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中国文人历来言必《四书五经》，实则多系《四书四经》而已。读书人每临《易经》（《周易》）多望而却步，既有潜心披读者，也是考其文辞者众而谙其机理者鲜。至于能够达到学以致用“用当通神”者，尤为罕见，既有之，也甚乏理解者。于是，凡有成功记载与传说，也多将其神话。因而，关於“易学”──研讨《周易》之学，常令世人雾里看花莫名其妙。

　　况且，凡属真知识必皆应验，极有使用价值：助善可以匡扶社稷，福利苍生；助恶堪使馁虎添翼，贻患无穷！须知古来中国人争斗从无间断，各方凡操利戈在手者，谁能授柄于人？因此，真传难得。常以“半部真经”行文传世，而另外“半部”人们则不立文字，只靠历代口传心授以延续。当然，这“半部”也会有一些片断于历代多种著述而文字各异。於是，以文字形式传世的《周易》如无明师指点，就真如看“天书”一般，难以参悟易理，破译爻辞，又添上一层神秘色彩！

　　更有甚者，借其名而欺世谋利，窃其誉而装饰门面，徒令“易学”信誉沾污，使世人真伪难分，良莠混杂，尤以弓杯蛇影之心境，闻“易”而蹙眉摇首。

　　先父(李苦蝉)素重《周易》，视其为“世界最高度文明之一”推崇为“中国众经之首”，对本人影响颇深。本人抱著参玄探英的心情，于丹青翰墨之余，亦不时涉足《周易》；虽未登堂入室，但胸中民族文化自豪之感已油然而生，愈激发了我对此道的兴趣和历史责任感。因此，觉得很有必要把有关这方面的部分陋见付诸文字。

　　一、《周易》──从普遍意义上斟酌与把握事物变化规律的经典。

　　《周易》一书之名，最早见于《左传》。“晋代出土之汲冢竹书，乃战国中期魏襄王殉葬之物，其中有《易经》……”（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专家们一般认为，《周易》最初的成书年代约在商周之际，历经多人之心血劳动，始形成今天看到的《周易》。其来之久远无疑矣！“系辞”即借古代传说以证明其由来之古：“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因此，对於《周易》之名，我认为理应首先按照其占文字之形意，以考其本意为妥。

　　先看“周”字，甲骨文作形、金文作形，乃田地园圃之象形，为田畴之意，衍义而为广野。《周易》乾卦九二又云“见龙在田……”，龙可游荡之田”，其广无垠！因而“周”又有“周全”、“周密”之义，如唐人描述“疏体由画”为“笔不周而意周”，并且，“周”还有“周普”“遍及”之义，东汉人郑玄的《易赞》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与“系辞”的“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之义相近。唐人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也认为“周”字为“周至也，遍也，备也，今名书，义取周普，”刘大钧同志《周易概论》早已备引如上典藉，以佐证此义。

　　那么，“易”字又作何解呢？易之甲骨文作形，若双手捧一水器注入另器之形状。至金文，省作形，郭沫若见此已疑为“易”字初文云：“不见此形则不知其省文为何物！”大康则明确指出，甲骨文、金文中字乃皆中截取的一角之形，晚则讹作形，至篆已尽失初形之意象，讹变为。许慎虽汉代文字学之佼佼者，但所见出土古文字的资料并不比今人多，故于一“易”而望形附会为“蜥易”，又云“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实为汉时穿凿之解，不堪信之。至近代，外国人又从“易”字上看出了钥匙之形继续穿凿为“打开生命奥秘的钥匙”之义了！殊不知，上古中国钥匙绝无这类簧齿结构，如此考据之谈，姑置可矣！当然，汉人以日月而喻阳阴变易，从而论述“易”理的用心诚可理解，例如魏伯阳《参同契．乾坤设位章》所云“日月为易，刚柔相当”正是以“刚柔”对应“日月”之词句结构：“刚柔”者“阴阳”也，对诸“日月”之“为易”，实为“变易”之义了。至于“系辞”所说“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的“日月”，亦仅取其阳阴之意。因为它说的“象”乃“《易》者象也，象者像也。”“像”即人眼中感受到的象。须知，古文字“日”为，“月”为；在古文字里，“日”“月”相合的字只有“明”──“悬象著明”（！）──“明”之甲骨古为或形，恰是日月交辉之状！由此看来，虞翻注《参同云》谈及“易”时，释其“字从日下月”诚然是以迟文之形在附会其意，是不合初文原意的解释。故此，“系辞”云“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又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足见“易”之本义并非“日、月”，而是双杯象形所示的“斟酌”之意。所以，对自汉以来的“日月为易”的主流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

　　综上所述，《周易》之名应解释为“从普遍意义上进行斟酌并把握事物变化规律”之意。至于《易经》乃後人崇之而加上去的尊称，以昭其经天纬地之功。正如“系辞”所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这，便是《周易》书名的本意吧！

　
　　二、“易学”的本质是预测学

　　人世间，凡无用之学皆难以传世。《周易》之学能垂千载之久，为历代智者、尊若神明，当必属有用之学无疑！我认为《易》之本质正在于可预测事物发展过程与阶段性结果，从而感到非常有用。正如《文心雕龙》所云“易惟谈天，入神致用”。“系辞”云“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研几也。”後人韩伯康解之“极未形之理口深，适动微之会曰几。”“系辞”又云“圣人以此洗身，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何为“神”？“系辞”又云“阴阳不测之谓神。”古文“神”字之主体“申”的形常出现在（电）与（雷）中，乃在人心目中闪电之象形，实在“阴阳不测”！复加偏旁(示)乃祭台之古形，以示神圣之义，敬畏天的变化不测之义。故虞翻云“神谓易也”（此处之“易”乃“变易”之义）。可知，这里的“神”非指神话的人──宗教偶像而言，乃指远古时代人们心目之中主宰天地人的一种无形的力而言的，正如“系辞”所云“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实际上已是“客观规律”的意义了！只要把握这种“神”──“客观规律”，就可以为人所用。所以“系辞”告诉我们：“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诚哉是言！应当认真地看到，我中国人这种伟大的客观无形“神”之观念由来甚远，及至于老子的“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法自然”“道之为物，惟恍惟惚”“（道）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道……渊兮似万物之宗……”范文澜也感到了“老子……是把天地万物的运行生灭，看作纯循自然规律，并无人格化的神存在，人对自然只能任（顺从）和法（法）不能违背它。”（《中国通史》）此观念再发展到砸偶像的禅宗所力倡的“真佛无相”等等都很启发我们贯穿思之！这里暂不絮议。仅从这种或隐或显的思想脉络中去求索，亦即从我们祖先的思想印迹──《周易》之中认知到这“并无人格化的神”将是很有裨益的。

　　《周易》可以“极未形之理……适动微之会”。而所谓“神以知来”正是预测事物未来的意思。而且，在这方面它具有相当精到的作用，诚如“系辞”所云“……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声，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与于此？”这种“知来物”的学问原先并不神秘，本是有简单方法可寻的，“系辞”明示我们“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之，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对如此简当有用之书，难怪孔夫子老年得之恨晚，叹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深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之理的孔夫子自然会深知预测顺逆可以减少过失，因而“韦编三绝”地阅读《周易》。这诚可从另一方面感到《周易》的预测价值。

　　然而，一谈及预测，人们便会自然而然地以“逻辑思维”的常识想到：必需取到与某事物发展有关的一切确实参数（数据），并以它们之间应有的规律性关系──公式去运算，才能得到可信的准确的预测结论；就象现代的天气预报一样，连人造卫星都成为尽可能搜集全面参数之重要手段！对於这种预测方法，我们可名之曰“常态因果关系预测法”。但是，我们祖先却发明了一种与之相反的方法，不妨相对名之曰“非常态因果关系预测法”。这种东方思维体系及其历史成就，诚如西方智星爱因斯坦所感觉到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著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商务版《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要想真正认识这一容易被人误解与忽略的智慧体系，首先须打破“文明发达的今人头脑智慧当然全面优胜于文明原始时代人的头脑智慧”之成见。应当想到，人自没有文明──文字、语言之前的历史要大大长于有文明的历史，那时的人类在生死相系的集群生活中必有绝对胜似蜂蚁鹿群的特殊联络功能与特殊的沟通思想之方法；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也必有绝对胜似“洪前鼠迁”“震前鲶躁”的预感自然灾害之高级本能。并且，那时的人类也必定有相互交流传递与向後生传授这些自卫自利知识的特殊（非语言文字的）方法，这是生存本能中必不能缺少的组成环节。到了产生语言之後方可“口传心授”。到了发明文字之初，人们便可以用这原始的文字语言去记录（回忆）那很有实用价值的史前智慧成果。然而，文字语言的原始、稚拙之局限，终归不能完整详尽地存录它们。我认为，这应是《周易》其书产生前的情况。宋朱熹也认识到“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书（拙谓即‘符号’），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我们已知此点有误，存其行文大义可也。）即今之《周易》。”

　　古来皆有而近年方予重视的“人体特异功能”，以及“气功态”诱发出来的同类特异功能这一客观存在启示我们：“人不学而能”与超乎常人的一些智慧与功能，正是人类头脑中远古无文明时代本能的高等智慧之遗传基因，在偶然适当环境下的闪现，是极有价值的意外“返祖现象”！他们表现（反复再现）的不言而“语”、遥感、透视，特别是预感功能的实验，一方面证明了“人类特异功能”的可喜存在，另一方面告诉我们：人类在不断进化的同时还有其不断退化的一面。人类文明成果日益发达的同时，无文明时代的可贵本能正在消退、遗忘！不要说一般人，既使象达尔文这样的智者，也只看到了进化的一面，却极其遗憾地忘记了那退化的但有可能创造条件诱发的另一方面。刘大钧认为“根据大地震前牛不进棚、马不进厩、老鼠搬家的情况看，在远古时代，人的身上恐怕也有这种预知自然大变异的本领。後来，这种本能遗失在由森林走向社会的路途上了。人们为了追寻回这种丢失的本能，几千年来，他们浮著自己那点小小智力的筏子，走过了多少曲折而漫长的路！”

　　世界上第一位将“气功”理性化过程著书立说的是汉代的魏伯阳。他正是借助《周易》原理来阐述“气功”的一位先哲，其名著《周易参同契》对我们的“易学”致用与探索远古智慧具有难以估量的深远意义。伟大的魏伯阳在这项事业中何等明确地强调了理论与效验的联系！他说“言不苟造，论不虚生，引验见效，校度神明，推类结字，原理为征。”英国李约瑟博士早给予此书以崇高的学术地位，国人心中又如何突破成见去深入认识此书以至《周易》的真正价值呢？从近两年我国气功界的学术表现来看，已说明了当代人们对《周易》价值与原理复兴其本义的可喜认识！

　　只有在这样可喜而良好的识《易》环境下，我们的话题才能再回到“非常态因果关系预测”中来。这一命名很可能令一些人误解为“不要任何参数依据，胸中无数地预测事务的发展。”我以为并非如此。下面试以阐明。

　　所谓“常态因果关系预测”，乃是“先有象而後有数”，“非常态因果关系预测”则是“先有数而後有象”。前者是从“象”──具体的能被常识认可其存在的一切有关事物，及其已知的相互关系中，总结出以数学语言描述的既成结构，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轨迹曲线与形、质之变化状况。从而可能以今知来──预测。现代智慧成果“系统论”中“运用数学语言描述各种不同系统的理论研究”和“信息论”中“用数学方法研究信息的计量、传递和储存”的内容，都是“由象而数”的具体表现与运用。但在实际应用中，这类貌似“精确──确定”的数学就出现了“千虑一失”的死角。爱因斯坦发现“只要数学涉及实在，它就不是确定的，如果它是确定的，那就与实在无关”。它实际上只能从人们假设的“客观”因果关系方面“详尽”地描述实在，一旦要付诸实用（包括预测）──接受实践的精确考核，则暴露了其间难以应付的“随机性”与“模糊性”。数学在认识、描述事物的“必然性”与“精确性”组成的“确定性”方面驾轻就熟，但在认识与描述事物的“随机性”与“模糊性”组成的“不确定性”方面则捉襟见肘。近代数学由此尽管已逼出了对付“随机性”的“概率论”与对付“模糊性”的“模糊数学”，但由於西方思维体系模式的总体制约与强大的历史惯性，总使它们跳不出“模糊的准确”之掌心。连“模糊数学”的创始人查德（LA Zadh），也感到“人类推理所依据的信息本质上是可能的，而不是概率性的”。“比起随机性，模糊性在人类认识的机制里有著重要得多的作用”。（《模糊集》）在近代，勿论“一般系统论”与“广义信息论”的概念内涵中，还是现代“软科学”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了对原有数学体系的补充趋向。伟大的辩证法在月亮自以为给人类黑暗带来最大光明时，以小小的绕月飞艇首次揭示了它背著我们的黑暗一面！靠“常态”之“因”而“果”的“预测学”，既然以“常态”令世人习以为常，就必然有靠“非常态”之“因”而“果”的预测学同时并存。然而，对这一方面却长期鲜为人知。

　　所谓“非常态因果预测”乃是“先有数而後有象”──以中国独有的“象数”及其特有的变化规则来推演认识事物的未来。《周易》之用即在於兹。人们看来甚简，无非是两种（阴、阳以--、－符号表示）按三叠与六叠，依“重复组合”公式排成八卦与六十四卦；古人取阴阳之数组合成不同的卦象以推演问题。“系辞”云“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忧虑之象也。”“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刘大钧云“象由数来，理由象生……”此亦即苦老（李苦禅）生前常称《易》为“数理哲学”之原因所在。这里面的吉、凶、顺、逆、休、咎、悔、吝确实比一、二、三、四来说，其含义的边沿要模糊得多，但其指述事物发展阶段之性质又是何等的准确！故此，我谓之“准确的模糊”。如此类推“数”来参悟、描述、预测一些具体事物的未来成败、得失之可能性或其大体过程的发展曲线（包括末段的抛物线方向与轨迹）也就相当够用了！这全过程正是《周易》“卜筮”之过程。我通过古今有关记录特别是自身的屡验，拨开了帝王时代层层愚民蒙昧的神秘迷障，深切感受到，《周易》“卜筮”之合理内核，这正是“非常态因果预测”的学问！

　　三、《周易》的使用方法

　　“卜筮”的出发点和目的就是预测事物的发展。这样便需要一些方法，谓之“筮法”。《周易》的筮法记述，主要是“筮法”，其繁琐亢慢，不简也不易，恐非古法，或应古之俗语“得道者不言道，言道者未得道”？这“道”一如“引言”所谈，是古人保守真传的後果。“易学”发展到汉代，有京房的纳甲筮法。到宋代有邵康节推出的“梅花易数”。以及道家秘传的一些筮法。他们觅数组卦方面已使用金钱筮法，法虽殊异但在简便快速方面却胜于“筮法”。然而一般正统易学家们历来多重视“上了书、刊了字”的“筮法”，其理盖出自“大衍之数五十”云尔！似乎这是最可靠的古法。但值得深思的是，目前最古的《周易》版本帛书《周易》（西汉马王堆出土）中却没有“大衍之数五十”的记载。这就大大启迪了我们这样的思路：古代筮法原本甚多，故简而有效的方法一定相对存在于世。刘大钧在《帛易初探》一文中指出“今本「系辞」中「大衍之数五十」章的筮法，恐怕并不是春秋时代人们用以占筮的古法，当时还有别的方法。因此，帛本「系辞」无‘大衍之数五十’章不会是偶然的遗漏，而是说明了帛本‘六十四卦’在占筮时，可能使用另一种筮法。”他还指出“西汉之《易》，并非仅仅田何一家。《汉书、儒林传、京房传》：‘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周易概论》）李镜池在《周易探源》中也指出：《晋书》「束哲传」载，在汲冢（魏襄王墓）发行竹书数十车，其中《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又有《易》县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县辞则异。”这说明“和《周易》并行的还有别的占书，到战国後期还流传”。晋代庚阐在《蓍龟论》中也以因物而象而数的客观反映观，溯之因数而象而知物的逆求思路，谈到了“殊方之卜”的观点：“夫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数，有数而後存吉凶焉。蓍者寻数之主，非神明之所存，龟者启兆之质，非灵照之所生……”他认为蓍龟不过只是手段而已；正象黑屋内觅物，借月光或火光皆可觅，“夫求物于暗室，夜鉴者得之，无夜鉴之明，又以火得之，得之工同也，致功之迹异也，……且殊方之卜……吉凶之应，不异蓍龟。”参悟此道，「系辞」所示极是：“天下同归而殊途”“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尤其示知我们：“《易》则易知，简则简从”。那么究竟甚么方法简易可行呢？魏伯阳云“论不虚生，引验见效”──应验率高的方法可行。昔“正统”与名家之法，前人之述备矣！不必多絮。本文仅就个人管见，部分地书诸于此。

　　《易》之用法，诸方共性在于三步：第一步是取卦──因数成卦象；第二步是演卦释象；第三步是因象得出预测结论，随时监验所测事物之发展，并在其到达预测目的结果时考核事先预测诸项结论的契合应验率，以总结经验与教训，利诸後用。正如「系辞」明示“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之能事毕矣！”它尤其明示我们“极数之来之谓占”：因数而象而知未来。我想，凡真心探索真正学术者都不会专程绕过伟大先哲的正面去专门以偏盖全！是都会分清象数预测的真正合理内核，以区别江湖骗财者的“筮占”，及无知与偏见者认为的“筮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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