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异化”与“经济”的“文化”
发展唯一,量化第一、经济至尊、效率至上,一种蔓延于基层的唯经济主义的气氛是不是正在悄然蒸腾,犹如瓦斯,无声无嗅?其结果将导致“发展”的异化。
若为中国发展把脉,问题可能会出在“文化”上,中国经济一旦成为“脱文化”经济,于千年传承掉头不顾,很可能演成悖论。
文化具有三圈层构造的特点,外层说的是器械工具文化,中层说的是制度文化,其内层是心灵文化。当然,文化的外层与中层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我们对心灵文化即人的价值理念、伦理规范、生活哲学等与经济的关系,给予特别的关照。诚如有学者从亚当・斯密的理性经济人模型入手,结合当前的市场经济形势,引申出6种非理性要素与历史文化因素即人的欲望、情感、情绪、意志、意识及风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果说,文化的外、中层两层对经济起着可见乃至可以触摸到的显性作用,那么心灵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则是隐性的,因其隐性而更深刻、更持久、更顽韧。
温家宝总理说:中国拥有5000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
确实,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许多珍贵品,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天下为公。这些传统美德对眼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着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
人们从来都把“不患贫、患不均”,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复古诉求,认定其阻滞现代发展的消极意义。然而,当一个思想既在一个民族文化的内核长驻千年,试想摈弃于朝夕,谈何容易;一个民族精神因素本非浮栽于营养液中的节日花朵,必有其社会形态为其结构性基础,当这个“结构性基础”还存在一天,就宛如“正在使用中的文件”,而无法凭一次“点击”就能“删除”。
在中国,“经济”被理解为“经世”与“济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精神也许正是“经济学”的中国式诠释。“修、齐、治、平”,“平”是最终目标指向,表达中国式的亲民精神与淑世情怀。“平”者,政治清明、世事安稳、天下太平,离开“平”,所有经济的业绩与速度,将无从期望。
“民为贵”,“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阅读中国文化如此的箴言,不由使人想起由黑格尔创始,完成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其内涵是一个文化经济学的问题。什么是异化?即指一个事物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本来,经济发展是为了满足与丰富最广大民众的生活要求,进而使人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劳动的尊严,而经济异化的结果,发展没有带来多数人的物质幸福与精神尊严,反之,经济与人的亲和纽带被切断,“人”被疏离于原有的本质地位。
也就是因为人从经济中异化出来,发展的另一效应也在淡化,即原本国家随经济的增长,国力的增强,社会日益走向安定,相反,经济发展系数与社会安定系数,没有成比例的并进,而显示后者滞后,更有甚者经济发展最好的势头,社会凸现更多的不安。因此,经济从来都不是“”,从来都是“人的经济”、“社会的经济”,进而言之是“文化的经济”。假如一国的经济异化得与“民”,与“人”无关,与社会,与稳定抵牾,这样的经济,这样的发展还落得什么?
传统文化总形成一种精神张力,遂使人们推行每一个经济方案,都必须正视“张力”的反弹,都要对这个“张力”的极限与底线作谨慎的摸索。是的,当前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引起的冲突,有时比因利益引起的冲突更可怕。这问题既发生于国际之间,也发生于一国之内。这样,发展就成为一个极为缜密的精神工程,当对文化的张力与冲突,既施之以刚毅,又协之以智慧,关怀经济中的“文化”。
经济文化学的目的,是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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