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志疗法”

    中医药学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宝藏，其中有璀璨的人本文化，有深邃的生命哲学。许多理论正越来越为当今国际医学界所重视、接受。现代医学，正在从纯生物解剖学模式，向生理――心理――社会――环境之全新思维靠拢，这也可以说是正与中医的一些古老观点的趋同。

    我国传统医学的宝库中，有不少独特的治病方法，“情志疗法”就是长久以来行之有效的一种。清代名医傅青主曾留下运用此法的成功记录。

    一次，傅府来了位满脸愁容的男子，为其妻子求治。据来者说，他和妻子婚后相敬如宾，恩爱甜蜜，几乎从未红过脸。前些日子，因事发生争吵，过后妻子就得了病。原以为只是一时不乐，无甚大碍，岂知病况日重，以至卧床不起。傅青主详细问了有关情况后，步至堂前，在院中拾得小石一块，郑重其事地将石子交给来者，说这是他专为医治其妻之病选取的药引，要男子回家耐心守候着用火煮软，再来取方抓药。还再三叮嘱：煮时，火不得熄，水不能断，否则，这石头煮不软，做不了药引；没有药引，其妻之病怕是任凭什么药也难以奏效。盼爱妻病愈心切，这位男子回到家中便在病榻边生起小炭炉，文火煮石。一天，两天，三天。一连数日，通宵达旦，添水加炭，眼都熬红了，也不敢稍事休息。其妻被他的精神感动，竟支撑着离开病榻，代夫煮石，并催丈夫去问医生，如何方能煮得石软。男子不敢马虎，又一次急匆匆地赶至傅府求教。傅先生听说病妻已下榻代为煮石，高兴地笑对男子说：“你这就回家吧，尊夫人的病已经给治好了。石子是没法煮软的，可是，因争吵在她心头郁积而生的疙瘩，已被你的一腔至诚给煮软了，化解了。”

    这位清代名医并不用药，所采用的，就是中医称作的“情志疗法”。这种疗法，或从根本上化解一种不良情绪，或用一种情绪冲淡另一种情绪，总之是务须寻得一种方式，来纠正某种过度或长久不散的情绪，借以达到医治各种疾病的目的。

    古老的生物钟

    我国古时有对人生寿限的说法，如谓：“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接自己去。”前些年，美国曾生产过一种可以按小时、分秒来计算人之生命剩余时间的钟，称“泰米西斯生命钟”。这种特殊的倒计时的钟，将人的正常寿限，定在男性75岁、女性80岁，和我国俗话所说也差不离。

    说到生命钟或生物钟，它不仅研究、比较包括人在内的各种生物的生命寿限，而且研究各种生理活动的节律变化。这类研究虽说是当今科学的前沿之一，其实十分古老，远在两千多年前，中医就开始对它进行全面的研究，《黄帝内经》中就记录下很多这方面的成果。

     在《内经》成书时期，中医对病理变化的昼夜节律也有合乎客观的总结，所谓“旦慧，昼安，夕加，夜甚”。实践反复证明，大多数疾病均有早晨、中午较稳定，下午、夜晚加重的节律。据统计资料显示，死亡多发生在下半夜，哮喘也每在半夜发作。为利用生物钟以发挥药效，现代医学提出服药时间应与生理、病理节律同步的观念。如激素的分泌上午活跃，激素类药物便适宜于上午服用，这观念也便是中医顺应生物钟而提出的“顺天之时而病可与期”的古老观念的具体应用。《内经》提醒：晚上是休息时间，切忌如白天般活动，要“无扰筋骨，无见雾露”。据国外的最新研究，令现代人恐惧的癌变是在细胞分裂中发生，细胞分裂又多在睡眠中进行，如果正常的生物钟被搅乱，该睡时不睡，人体机能就很难控制细胞癌变，故而，不可无节制地沉湎于夜生活。

     中医不仅对昼夜节律早有深入探究，对月节律、年节律也都留下了令人叹服的成果。《灵枢・岁露》指出，每至月满之际，人的气血就显得积聚充盈，每当月晦之时，人的气血就显得虚散松减。将人体气血变化在月节律上加以如此认定，与如今满月对人血压、情绪等会产生影响的观察，实可谓不谋而合。

     至于年节律，《素问》有言简意赅的四字表述，谓“藏气法时”，意思说，五脏的病变与康复往往依随四季交替为规则，如心于五行属火而冬季对火不利，故有“病在心，甚于冬”之说。临床观察，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危险期，确实大多在一年中的冬季。元代丘处机的《摄生消息论》、明代冷谦的《保龄要旨》之类养生著作，都将秋季视为习吐纳练气功的最佳时机，则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肺于五行属金而秋季对金有利，在金秋时节做呼吸运动更有益于保健。

     当然，人体生物钟并非一般时钟，只作由时而天，由月而年的线性运转。生理的各种活动在节律上还存在有趣的比例关系。譬如，对于呼吸和脉搏，清代江涵暾在《诊脉歌》中就这样说：“口鼻一呼吸，脉束四五跳。此是无病者，平和气血调。三至为迟候，六至作数教，迟则寒之象，数则热之标。一二寒愈盛，七八热更饶。”

    “三因制宜”原则

     中医历来就十分强调因时、因地、因人的“三因制宜”。人虽有共性，却存在着个体的差异。诸如先天、后天、职业、经历、年龄、性别等，都有不同，治病养生岂可一律？所以《素问・五常政大论》强调：耐受量大的人，药可下得重点；耐受量小的，自应下得轻点。《素问・血气形志》还曾具体分析：过多用脑的，心血管易患疾病；过多从事体力的，筋骨易患疾病；脑力和体力都太劳累的，咽喉，也许包括食纳都会有问题；至于既不勤脑又不勤力，过分安逸享乐者，也会得肥胖症。因此，必须有针对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克服不同的致病因素，以达到健康的目的。这类因人而宜的分析是极具科学性的。

    祖国医学理论不仅认为治病养生须因人而立，还须因时因地而宜。拿“因时”而言，冬病夏治、冬令进补，便是这一理论结出的丰硕成果，也是行之有效的治病养生之法。中医对冬季多发的喘咳，偏要在三伏天予以治疗，就每收避实击虚，事半功倍之效。而冬季毛孔塞闭，人的活动又相对减少，营养易于吸收，也正是进补的大好季节。再拿“因地”而言，人必适应于地理环境才得以生存，也因地理环境的差异而患不同的地方病，所以，中医认为“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这一祖国医学理论直到近代才被国际医学界所重视，发展成一门新兴的医学科学的分支――医学地理学。

    “君臣”各有分位

    西药多用化学手段合成，每种药物各有各的分子式，固然可用化学成分作分类的标准，若取同样标准为中药分类便没了价值。中药多从自然生成的动物、植物或矿物取材，根本无法简单地用分子式定性，而且每种药物的药理作用也是综合配伍后的结果，又如何准确认定哪种成分在起作用？因而，中药分类自古便有自己独特的方法。

     李时珍《本草纲目》将药物分作金、石、草、木、鳞、虫等十六部六十二类，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分类也相似，归以草木虫兽等。最合文化色彩的，要数我国第一部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对药物的分类了。这部药物学经典将药物分作“君、臣、佐使”三个大类；君类“主养命”，为上品；臣类“主养性”，为中品；佐使“主治病”，为下品。药物的首要作用在于治病，主治病的药却反被归入下品，若不从文化传统的大背景去理解，真令人匪夷所思。

    道家认为“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儒家说天下“定于一”，兵家又以“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为用兵之法。无论形而上的宇宙本体，还是形而下的治国、用兵，我国传统文化历来崇尚整体。那么，视性命为整体，给心身以调养者，当然该是药中的中品乃至上品，而仅治得一时一患的具体病症的药物，岂不只能屈居下品？

     反映于《神农本草经》的中医最早的药物分类法，还吸取了我国上古就很发达的辩证思维方式。我国早期辩证大师老子曾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经过一场激战，抵御的一方胜了，值得庆贺，但断垣残壁，满目疮痍，战争的创伤有待治理。最好是如孙子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先就多加防范，不给来犯者以可趁之机。药物犹如与疾患作斗争的军队，分类时，无疑地应将用于提高人体免疫力的调养性命者归入或中或上，而将专事攻城夺地，猛攻急进的“主治病”者派入下品。

    遵循“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的辩证思维方式，历代传统医药学家，当然要在提高免疫防患未然，和尽可能减少药物对人体损伤作用两方面下苦功夫了。

    “口齿乌髭”

     据张果《医说》记载，南梁刘峻所著《类苑》中有首歌谣，题作《西岳华山峰碑载口齿乌髭歌》，歌谓：“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国开麻蜀地黄。木律早莲槐角子，细辛荷叶要相当。青盐等分同烧煅，研熬将来使更良。揩齿牢牙髭鬓黑，谁知世上有仙方。”早在公元六世纪的南梁就刊刻于石碑的“口齿乌髭”，用皂角、荷叶、青盐等各种药物研熬而成，对牙齿口腔有增白留香、消炎镇痛作用，还兼可乌发美容，效果比如今的药物牙膏还要神奇。“口齿乌髭”实在可说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药物牙膏。

     据上述碑文，这种疗效神奇的牙膏被用来“揩牙”，而非刷牙，是不是说我国古代没有牙刷？其实，用手指抹些牙粉牙膏揩牙只是古代保持口腔卫生、防治牙病的方法之一，此外，不仅有用中药煎汁漱口，还有刷牙护齿的方法。1954年由考古发掘，从公元959年的辽代墓葬土的两把骨质牙刷柄，就足以说明，中国的使用牙刷洁齿，少说也有千年以上的历史。

     如今，许多人在每日清晨起床刷牙漱口，或在晚上临睡前刷一次牙。而我国历代中医著作则不仅以为睡前比晨起漱洗对护齿尤为有效，更倡导每餐必漱，医学名家张景岳《景岳全书》就指出：“每于饭后必漱，则齿至老坚白不坏。”这是十分科学的。当然，“齿至老坚白不坏”的说法只是强调每餐漱洗的重要，牙齿作为人体的器官之一，由于各种原因，总免不了会有伤病，包括常有的缺损。如今牙科对缺损者，常采用镶补的医疗措施，以恢复牙齿的功能。不知者，必以为很现代；知之者则会想起《新修本草》――在这部唐代由国家颁行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中，已有用白锡、银箔、水银合成银膏，以作牙科充填物的记载。见于《新修本草》的用汞合金补牙的记载，还表明我国的牙科医疗技术，曾经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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