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古代中国存在于观念和制度层面的和平传统，以文化主义超越种族主义和 军事主义，曾经造就了中国内部多种族间的相对和谐，也使东亚区域形成稳定有序的朝贡格局。这一传统对今天的“中国崛起”仍具启发意义，在东亚区域与其它国家民族一起协力创造“东亚共同知识空间”，不仅有利于中国的文明复兴，也有利于整个东亚世界的和平发展。但中国和平传统对“仁恕”之道的过分张扬，也曾经使古代中国后来在尚武精神上产生缺失，并导致几次皇朝在外力入侵面前的崩溃。当下中国也应从和平传统的这一影响中吸取经验教训，在致力于建构中国与东亚世界的知识、思想和文化的共同性的同时，还要对“和平”的内涵有确切把握，对以军事实力为支柱的整体性的国家能力建设不能掉以轻心。
    
    “中国崛起”命题正引来人们越来越多关注，海内海外在感受到中国发展所显露出来的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对中国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有所疑虑。如何在不可阻挡的“文明复兴”意志与内外的担忧之间建立平衡，将中国的“崛起”引向积极稳妥的方向？我们所应当仔细考察推敲的，也许是中国在几千年历史中形成的特定战略传统，作为战略文化中最具稳定性和传承性的要素，它们仍会顽强地生长在现在，或明或暗存在于战略思维中并作用于现实的战略抉择。历史能够为人们说明很多东西，也能够给人们提示很多东西。在长期积淀中形成的中国和平传统及其历史表现，对当下的“中国崛起”命题，正能够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丰富的智慧资源。
    
    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中国的和平传统。第一个是思想文化即观念层面。从流传至今的众多经典史籍文献看，在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并不能说没有种族主义和暴力的成份，但相对于基于人性共同假设而产生的“怀柔远人”文化理想，前者并不占有重要位置。中国文化的这种特征，通常来说，就是文化认同至上的“天下主义”，压倒了注重血统差别的种族主义。 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国思想传统的和平主义性格及其蕴含的宽容建设精神，从中可见一斑。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和平传统在中国，并非先天和固定不变，它也是一种生活智慧习得，是对漫长历史中的干戈冲突不断进行经验教训总结后的文化生成。文化主义压倒了种族主义、和平理想盖过了暴力诉求，传统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取向，还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了落实。中国社会结构向来是“士、农、工、商”并存的四民格局，但“士”在中国历史上，又有一个由“武士”、“士族”的“士”，演变为唐宋以后的“文士”的“士”的过程。士族、门阀和贵族在秦汉、隋唐之际的势力强大及对君主权力的威胁，终使唐代以后实行科举取仕，一个由《四书》《五经》武装起来的文官集团所构成的官僚阶层，从此成为一种对贵族的制约力量出现于中国传统政治场。尚文的儒家文官群体对尚武的传统贵族的胜利，也使宋代以后形成了文武分职、同时又以文官驾驭武官的政治传统。文职官僚们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以明代为例，当时中国军人的最高官价不过是区区总兵，而他们还必须时时受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节制的方法一是在官位设置上比他们官高一级，方法之二是不构造全国划一的军事后勤供应系统，各地的军队由各地方分散供给，也就是说军事物资的供给权也掌握在文职行政官员手中。而全国性的军事管理机构“兵部”的长官兵部尚书也是文官，就如现代世界多数国家的国防部长是文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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