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圣人之立方，不过四五味而止。其审药性，至精至当，其察病情，至真至确。方中所用之药，必准对其病，而无毫发之差。无一味泛用之药，且能以一药兼治数症。故其药味虽少，而无症不该。后世之人，果能审其人之病，与古方所治之病无少异，则全用古方治之，无不立效。其如天下之风气各殊，人之气禀各异，则不得不依古人所制主病之方，略为增减，则药味增矣。又或病同而症甚杂，未免欲兼顾，则随症增一二味，而药又增矣。故后世之方，药味增多，非其好为杂乱也。乃学不如古人，不能以一药该数症，故变简而为繁耳，此犹不失周详之意。且古方之设，原有加减之法，病症杂出，亦有多品之剂，药味至十余种。自唐以后之方，用药渐多，皆此义也。乃近世之医，动云效法汉方，药止四五味。其四五味之药，有用浮泛轻淡之品者，虽不中病，犹无大害。若趋时之辈，竟以人参、附子、干姜、苍、鹿茸、熟地等峻补辛热之品，不论伤寒暑湿，惟此数种轮流转换，以成一方，种种与病相反，每试必杀人，毫不自悔。既不办病，又不审药性，更不记方书，以为此乃汉人之法。呜呼！今之所学汉人之方，何其害人如此之毒也？其端起于近日之时医，好为高论以欺人。又人情乐于温补，而富贵之家尤甚，不如是则道不行。所以人争效尤，以致贻害不息。安有读书考古深思体验之君子，出而挽回，亦世道生民之大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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