将他除掉的想法呢？历来对魏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其战略计划上，那种诸葛亮有意谋害的谬论，不谈也罢。⑺杨仪也有才，然生性傲慢，心胸狭窄，与魏延不协，“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这样一个人，比比“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诸葛亮会选他总揽军政吗？观其与魏延的内讧，如果真的瞎了眼，政治生活才真会乌烟瘴气，蜀汉不乱才怪。可杨仪毫无自知之明，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被废仍不思悔改，“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自找死路，怪不得他人。这七个人无疑都各有其能，也“并咸贵重”，但却又各有其致命缺点，陈寿评曰：“览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诚是然哉！他们或言论荒悖，或行为乖张，俱不堪受荷国重任，以此推断蜀汉人才短缺的原因，十分不妥，更别提什么诸葛亮有意摧残之。四、蜀中无大将的原因和确切含义。上述所提诸人，包括廖化在内，皆属一时之俊杰，也都有匡佐之才，即使是到了魏吴，也必能身处庙堂，位居显位。但是，蜀国处孤绝之地，若不思开疆拓土，只是闭关守险，虽可保君臣无事之一时，然终将坐以待毙；可只凭现有些许人，“加众寡不侔”，想进咫尺之地，开 帝王之基，即使是面对实力稍逊的孙吴，也有所不逮，更勿论面对的是人才济济、国力超群的曹魏，在质和量上都有所差距，也是所谓“蜀中无大将”。一是缺乏超一流的谋臣良将。看看魏国，不提在东部战区的张辽、曹仁，只是西线之将帅。张合“识变数，善处营陈，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曹真“曹子丹佳人”，邓艾“筹画有方”，还有司马懿，个个皆智勇兼备，谋略过人。即使是稍次的郭淮也是“方策精详”，蒋琬、费祎、姜维等人只不过与之相当而已。陈寿评道：“所与对敌，或值人杰”，袁子曰“良将少”。纵使诸葛以“管萧之亚匹”之才，“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也落个“功业陵迟，大义不及”。其首屈一指的大将魏延，战役中可为独当一面之将才，然以其粗暴傲慢，却不是可坐霸一方之帅才。而世之名将，皆属百年难得一遇。三国时代可谓能人辈出，定蜀之英豪，不论关张赵马黄，还是庞统法正，皆是“数十年之内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故曰天命使然，不可苛责。有一种很怪异的说法，称诸葛亮忌才，不能容比他能力更强者。只需想想其本人，就算他最受非议的军事才能，司马懿也称“天下奇才也”，更别提筹划或政略，在汉末估计也只有 曹操可与之比拟，放诸千年的历史长河，也属少见，蜀国那还有比他更厉害的人存在。二是可用的人才数量较少。孙盛说“蜀少士人”，袁子的“小国贤才少”更是一语道破天机。不是蜀国无人，而是比之拥九州之地，人口达五倍的魏国，在数量上自然而然就要少得多。故习凿齿可惜诸葛亮杀马谡，说“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杀之以重败”，正是这层道理。诸葛亮既有“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之不解，也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之担忧。故屡次兴师，无岁不征，希取陇右之精兵良将，补国用之不足，削弱敌人，壮大自己，挽救蜀国先天不足的现状，这也是其北伐的意图。因此，“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不仅是无奈的，也是必然的选择，且廖化这样的忠臣烈将也属凤毛麟角，在为其感叹之余，也不禁思索那些对诸葛亮的批评，如果只是参照诸葛亮的其他才能成就，而对此吹毛求疵，憾其失之完美，还可以理解；但若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自己毫无出息 而对极有出息的古人刻意贬低，自鸣得意，就过于尖酸刻薄了（黎东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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