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化―名人与中医―宋代皇帝和中医中药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写道:“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个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要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在这个时期里,中医药事业也得到了巨大的进展。出版了医学百科全书《圣济总录》、编辑了21卷本的《图经本草》、铸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具立体针灸教学用的铜人、创办了国家医学院、制药厂及颇有规模的医院。所有这些成就,和北宋历代重视医药事业,甚至有些帝王本人就是医学家、药学家的状况是分不开的。
宋太宗赵炅远在登基之前,在自己的封地里,便非常留心医术方药。经多年辛苦收集,竟“藏有名方千余首,皆有验”。当时潭州人释洪蕴,以医鸣人,赵炅闻讯,以皇太子身份,拜释洪蕴为师,请他为己讲解方药知识。
公元976年,赵炅执政,亲自下诏在京师(今之开封)置香药交易院。此举促进了中外名贵药材的交流,并由此而产生了许多“香药”为主的中成药。在他执政的第3年,便“召翰林医官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这样竟获得验方“万余首”,经过14年终于完成了巨著――《太平圣惠方》,宋太宗赵炅亲笔作序。为了造福百姓,不惜重金“令雕刻印板,遍施华夏”。
宋太宗晚年还下昭创办了御药院,其职责是专门掌管帝王用药及保管国内外进献的珍贵药材,并且整理出了我国第一部宫廷内的成方制剂规范――《御药院方》,计11卷,对后世颇有影响。宋太宗重视医疗卫生事业,对以后北宋皇帝的影响很大。
宋真宗在位24年,他受到了太宗的直接教导,也有一定的医术。当时宣龙兔阁杜镐突得重病,宋真宗亲自“调药饮之”,说明了他对药物调制的熟悉程度。高相国有疾后,他针对病情,亲自查阅《御药院方》,选“生犀丸”赐给高相国,以祛痰清目而进饮食。
据《本草纲目・34卷・苏合香》记载:宋真宗曾因太尉王钦苦气弱多病,便面赐药酒一瓶,云“可以和气血,辟外邪”,令空腹饮之。王饮后“大觉宽健,次日称谢。”宋真宗说:“此苏合香酒也,极能调和五脏,却腹中诸疾。”并且他还在朝上向大臣们详述该酒的制备方法,自此,“臣宦之家皆仿为之,遂此方盛于时。”表现了真宗对药物制备工艺的精通。《宋史》记载:大臣王旦患病,他曾“御手调药,并以薯蓣粥为赐”以调养身体,以利康复。宋真宗丰富的卫生保健方面的实践,无疑促进了当时医学的发展。
宋仁宗在位达41年之久,史书称他为“恭俭仁恕,慎刑爱民,为有宋第一明主”。他执政才三年,便令针灸学家王惟一监铸针灸铜人,并编写《铜人腧穴针灸图经》。1027年10月铜人铸成,1030年又把《图经》范刻于石板上,陈列于市中心的大相国寺内,供人自由参观学习,这对针灸知识的普及有极大促进作用。石刻的题篆为宋仁宗亲笔御书,并指令大学士夏竦为《图经》作序。
为了进一步完善本草学,他“又诏天下郡县,呈上所产药本”,令苏颂主持编写了大型图文并茂的本草工具书――《图经本草》。宋仁宗自己也专研方剂,他在古方“甘桔汤”中,加了荆芥、防风、连翘三味药,通治咽喉口舌诸病,“遂名三圣汤,极言其验也”。宋仁宗最大的贡献是成立了校正医书局,并广泛普及了医经、本草和针灸的知识,使医药活动达到了高潮,出现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局面。
除了上述三位皇帝以外,其他像宋太祖、宋神宗、宋徽宗等也很注重医药事业的发展。如宋太祖时,“宁州贡献琥珀枕”,太祖认为琥珀可以入药,何必当枕头?于是“碎以赐军士敷金创”。宋神宗则诏天下名医,“各以效方奏进”,最终编成了《太医局方》。
宋徽宗执政不久,便设安济坊(即疗养院),采纳何执中的建议,而于全国设立熟药所(即制药厂);合并成立了国家医药和剂局和医药惠民局;并于1112年,亲自编成了《圣济总录》一书,书中展现了他不同一般的医学水平,斯书理法方药皆备,是我国惟一一部由帝王本人执笔编撰的医著。
北宋早期和中期社会环境比较稳定,经济较快发展,再加上帝王大多重视医学,这种状况对促进祖国医药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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