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传统中医是这样一种学问，它的确有许多有别于现代科学的地方。如果我们照搬现代科学这样一个教育模式，那势必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丢失掉许多东西。而丢失掉的有可能恰恰是传统中医所注重的东西。这就使我们要思考，究竟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最适合于中医？

　　（1）访雨路老师

　　中医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在学问的传承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有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个经验就是师徒相授。我想这样一种模式比较有利于中医这样一门特殊学问的传承。

　　这里我先讲个故事，1998年上半年我到北京开会，到京以后，就向朋友打听，有没有中医方面的“高手”？当然，我打听“高手”并不是要跟他“过招”，而是想找个地方讨教。因为自己感觉自己中医的火候还太欠缺，而我的恩师又在1991年去世了，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都很迫切地想找一位高人指点。这个心情有些像金庸武侠小说中描述的那样。朋友给我介绍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雨路老师，雨老是搞温病的，他是某位著名老中医的开门大弟子。某老是我国老中医里非常了不起的一位，他的父亲、祖父、曾祖三代皆为朝廷御医，所以，家学渊源很深。雨路老师是个悟性很高的人，而且勤于表达，随师三年，深得某老家学三昧。但，由于其他各方面的因素，以后的师生关系处得并不融洽，甚至到了见面都不打招呼的地步。我在拜访雨路老师的时候，他给我谈到许多学问上的见解，我也请教了不少问题。在临送我出门的时候，雨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刘老师，中医这个东西要想真正学好来，只有两个字，就是要有‘师传’”。

　　这次造访，给我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临别时雨老师送我的这两个字。什么是“师传”呢？师传是个传统的字眼，就是要有师父的传授。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教育规模里，在我们这样一个教育模式里，有没有“师传”呢？可以说没有师传！这个模式里只存在工具式的老师，却不存在师父。雨老师与某老的关系有这样不愉快的经历，可是他还是要送这句话给我，这就说明了师父对他的影响之深。我想雨老师的这句话对中医的学习、中医的传承，应该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这是我有同感的。

　　（2）师者，人生之大宝

　　下面谈谈我的从师经历。现在，我之所以能在这里向大家谈出一些感受来，能够在中医这门学问里继续不断地钻研下去。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是廿个春秋了，在这么些春秋里，我能孜孜不倦的学下去，从未回过头、歇过气，不管什么浪潮，经济浪潮，做官的浪潮，还是西医浪潮，始终都没有打动过我。为什么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的师父。

　　我是1983年毕业后，于1984年元月8日拜于我师父门下的。师父名叫李阳波，现今已经去世十年余。我跟师父整整8年多的时间，前面的两年半是跟先师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床，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地讨论学问。8年的从师生活，使我在中医这个领域里开了些窍，也就是师父把我领进门了。常言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的确是古今过来人的行话。门确实是需要师父领进的，没有领进门，你始终是在门外兜圈子，这一点非常重要。有的人为什么努力一辈子还是摸不到“火门”，有的人为什么在学问之道上坚持不下来，很可能就是因为缺少这样一个关键的环节。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跟师父的这个过程，感受是很深的。这个世间的人无不是厌苦求乐的，你说光是苦没有乐，谁都不想干。所以，光是讲“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一句话，已然将很多人吓在学问门外了。实际上，学问一旦做进去了，一旦进了门，并非全都是苦，至少是苦乐参半，甚或乐多苦少。所以，《论语》的开首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而不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古来都说“穷学富商”，做学问的必定是穷，做生意才可能富。但，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搞学问呢？就是因为有这个“不亦说乎”。搞学问是精神上的富有，搞生意是物质上的富有。能够给人真正带来安乐的，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呢？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上面这个“不亦说乎”并不是轻易就能得到的，我想这个正体现了“师传”的意义，师父可以指引你找到这个“说”、这个“乐”。而在传统文化的其他领域，“师传”的这个意义就更为突出了。这是我在传统文化，在中医领域里，经历过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所得到的上面这个感受，值得大家参考。

　　（3）在沪沽湖的意外收获

　　我的先师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曾使一些非常诋毁中医的西医人反过来信奉中医。他靠的什么呢？就靠的临床的功夫。但，在我从师以后，先师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他试图完成爱因斯坦在现代科学领域未完成的任务，企图在传统文化这个领域建立一个“统一场论”，因此，工作的重心从临床转到了理论的建立。所以，我从师以后更多得到的是理论上的熏陶，而临床上则感到比较欠缺。先师去世后，我在理论上仍努力不断在深入，而临床上，总觉得思路打不开，心里没有底，效果不稳定。有些时候听人说，刘力红真神，那么顽固的病，到他手里，几剂药就好啦，有些时候却听人议论，刘的理论还可以，临床却不怎么样。对这些情况我内心很清楚，特别对有些远道而来的病人，人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可我又未能解决问题时，心里特别感到困惑和难过。心里明白，我又到了一个坎上了，也许还要有师父的提携才能迈过去。前面我提到，为什么每到一处就急着打听有没有“高手”呢？其实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999年8月，我应美国波特兰国立自然疗法学院中医系主任付海呐教授之邀，前往云川交界之沪沽湖为该系的部分研究生及本科生作《伤寒论》讲座。付海呐是一位汉学家，为复旦大学的文学博士。学成回美国后，哈佛大学曾聘请他去做教授，可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因缘，他迷恋上了中医，于是他放弃了哈佛大学教授的这个职务。大家应该知道，在哈佛这样一所大学谋到教授这个职位将意味着什么？可是付博士放弃了这个职位，而转过来学中医，教授不做，反而来做学生。这个经历对我们这些本来就学中医的人应该有所触动。我们许多人是被迫学中医，是在痛苦中学中医，而不是有幸能学中医，这个对比太鲜明了。我在沪沽湖给他们做了十多天的讲座，听讲的这帮人有双博士、有硕士、有本科生，还有几位根本没接触过中医的诗人、画家。开始几天只安排上午讲，下午他们自己安排，可三天下来，他们觉得光讲上午不过瘾，要求下午连续讲。十多天讲座结束了，每个人都依依不舍，都竖起大拇指称我是greatman。这些人的称赞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伟大，也使我感到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上，只要方法恰当，是可以超越语言文化这个障碍的。

　　在这次讲座中，付博士的感受也非常深。出于感谢，他将他的学医经历告诉了我，并特别介绍了他的师父曾荣修老中医。曾荣修老中医不是科班出生，开始是自学中医，以后在期间，因为特殊的机缘得以亲近成都名医田八味。大家听到田八味这个名字一定会感到很刺激，真有些像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林高手。不过，田老师的确是一位医林高手，田老师临证善经方，用药不过八味，故此得名。田老之临证尤精脉诊，因为应诊者极多，日看三四百，故常无暇问病，而多以脉断之。有是脉则定是证，而用是方，临床疗效极佳。曾老从师田八味后，也渐渐体悟到脉法的重要，加之自己的实践琢磨，对《伤寒论》中许多方证的脉象也有了很独到的体会，临证往往也是有是脉用是方，疗效亦多高出同道。付博士的这番介绍令我兴奋不已，我搞伤寒虽然多年，在理论上已有一定的感受，但，在经方的临床运用上，总觉还不自如。搞伤寒，却不能用伤寒方，那叫什么搞伤寒？我感到曾老的这些正是我当时最最需要的，于是我请求付博士，一定要将我引见给他的师父。就这样我们从沪沽湖回到成都之后，付博士就带我去见了他的老师。见面后我表达了这个拜师的请求，曾老是个直爽的人，也觉得与我投缘，加上有付海呐的引荐，便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2000年11月，我把曾老接到广西，跟他抄了一个礼拜方。这一个礼拜的学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前面所讲的那个坎，被曾老这一带，就轻轻地迈过来了。使我再一次切身感受到要学好中医，师父的这个意义太重要了。雨路老师送我的那两个字，真正是他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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