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随笔》和《夷坚志》是南宋文学家洪迈的笔记集，其考据精确、议论高简、涉猎广泛，被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崇为南宋笔记小说之冠。纵览书中有关医药卫生的经典摘论、史实记载、医家轶事，涉及到医学史、本草学、炮制学、方剂学、卫生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是检索宋代丰富多彩的中医药文化的珍本。

    洪迈一生博览群书，对经史百家以至医卜星算等皆有研究，官至端明殿学士。后人称誉他的笔记集“可以稽典故，可以广见闻，可以证讹谬，可以膏笔端”。他笔下的医家小传，既有上工名医的风采，也有草泽铃医的绝技，其所治疾病的医案，包括内、外、妇、儿、针灸、骨伤等专科，代表了当时医学的杰出成就，可补医学史的缺略。

    宋代帝王很重视医药学对生产力和社会民生的保障作用，翰林院集聚了大批的医学人才。设立“校正医书局”、“官药局”等专门机构，修订、出版了大量的医学著作和方药书。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前后始终留意医药学。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从民间医生、僧人和道士中擢用医术精良者为医官，充实到翰林医官院。这在《容斋随笔》中作了记录。《容斋随笔・三笔》中载：宋神宗时，医官的人数只有四名，至徽宗宣和年间，和安大夫与翰林医官已达一百十七人。当时的医官名分为大夫、郎、和安大夫、平和大夫等。后世北方多称医家为“大夫”，南人习呼医生为“郎中”，其源盖出于此。洪迈在他的《夷坚志》中也记录了当时诸多医家的针灸学的临床经验：名医庞安时运用热熨和针刺，使难产的妇人母子平安，是古代中医急救的验案；大文学家苏轼患左手肿，庞一针即愈，被传为神奇。另一位医家杨道珍“尤工针灸”，市民余百三患鼻衄病情沉笃，更十数医治疗不效。杨为其针刺两肩井间，针甫进而血即止。医家刘经络用火针治疗肺痈，针左右臂，病人遂咳吐脓血而瘥。

    洪迈文集中所记载的医家，身怀绝技，以临证时的确凿疗效为病家所称道。气功师周史卿为人布气疗疾，气到病除。许道人治一女患伤寒暴亡，他医皆云脉已绝而不可治。许道人诊为“寒厥”，掘坑装满炽炭，置患者于炭上。女患“遍体流汗”后渐渐复苏。道士詹永志坠马后，脚筋挛缩不能屈伸。朱道人告他用竹管穿绳后挂腰间，坐时则置于地上，举足搓滚之，“不两月，筋悉舒，与未坠时等”。医家张锐力排众议，以寒凉剂治疗孕妇的“伤寒阳证”；刘中山用建中汤治愈一僧人服食丹药所致的“头颈偏软”，都描述得有声有色，足可见中医辨证思维与临床疗效的密不可分。儒医谢与权治杨惟忠“面部发赤如火”，朱、张二医用钟乳、附子，谢则处方大黄、黄柏二味，否则断言病人将烦躁而死。但杨夫人滕氏认为杨公新纳而得疾，坚持用热药，果如谢所言而卒。说明喜温补而恶寒泻乃病家的普遍的心态，医家迎合这种医俗，疏于辨证往往会贻误治疗。《容斋随笔・茸附治疽漏》记述了时祖康患“心痔”，当胸数窍血液常流不止，以致形神困瘁。他用《圣惠方》中的鹿茸、附子酒服，月余即痊愈。洪迈曾与多位医家讨论此案，皆认为痈疽之发，多为体内热毒蕴积而成，绝无用热药治疗之理。后又向熟识的医家郭晋卿请教。郭氏讲解了痈疽亦有积寒留舍，经血稽凝，久瘀内攻而发病的证型。洪迈在文中引用《黄帝内经》“陷脉为瘘，留连肉腠”的话，记录了这一病例的讨论，留给后世疡医临证时参考。唐代医家王焘的《外台秘要》中有《制虎方》，云闭气咒语，就可以避虎驱虎。洪迈读后质疑曰：“予谓人卒逢虎，魂魄惊怖，窜伏之不暇，岂能雍容步趋，仗咒语七字而脱邪?”难能可贵的是，洪迈的《夷坚志》中还有医林女医家的记载：张小娘子以擅治痈疽名噪一时；女按摩师武元照医术高超，为一痿痹患者治病时，“拂拂有气从足指，登时履地”，再现了杏苑中巾帼圣手的风采。在洪迈的笔记集中，还可读到名医高尚的医德和庸医贪财好利的丑恶行径。扬州名医扬介曾断言一患背痈的病人不治必死，后经茅山道士治愈。杨介亲往茅山焚香设拜，自咎自己学之未至，可见一位杏林大医的虚怀若谷。而时医徐楼台，治疗一痈疽患者，用纸捻点药插入疽孔中后，便开口讨价还价索要银两。因争执拖延，使病人脓血泉涌而毙命，其德行为医林病家所不齿。

    《容斋随笔》中诸多的关于中医本草学说的章节，保留了宋代以前本草文化的资料。《雷公炮炙论》一文中，洪迈节录了十八种单味药物治疗各种疾病的歌赋，并为之诠释注解。其中“头痛者，以硝石作末，纳鼻中；虚泻者，用五倍子捣碎，热水服之；心痛者，延胡索酒服之”等，至今临床仍不失为药简方效的单验方。《治药捷法》中，洪迈以详尽的笔墨介绍了中药香附、菟丝子、艾叶的简便快捷的炮制方法。如香附洗净炒焦后，投水中浸渍，晾之微燥，入捣臼中应手糜碎。艾叶柔软难以研末，若加入白茯苓三五片，即可碾为细末，这都是难得的中药炮制的经验之谈。除此之外，《夷坚志》中还载录了许多单验方，如用冰片治疗伤寒舌不缩，桑叶焙干治盗汗，香附姜汁制后用于治乳痈等，都简便廉效。

    《容斋随笔》探究医药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显示了洪迈集文史医于一炉的深厚的素养。《伏龙肝》一文，对中药伏龙肝的药名做了多方的考证，从文字学、民俗学、药理学等方面一一阐释，令读者茅塞顿开。《糖霜谱》则从《本草》所载的“石蜜”说起，探源溯流，指出“糖霜”之名，唐以前无所见。唐太宗遣使自摩揭国 (古印度)舶来熬糖法，才始有“沙糖”的称谓。文中还引用宋代苏东坡的诗“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作注脚。《人君寿考》中，洪迈历数了自汉至唐的一百三十六位君主中，只有汉武帝、吴文帝、唐高祖年过古稀，唐玄宗七十八岁，梁武帝八十三岁，余至五、六十岁者亦鲜见，这是中国古代探究特殊人群长寿学的先始。元日饮屠苏酒，是唐宋时兴起的卫生保健习俗。《岁旦饮酒》一文中，洪迈考证了饮酒时，先从年龄小者起始的缘由，是因为小者得岁，先饮酒以贺之健康；老者失时，后饮酒以祝长寿。唐人亦有重阳节插茱萸、饮菊花酒的卫生保健习俗，以诗人王维的那句“遍插茱萸少一人”最为著名。《诗中用茱萸字》一文中又摘录了唐代十多位诗人的七言诗中的有关茱萸的诗句，这说明当时往头上插茱萸这一秋季防疫保健习俗的盛行，这是医药文化与民俗文化联姻的又一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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