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昶兄嘱我为《读甲》一书写个序言，我想都没想就应允了下来。在我二十多年的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如此爽快地应允为人作序和作文，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实际上，除了我因这一年来生病而对这个方面的知识稍有了解以外，我对中医抑或西医都是无甚认识的。而我之所以承诺此事，实是因为我与杨昶兄之间近一年的交往，“迫”使我对诸多原本并未引起我重视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或反思。在我看来，一个人的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在于“活”着，更在于对生命本身的关照。现在，作为一个自然人和一个因身体不适而与医学相关的人，我将一些经由这种思考或反思而获致的想法以“《读甲》序言”的方式发表出来，一方面确实是要表达我个人对人之生命的一种以信为凭的关照，而另一方面则是要对杨昶兄表示深深的谢意，因为正是我与他的交往使我获得了达致这种关照的可能性。

梁漱溟先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异，主要在于二者对待人生的态度的不同。西方是一种进取向前的态度，印度与之相反，所持的是一种避世退后的态度，而中国则是调和二者。对于梁漱溟先生的这一观点，我基本上是赞同的。但是我想更具体或更进一步地指出，东西医学的差异，或更准确地说，中西医学之间的差异，除了整体性思维方式与局部性思维方式这一点不同以外，在根本上乃是对人的态度的不同。在我看来，西方医学对人的认识，基本上是一种在根据不尽相同的指标将病人进行“类”化以后的对待；实际上，这是一种知识方式的对待，因为惟有透过知识这一普遍化的建构，类分病人所依凭的各种不同的指标才能够确立起来，进而各种不同“类”的病人也才能够分立开来。更深一步言，这种将人按“类”进行界分的普遍化知识建构，实是以人之各种指标是相同的这一判断为前设的，甚或是以产生人之某种指标的因是相同的这一判断为前设的：凡是符合某一种指标的人，就是在西医意义上的同一类人，因而也就可以或应当用同一种治疗手段或同一种药进行治疗。但是，与西方医学不同，中国的传统医学或者我所谓的作为绝学的中医对人的态度则是一种将人按照每个人本身的方式做出的个殊且独特的对待。在我看来，中医不是不需要，而是在根本上就不考虑对人做“知识化”的处理，因为它所依凭的前设认为，病的表象相同未必就意味着病的因相同，而这在根本上则意味着每个人是不相同的。因此，中医所实践的就是与每个人接触，亦即与每一次病接触，甚或是众所周知的中医对所有表象相同的身体不适者依旧需要进行通常意义上的“望闻问切”的方式。这在杨昶兄那里则是一种特有的“观”甲的方式――我更愿意称其为“读”甲的方式。这是一种以经验为依凭的对每个个人展开的个殊化的阅读，是一种将每个身体不适的人视作每个人本身且不同于他人的阅读。

坦率地讲，我在接受西医治疗以及与杨昶兄交往的过程中，所体晤和洞见到的正是中西医学之间所存在的上述差异。显而易见，这一洞见中所透露出来的我对中西医学之基本前设的理解，对于我们认识中西医学或中西文化来讲乃是极其重要的，甚至对于我们探究西方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所存在的紧张来讲也有着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但是我认为，这种理解之于一个获致这种理解的人――一个接受治疗的身体不适的人――却有着更为直接的生命意义。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接受西医治疗的过程中，按照前述逻辑的展开，病人对于医生而言只是一个对象或客体，是一个被客观化了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讲，病人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所需要做的或所能够做的就只是听从和采纳医生的嘱咐。即使病人在西医治病的过程中蒙发了对西医的“信”，这也只能是一种在根本上无法参与西医与他之间所存在的那种“治疗”关系的单向度的信赖，而且病人在保有这种“信”的同时也在被对象化、在客体化。

但是中医却不同，因为一个身体不适的人在接受中医调理的过程中必须以“信”这样一种感觉参与其间，而且一个身体不适的人与特定的中医之间是否能够建构起一种特定的调理关系，所依凭的也惟有这种“信”。这就是我在与杨昶兄交往的过程中所体验到的那种深深的但却无法用知识予以分析的感觉。实际上，我与杨昶兄的每一次相见，我都能够感觉到杨昶兄是在用一种生命经验读我的指甲，读我的指甲中所透露出来的我对生命的希冀和渴望，而同时他亦将他本人对生命的理解和想象投射进了我的生活之中。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杨昶兄的所有努力，在与我的交往过程中，都是以我所具有的对他的“信”为基础的。因此我觉得，一个身体不适的人在接受中医调理的过程中根本就不是一个客观化的对象，而毋宁是其间的主体；他是中医调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调理过程中比医生更为重要的一部分。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若去发现那些所谓客观的真理，念通所有哲学体系，并评论出每个体系里不衔接之处-----这对我有什么用呢？假如真理站在我面前，冷冷地裸露着，根本不顾及我是否认得它，使我产生一种惧怕的战栗而非一种信仰的皈依，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在一般意义上讲，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一种人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东西。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圣经》希伯来书11：6)。同样，对于中国传统医学而言，一个身体不适的人所具有的这种信，又何尝不是如此重要呢？信，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实是一种自然且没有条件的感觉，是一种能够使一个身体不适的人依旧成为人的感觉!仅就这一点而言，信便是一种最重要的感觉，因为它是一种有关生命意义的信，是一种以生命相托的信，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建构某种特定关系赖以为凭的信。在我的情形中，信所意指的乃是我以我的生命对杨昶兄的信。当然这并不只是对杨昶兄的信，更是对一种透过杨昶兄所呈现出来的经验的信，对一种经由杨昶兄而传承下来的关照人之生命的传统的信。当然，这样一种信的产生具有着一种很难用文字表述的默会性质，而且这样一种信本身也是无法凭借理性知识加以分析的。我自己猜想，这样一种信的产生所依凭的是一种缘，亦即中国人都清楚地知道但却无法阐明的那种缘。不过，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对这种信所做的上述发生学解释只对那些拥有信和珍惜信的人才具有意义。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的医学，在历史上，不是也不可能按照我们在当下所熟知的传授知识的方式加以传承的，而是以一种师徒之间熏习的方式存续下来的。因此，这种绝学乃是按 照熏染习得的方式深深地嵌在传人的身体和血液之中的，甚至演化成了传人的生活方式。当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承和发展无论如何都是以一种我在上文所说的那些身体不适的人以生命给出的信为基本前提的。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传承和发展之基本前提的信的存续，并不仅仅是身体不适者的问题，更是医生的问题，因为这种信是因他们产生的，而且也是需要经由他们的日常实践来维护的。

但是，当我们根据上述认识来直面中国当下的境况的时候，我们却不难发现，作为中国传统绝学的中医已然陷入了一种深深的困境之中。具体而言，在普遍性知识思维方式在民族国家的正式认可下成了各级学校训练人们认识世界、自然、人类自身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不二法门的情形下，在主客体二元论认识观否弃主体间性的调理方式而成为惟一正当的认识论的情形下，在追逐利润成为意识形态而正当诚信基本缺失的情形下，作为中国传统绝学的中医也不得不以某种自觉的方式在药材人工生产、药物片济化和传承学堂化这三个主要方面与西医“接轨”。甚至我在上文所说的中医存续和发展赖以为凭的那种通常以生命相托的信，仍有人敢利用它去大发其财，并且在利用的过程中逐渐摧毁了种种产生信的条件。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也正是立基于对这种困境的认识，我愈发感到了信与中国传统医学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重要性，亦愈发体悟到了杨昶兄惜信并致使我萌生信的医术及品格所具有的弥足珍贵性。毋庸置疑，杨昶兄所具有的这种医术和品格，也正是作为中国传统绝学的中医在这个时代得以传承和发展所亟需建构的基础。

最后，作为一个严肃的思想者，我仍必须指出，杨昶兄此次将深深嵌入在他自己身体和血液中的绝学经验以书的形式发表出来，也就是用一种可以被分析和阐释的语言文字将那些原本只是绝学实践的东西陈述出来，而不是一如既往默默地恪守中国传统绝学所依凭的那种实践性的“阅读”方式，是否是对我在上文所述的种种冲击情形做出的某种妥协呢？是否也会侵害到产生信的某种条件呢？为了捍卫杨昶兄使我意识到的我们自己本土性的对生命关照的独特方式，我将这个大疑问提出来，一方面希望杨昶兄在未来的思考和实践过程中能够关注这个重要维度，另一方面也希望广大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能够带着这个大疑问去思、去考。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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