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医药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邹节明2003年的非典防治,让中医药在特殊时期发挥了独特作用,人们由此开始重新思考中医药。如何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实现中医药的创新与发展记者就此与中国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邹节明教授有了如下的对话。中医药文化需要继承,更需要创新记者:你怎样认识当前中医药的窘境中医药的出路在何方邹节明: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随着人类生活条件、生存环境与现代医学模式的变化,以及化学合成药物产生的药源性疾病,“崇尚自然、返璞归真”已成为全球的强烈呼声。因此,具有数千年临床基础和完整理论体系的中医药学对人类健康事业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临发展的大好机遇。但是,不可讳言的是,近年来,中医药的发展的确已落入低谷一些优秀的治疗方法濒临失传,一些名老中医后继乏人,中医医疗机构逐渐西化,中医药人才匮乏,科研水准不高;中成药的发展也存在着中药材质量不稳定...

在中国儒学的历史长河中，先秦无疑是最基本的源头。先秦儒学奠定了中国儒学的发展基础，影响并规范着后世儒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儒学的基本范式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而后儒则只是不断地对先秦儒学进行诠释与发挥、发展。本文试对先秦儒学及其影响略作论析，管蠡之见，就教方家。“儒”的起源甚早。本世纪30年代，胡适曾撰《说儒》，据《说文》而以“儒”字从需从柔，称“儒”本是着殷服、守殷礼，持守“柔逊的人生观”的“殷民族的教士”。

《医宗金鉴》相当于中医界的百科全书，它汇集了清乾隆之前的医学精萃。乾隆四年(1739年)开始筹备编纂《医宗金鉴》的工作，之所以要颁布官修《医宗金鉴》，主要原因有二：一、此前并没有作为教科书与准绳的医书，因而“医书驳杂，人不知宗”，良医缺乏。正如乾隆皇帝所言：“尔等衙门该修医书，以正医学”。其二，清乾隆之前，名医辈出，留下的医学著作也很多，因而如果不加以整理、编纂，许多将会散佚。三、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十分注重文治，比如《四库全书》也是在乾隆时期编纂的，因而组织名医编纂一部大型医书也是文治的需要，“使为师者，必由是而教;为弟子者，必由是而学”。想法成行后，便开始付诸实践。乾隆四年发起后，最先是派太医院院使钱斗保主持编纂事宜，并以右院判王炳为副手，御医吴谦担任主编，此时的吴谦是当时最著名的医家之一，与张璐、喻昌并称清初三大名医。不再设立专门的场所用以编纂，只对太医院衙门内的闲房量加修葺，主要出于...

儒家影响，根深蒂固我国古代整体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基本核心，在中国文化领域中占有统治地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文化就一直作为正统思想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提倡，它成为我国先民理论思维的源头，各种学术论证说理的工具，医学也不例外。在中国先秦时期虽然产生了以《易经》为代表的哲学思想，但这一哲学思想又为儒家的《易传》所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什么古人说“医易相通，儒医相通”。医学与儒学同出一辄，自古以来就没有独抢一径之名儒，亦无株守一家之名医，往往从醇儒之学发明医理，又以高才绝学精研医理，由此可知，儒家文化对浙江中医药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

众说纷纭房中术，古今中外，见仁见智，异说纷呈。且不说从不同学科的角度看待可以得出不同的见解和结论，即使是从同一学科，例如从社会学或者是婚姻社会学的视角观察，也很难得出共识。其原因即在于，与中国古代诸多的文化现象一样，房中术远远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男女性问题或医学问题，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学的问题，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不，针锋相对的文章出现在《书屋》杂志上了，这就是一九九八年第四期所载舒芜先生的《性学，我们古已有之么?》与一九九九年第五期所载王立兄的《性学，我们古已有之》。两位作者，一位是文史界的前辈老师，一位是医史界的学兄，都是我所尊敬的治学严谨的学者，所论应该不虚。然而分歧俱在，真让对中国古代房中术不太了解的人(真正了解的人确实不是太多)莫衷一是。我以为，性学是一个西方传来的名词，所指当为性科学。要考究性学是否在中国古已有之，首先必须对“性学”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