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贡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贡茶起源于西周,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了,晋《华阳国志之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作战有功,册封为诸侯,作为封候国向周王朝纳贡的有“土植五谷……茶……”,但这仅仅是贡茶的萌芽而已,既未形成制度,更未历代相沿袭。
唐代是我国茶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时期,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儒释道三教鼎立,从外在修养(指修身处世的行为规范、律仪要求)转向内在修养(指对道德意识和思想目的的实质追求)己成为他们共识。茶性高洁情雅,是他们内在修养最理想的饮料,因而三教都爱、颂茶,“田闾之问,嗜好犹切”。
安禄山反唐,硝烟弥漫,饿夫遍野,百姓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有识之士,把全国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继六朝之后,继续从广度和深度开发江南土地,“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给衣食,供赋役,悉恃祁之茗”。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家庭手工制茶作坊相继出现、茶叶商品化成为农产物中唯一典型,初步形成了区域化、专业化,为贡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上贡制度的理论依据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指农产品),谁非君臣”。同时在上古时代,农业是国家兴哀决定性生产部门,但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低下,只有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力去从事生产,而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劳力,彼此互相争套。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使劳力向农业倾斜,制定了重衣抑商政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派生出贡茶、榷茶制度,成为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 贡茶从李唐王朝开始形成制度,历代相传,延续几百年之久。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形式:
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有常州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州鸠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雅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岳州邕州含膏;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20多州的名优茶。雅州蒙顶茶号称第一,名曰“仙茶”。常州阳羡茶,湖州紫笋茶同列第二。荆州团黄茶名列第三。
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自然品质优异,产量集中:交通便捷的重点产品,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即贡焙制),专业制作贡茶。
湖州长兴顾渚山,与常山宜兴唐贡山接壤,东临太湖,西北依山,峰峦叠翠,云雾弥漫,土层深厚,土壤肥沃,茶树生态环境优越,水陆运输方便,所产“顾渚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广德年间与常州阳羡茶同列贡品。大历五年(770)在此建构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管理精细,制作精良的贡茶院,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国营茶叶加工厂。
贡茶院由“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是中央官工业的一个组成部份,除中央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当地州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这种官工业体制,对巩固封建经济结构,维护封建制度是极其有利的。
造茶要有一定的技能,贡茶院的劳力来源既不是官奴隶,也不是番户,而是由政府控制的一部份茶叶专业户,临时以“和雇匠”方式人院造茶的。“雇者,日为绢三尺”,依日纳资作为他们报酬。并有禁令防止官吏克扣他们的工资,反映了唐人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有积极的一面。但他们对政府有依附关系,甚至没有人身自由,社会地位低下,是受压迫和受剥削者。
唐王朝不惜挥霍人民血汗,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每年春光明媚季节,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常州、湖州刺史率领百官先祭“碧泉涌出,灿若金星”的金沙泉(今尚存,已修茸一新,然后开山造茶。朝廷规定第一批贡茶要赶上清明祭祖大典,因此“阴岭芽未吐,使者碟已频”工人们“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艰辛疲困不堪,而官员则“有酒亦有歌”,纵情欢乐。
袁高、杜牧曾出任湖州刺史,亲自督造贡茶,对茶叶采制有切肤之痛,斗胆题呈《茶山诗》给德宗皇帝,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罪恶行径,又减少了贡茶岁额。杜牧《题宜兴茶山》诗云:“山实东南秀,茶为瑞草魁……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拂天闻笑话,特地见楼台。”把当时宜兴贡茶区的秀丽风光,繁荣景象描述得十分精到,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诗写的历史。张“牡丹花笑主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突出表述了贡茶在朝廷的显赫地位。
唐代贡焙制把私有茶园变为官茶园,茶农不能因种茶而谋生,反而带来了重重灾难,定额纳贡制,犹如苛捐杂税,加重了茶衣负担,使他们生活日益贫困,两者都是掠夺性的,是茶农双肩一付沉重枷琐,危害甚烈。
贡茶制度的目的是既要满足朝庭穷奢极侈的需要,又能绕过商品流通渠道,缩小商业经营范围,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扼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维护封建制度的根基。但贡茶是皇室朝庭饮用的,不惜耗用巨资,制作精益求精,品目日新月异,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贡茶的产制和运输,对驿道交通建设,地区联谊,民族团结也有促进作用。
入宋,贡茶沿袭唐制,但顾渚贡茶院渐趋衰落,福建建安(今建瓯)境内风凰山“北苑龙焙”代之而大兴,其规模也很壮观,名声显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力民间所苦”。“官私之焙三百三十有六”。片茶压以银模,饰以尤凤花纹,彬彬如生,精湛绝伦。“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成品茶按质量好次分成十个等级,朝廷官员按职位高低分别享用。宋徽宗《大观茶沦》云:“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故近岁以来,采摘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把我国茶叶制造技术、品饮技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把茶叶饮用价值和工艺欣赏价值完善地结合起来了,由物质享受升华为精神享用。
宋代茶学专著,如《大观茶论》《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茶录》等等,多以建安贡茶为主要内容,对推动茶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弘扬祖国光辉灿烂的茶文化都有积极意义。
入元明,贡焙制有所削弱,仅在福建武夷山置小型御茶园,定额纳贡制仍照实施。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才略出众。他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略。他常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而且由于他亲自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辗战江南广大茶区,对茶事有接触,深知茶农疾苦,并表同情。南京称帝后,看到进贡的是精工细琢的龙风团饼茶,令他感叹不已!但他认为这既劳民又耗国力,因之诏令罢造,“唯采芽以进”。这一举措,实质上是把我国唐代炙烤煮饮饼茶法改革为直接冲泡散条茶“一沦而啜”法,遂开我国千年茗饮之宗,客观上把我国造茶法、品饮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但这不是说完全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特别是唐宋两代,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清又有了进一步增长,只是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不起决定性作用而已。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从明代中叶已经稀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幼芽,到清代中叶这种幼芽有了进一步发展。
清代,我国茶业进入鼎盛时期,全国形成了以产茶著称的区域和区域化市场,商业资本逐步转化为产业资本,如福建建瓯茶厂不下千家,小者数十人,大者百余人,以茶为业者日众,又如江西《铅山县志》载:“河口镇乾隆时期业茶工人二、三万之众,有茶行48家”。我国出口农产品以茶为大宗。清代前期,虽然采取历代产茶州定额纳贡制,但到中叶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增长,贡茶制度则随之逐渐消亡。
贡茶制度是中国封建礼教的象征,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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