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概览详细内容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概览详细内容,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55个少数民族及其先民的文学艺术理论思想,是中华文艺理论
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55个少数民族及其先民的文学艺术理论思想,是中华文艺理论思想当然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方面。全面挖掘整理、翻译和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著述,更能完整地展现中华文艺理论思想的悠久、精深和多样的风貌。
80年代伊始,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学家和奠基人郭绍虞先生就敏感地意识到时代赋予中华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机遇,及时地向研究界发出呼吁:“应该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改变长期以来“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论”的状况,并欣悦宣告“兄弟民族理论也有所发现”。自此以后的20年间,我国有一批文艺理论工作者,排除万难,以开拓者的精神,步入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丰厚宝地。他们首先从原始资料的搜集、挖掘、整理和翻译人手,很快地从西双版纳的密林深处,从大小凉山,从雪域高原,从天山脚下,从青海湖滨,从松花江畔,从内蒙古草原――相继发现了一大批足以令世人惊喜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论著。1981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出版了400年前由傣族的祜巴勐(和尚等级中由低到高的第七等级者)撰写、今人岩温扁翻译整理的《论傣族 诗歌》,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注目,被誉为“一个重要的发现”。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买买提・祖农、王弋丁主编的《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这是第一本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文艺论著选,收录了15个少数民族36位论家66篇作品,初步展示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风貌。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约在一千多年前由彝族理论家举奢哲和阿麦妮(女)撰写、今人康健等整理翻译的《彝族诗文论》。民间文艺研究家贾芝先生在此书序中说:“彝族诗文论手抄本的发现,是继引人注目的祜巴勐的《论傣族诗歌》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与此同时还出版发表了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和举娄布伦的《诗歌写作谈》。这些文艺论著大约产生于隋唐时代。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鲁云涛、刘一沾、冯育柱、于乃昌编篡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选入有文字的蒙、藏、维、彝、壮、傣、纳西等少数民族的古代文艺、美学论著55篇(部)约40余万字。其中,蒙古族的《〈青史 演义〉简楔》、《〈 西游记〉回批》,藏族的《诗镜》(藏族理论家依据印度擅丁《诗镜》藏文全文译著之作)、《画像量度经》、《十桀手造像量度经》、《十桀手造像量度经疏》、《造像量度经》,族的《诗论》、《论诗人艺术的规律》,纳西族的《跳神舞蹈规程》、《舞蹈来历》、《舞蹈的出处和来历》、《鲁般鲁绕》、《什罗祖师传略》等,都是第一次从民族文字译成汉文全文发表,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示了少数民族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
199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又相继推出布麦阿扭、布阿洪、漏侯布哲、实乍苦木等古代彝族理论家撰著的《论彝诗体例》、《彝诗例话》、《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
《谈诗说文》、《彝诗九体论》等汉文译本。进入90年代以来,又不断地有少数民族文艺论著的新发现和结集问世。其中,于乃昌、冯育柱、彭书麟主编并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辑录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和4个古代民族自先秦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下两千年间,190余位论家的300余篇(部)重要文艺论著,总计逾百万字,其中包括了90年代以后的更多的新发现和新译作,举其要者,如藏族学者萨班・贡嘎坚赞的(乐论)、第巴・桑结嘉措的《白琉璃论献疑・除锈复原》、《关于诗的文辞修饰》、《藏族的文字》、工珠元丹嘉措的《诗论》、久・米庞的《歌舞幻化音乐》,族诗人黎・穆塔里甫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热爱艺术》、毛拉艾斯木吐拉・穆吉孜的《乐师史》,满族学者允祉的《八音乐器说》、唐岱的《绘事发微》、高秉的《指头画说》,侗族的《歌诗传》、《戏师传》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部《集成》中,还编入了已确定系少数民族出身而在中国文艺理论思想史上都久负盛名、堪称大家的论著和精湛而丰富的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艺论和审美论。《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无与伦比的迷人的文艺理论壮茂景观。以上说明,中国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是十分丰富而多彩的,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珠玉,它们为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丰富、发展和繁荣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某些文艺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只局限于汉族的文艺理论领域,而对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却视而不见,成了研究的盲区。这不能说是正常现象。高扬55个少数民族在共同缔造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大厦中客观存在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使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摧璨明珠重放光芒,是当代文艺理论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二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有悠久的历史。
中国少数民族关于文艺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在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中,在他们探索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诞生的同时,也把文艺诸如韵语(诗)、音乐、舞蹈和绘画等作为人生和生命的大问题,探讨了它们的起源、特性和效应,并给予了种种神话的解释。珞巴族神话说,人间美妙的音乐是太阳女神冬尼海依赐予人们的,以使人们消除苦痛,获得欢乐。纳西族神话说,人间的舞蹈是从住在十八层天上的盘珠沙美女神那里学来的。这些神话艺术观,可以说是“艺术神授”说和“神灵凭附”说的源头。而更多的神话则认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灵物的模仿,如纳西族的另一篇神话说,舞蹈起源于对那些具有灵性的兽类、鸟虫动作的模仿。音乐起源于富有灵性的“习习清风”的暗示。傈僳族神话说,他们的民族乐器“其本”是模仿具有灵性的鸟语创造出来的。珞巴族神话也说,人间的编制工艺和图案花纹是由有灵性的猴子和乌儿教会的。“神授”和对具有神性的自然灵物“模仿”的艺术起源观在少数民族文艺思想史上占有主导地位,这是与他们生活的特殊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他们对自然灵崇拜和图腾崇拜密切相关。所谓“模仿”,即对神灵的模仿。无论“神授说”或“模仿说”都一致认为,艺术的功能与效应,一是娱神慑鬼,二是追忆祖先,三是抒发情怀,四是团结族人、统一意志。自神话时代开创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思想传统,历经千百年,不断丰富,连绵发展,又有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吸收、融化,逐渐形成泱泱堂堂的恢宏之势,汇人中华民族文艺思想发展史的滔滔长河。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成文著述,根据迄今发现的研究,至迟产生于魏晋隋唐时代,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著作家当首推彝族的举奢哲、阿买尼(女)、布独布举、布塔厄筹、举娄布伦等人,他们较早地撰写出了东方的“诗学”。值得特别提醒的是,他们活动的时代,也正是汉族产生曹五、陆机、刘勰、钟嵘等大家的时代。从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思想的系统性和成熟性来看,早在这之前,亦当有成文的理论见解出现。由于历史的机遇。魏晋至隋唐时代,正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大迁徒、大交流、大融合、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各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思想的大繁荣和大活跃时期。自唐以后直至清代,在中国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发展史上,涌现出一批赫赫有名、激动中华、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其中佼佼者如唐时鲜卑族后裔元结、匈奴族后裔刘禹锡;五代时族的法拉比;宋时鲜卑族的慕容彦逢;辽时鲜卑族的元好问;元时回族的萨都刺、藏族的萨班・贡嘎坚赞、色目人辛文房;明时回族的丁鹤年、金大车、海瑞、李赞;清时蒙古族的阿尔钠、法式善、哈斯宝、贡纳楚克、尹湛纳希、回族的薄松龄、藏族的阿旺。罗桑嘉措、第司・桑结嘉措、满族的叶赫纳兰・性德、曹雪芹等。他们著作甚丰、并且各自代表了一个时代。同汉族思想家、理论家一道,推动了中华文艺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在近现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史上,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少数民族出身的文艺家、思想家、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和美学原则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使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发展史进入了新的时代。老舍、程砚秋、沈从文、萧乾等人的著述,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代的代表。
三
历史悠久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呈现出多样的表现形态,有其独特的话语表达系统。
就表现形态来说,一是文艺理论专著。如举奢哲、阿买妮等人的彝族诗文论,全面地论述了彝族的诗学,构成了他们民族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法拉比的《诗论》,被称作“东方
的“诗学”,他因此也被誉为“东方的亚里斯多德”。李贽的《童心说》,在中华文论和美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提出“童心”这个命题,把人性价值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祜巴勐的《论傣族诗歌》,在诗歌的起源、诗歌与宗教的关系、诗歌分类和诗歌的民族性等问题上,发表了独特的见解。还有萨班・贡嘎坚赞的《乐论》、《东巴经》中的舞论、叶赫纳兰・性德的诗论、允祉的《八音乐器说》、唐岱的《绘事发微》等,都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史上碑铭性的著作。
二是在哲学、历史学、宗教学,以及大量的文艺批评等著作中表达了关于文学艺术和美学的诸种观点和主张。这种具有综合性的思维话语系统,不仅是少数民族、而且是自先秦诸子、《毛诗序》、《 史记》、《论衡》、佛经译作以来开创的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话语系统和表现形态的传统特色。但是,有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是: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长期保持着原始的混融性(宗教起了中介粘合作用),形成了一种整体思维和整体观念的传统心理模式,并造成混合型的知识结构,因而“在古代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中,存在着种多学科(包括文论)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理论著作。”如族古代杰出的哲学家和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通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所著的不朽巨著《福乐智慧》,包括了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等各方面知识,其文体是韵语,从文艺理论和美学角度看,它又是文论著作。彝族的举奢哲,是彝族古代的博学多才之士,他是文论家,也是经师、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并通晓医药和工艺美术,因此,他的《彝族诗文论》,即谈了文艺,又谈了历史和医学的写作,还谈了工艺制作。藏传佛教《大藏经》,堪称“文化 百科全书”,而它所包含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以上说明,如果我们忽视或无视少数民族文艺思想表现形态的特色,那么,我们就不能全面、整体地把握少数民族的文艺和美学思想。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话语系统和表现形态中,民间口头文艺论述值得特别一说。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创制的文字,但这并不意味他们没有关于文艺的理性思考。我们知道,中国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精绘巧艺,更不乏荷马式的人物。体系神话、系列 故事、巨型史诗等等,都仍存活于中国少数民族中,并仍保留其完整形态,而在汉族中已成消散的历史烟云。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戏剧、建筑、工艺等各艺术门类。都有惊世之作。倘佯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有如航行在艺术的海洋。这样说,绝非过分。理论思维产生于丰富的实践中,中国少数民族丰富的艺术和审美的实践,使他们同时也有丰富的关于文艺的和美学的丰富的理性思考,即使没有文字的民族,也产生了大量的以口头的方式表达的文艺和美学的理论思想。民间口头文艺的大量存在,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从中可以看出,它们涉及全面,几乎囊括了古代全部文艺门类,表达了对诸如文艺起源、文艺本质、文艺特性、文艺效应、文艺内容与形式及其关系、文艺技巧等各个重大问题的观念和观点;在那些运用形象的和诗的语言中,阐发了他们的具有民族文化深层内涵的独道见解。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艺论,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理论遗产。
80年代伊始,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学家和奠基人郭绍虞先生就敏感地意识到时代赋予中华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机遇,及时地向研究界发出呼吁:“应该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改变长期以来“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论”的状况,并欣悦宣告“兄弟民族理论也有所发现”。自此以后的20年间,我国有一批文艺理论工作者,排除万难,以开拓者的精神,步入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丰厚宝地。他们首先从原始资料的搜集、挖掘、整理和翻译人手,很快地从西双版纳的密林深处,从大小凉山,从雪域高原,从天山脚下,从青海湖滨,从松花江畔,从内蒙古草原――相继发现了一大批足以令世人惊喜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论著。1981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出版了400年前由傣族的祜巴勐(和尚等级中由低到高的第七等级者)撰写、今人岩温扁翻译整理的《论傣族 诗歌》,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注目,被誉为“一个重要的发现”。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买买提・祖农、王弋丁主编的《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这是第一本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文艺论著选,收录了15个少数民族36位论家66篇作品,初步展示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风貌。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约在一千多年前由彝族理论家举奢哲和阿麦妮(女)撰写、今人康健等整理翻译的《彝族诗文论》。民间文艺研究家贾芝先生在此书序中说:“彝族诗文论手抄本的发现,是继引人注目的祜巴勐的《论傣族诗歌》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与此同时还出版发表了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和举娄布伦的《诗歌写作谈》。这些文艺论著大约产生于隋唐时代。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鲁云涛、刘一沾、冯育柱、于乃昌编篡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选入有文字的蒙、藏、维、彝、壮、傣、纳西等少数民族的古代文艺、美学论著55篇(部)约40余万字。其中,蒙古族的《〈青史 演义〉简楔》、《〈 西游记〉回批》,藏族的《诗镜》(藏族理论家依据印度擅丁《诗镜》藏文全文译著之作)、《画像量度经》、《十桀手造像量度经》、《十桀手造像量度经疏》、《造像量度经》,族的《诗论》、《论诗人艺术的规律》,纳西族的《跳神舞蹈规程》、《舞蹈来历》、《舞蹈的出处和来历》、《鲁般鲁绕》、《什罗祖师传略》等,都是第一次从民族文字译成汉文全文发表,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示了少数民族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
199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又相继推出布麦阿扭、布阿洪、漏侯布哲、实乍苦木等古代彝族理论家撰著的《论彝诗体例》、《彝诗例话》、《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
《谈诗说文》、《彝诗九体论》等汉文译本。进入90年代以来,又不断地有少数民族文艺论著的新发现和结集问世。其中,于乃昌、冯育柱、彭书麟主编并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辑录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和4个古代民族自先秦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下两千年间,190余位论家的300余篇(部)重要文艺论著,总计逾百万字,其中包括了90年代以后的更多的新发现和新译作,举其要者,如藏族学者萨班・贡嘎坚赞的(乐论)、第巴・桑结嘉措的《白琉璃论献疑・除锈复原》、《关于诗的文辞修饰》、《藏族的文字》、工珠元丹嘉措的《诗论》、久・米庞的《歌舞幻化音乐》,族诗人黎・穆塔里甫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热爱艺术》、毛拉艾斯木吐拉・穆吉孜的《乐师史》,满族学者允祉的《八音乐器说》、唐岱的《绘事发微》、高秉的《指头画说》,侗族的《歌诗传》、《戏师传》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部《集成》中,还编入了已确定系少数民族出身而在中国文艺理论思想史上都久负盛名、堪称大家的论著和精湛而丰富的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艺论和审美论。《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无与伦比的迷人的文艺理论壮茂景观。以上说明,中国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是十分丰富而多彩的,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珠玉,它们为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丰富、发展和繁荣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某些文艺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只局限于汉族的文艺理论领域,而对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却视而不见,成了研究的盲区。这不能说是正常现象。高扬55个少数民族在共同缔造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大厦中客观存在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使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摧璨明珠重放光芒,是当代文艺理论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二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有悠久的历史。
中国少数民族关于文艺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在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中,在他们探索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诞生的同时,也把文艺诸如韵语(诗)、音乐、舞蹈和绘画等作为人生和生命的大问题,探讨了它们的起源、特性和效应,并给予了种种神话的解释。珞巴族神话说,人间美妙的音乐是太阳女神冬尼海依赐予人们的,以使人们消除苦痛,获得欢乐。纳西族神话说,人间的舞蹈是从住在十八层天上的盘珠沙美女神那里学来的。这些神话艺术观,可以说是“艺术神授”说和“神灵凭附”说的源头。而更多的神话则认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灵物的模仿,如纳西族的另一篇神话说,舞蹈起源于对那些具有灵性的兽类、鸟虫动作的模仿。音乐起源于富有灵性的“习习清风”的暗示。傈僳族神话说,他们的民族乐器“其本”是模仿具有灵性的鸟语创造出来的。珞巴族神话也说,人间的编制工艺和图案花纹是由有灵性的猴子和乌儿教会的。“神授”和对具有神性的自然灵物“模仿”的艺术起源观在少数民族文艺思想史上占有主导地位,这是与他们生活的特殊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他们对自然灵崇拜和图腾崇拜密切相关。所谓“模仿”,即对神灵的模仿。无论“神授说”或“模仿说”都一致认为,艺术的功能与效应,一是娱神慑鬼,二是追忆祖先,三是抒发情怀,四是团结族人、统一意志。自神话时代开创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思想传统,历经千百年,不断丰富,连绵发展,又有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吸收、融化,逐渐形成泱泱堂堂的恢宏之势,汇人中华民族文艺思想发展史的滔滔长河。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成文著述,根据迄今发现的研究,至迟产生于魏晋隋唐时代,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著作家当首推彝族的举奢哲、阿买尼(女)、布独布举、布塔厄筹、举娄布伦等人,他们较早地撰写出了东方的“诗学”。值得特别提醒的是,他们活动的时代,也正是汉族产生曹五、陆机、刘勰、钟嵘等大家的时代。从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思想的系统性和成熟性来看,早在这之前,亦当有成文的理论见解出现。由于历史的机遇。魏晋至隋唐时代,正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大迁徒、大交流、大融合、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各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思想的大繁荣和大活跃时期。自唐以后直至清代,在中国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发展史上,涌现出一批赫赫有名、激动中华、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其中佼佼者如唐时鲜卑族后裔元结、匈奴族后裔刘禹锡;五代时族的法拉比;宋时鲜卑族的慕容彦逢;辽时鲜卑族的元好问;元时回族的萨都刺、藏族的萨班・贡嘎坚赞、色目人辛文房;明时回族的丁鹤年、金大车、海瑞、李赞;清时蒙古族的阿尔钠、法式善、哈斯宝、贡纳楚克、尹湛纳希、回族的薄松龄、藏族的阿旺。罗桑嘉措、第司・桑结嘉措、满族的叶赫纳兰・性德、曹雪芹等。他们著作甚丰、并且各自代表了一个时代。同汉族思想家、理论家一道,推动了中华文艺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在近现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史上,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少数民族出身的文艺家、思想家、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和美学原则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使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发展史进入了新的时代。老舍、程砚秋、沈从文、萧乾等人的著述,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代的代表。
三
历史悠久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呈现出多样的表现形态,有其独特的话语表达系统。
就表现形态来说,一是文艺理论专著。如举奢哲、阿买妮等人的彝族诗文论,全面地论述了彝族的诗学,构成了他们民族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法拉比的《诗论》,被称作“东方
的“诗学”,他因此也被誉为“东方的亚里斯多德”。李贽的《童心说》,在中华文论和美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提出“童心”这个命题,把人性价值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祜巴勐的《论傣族诗歌》,在诗歌的起源、诗歌与宗教的关系、诗歌分类和诗歌的民族性等问题上,发表了独特的见解。还有萨班・贡嘎坚赞的《乐论》、《东巴经》中的舞论、叶赫纳兰・性德的诗论、允祉的《八音乐器说》、唐岱的《绘事发微》等,都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史上碑铭性的著作。
二是在哲学、历史学、宗教学,以及大量的文艺批评等著作中表达了关于文学艺术和美学的诸种观点和主张。这种具有综合性的思维话语系统,不仅是少数民族、而且是自先秦诸子、《毛诗序》、《 史记》、《论衡》、佛经译作以来开创的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话语系统和表现形态的传统特色。但是,有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是: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长期保持着原始的混融性(宗教起了中介粘合作用),形成了一种整体思维和整体观念的传统心理模式,并造成混合型的知识结构,因而“在古代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中,存在着种多学科(包括文论)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理论著作。”如族古代杰出的哲学家和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通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所著的不朽巨著《福乐智慧》,包括了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等各方面知识,其文体是韵语,从文艺理论和美学角度看,它又是文论著作。彝族的举奢哲,是彝族古代的博学多才之士,他是文论家,也是经师、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并通晓医药和工艺美术,因此,他的《彝族诗文论》,即谈了文艺,又谈了历史和医学的写作,还谈了工艺制作。藏传佛教《大藏经》,堪称“文化 百科全书”,而它所包含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以上说明,如果我们忽视或无视少数民族文艺思想表现形态的特色,那么,我们就不能全面、整体地把握少数民族的文艺和美学思想。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话语系统和表现形态中,民间口头文艺论述值得特别一说。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创制的文字,但这并不意味他们没有关于文艺的理性思考。我们知道,中国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精绘巧艺,更不乏荷马式的人物。体系神话、系列 故事、巨型史诗等等,都仍存活于中国少数民族中,并仍保留其完整形态,而在汉族中已成消散的历史烟云。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戏剧、建筑、工艺等各艺术门类。都有惊世之作。倘佯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有如航行在艺术的海洋。这样说,绝非过分。理论思维产生于丰富的实践中,中国少数民族丰富的艺术和审美的实践,使他们同时也有丰富的关于文艺的和美学的丰富的理性思考,即使没有文字的民族,也产生了大量的以口头的方式表达的文艺和美学的理论思想。民间口头文艺的大量存在,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从中可以看出,它们涉及全面,几乎囊括了古代全部文艺门类,表达了对诸如文艺起源、文艺本质、文艺特性、文艺效应、文艺内容与形式及其关系、文艺技巧等各个重大问题的观念和观点;在那些运用形象的和诗的语言中,阐发了他们的具有民族文化深层内涵的独道见解。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艺论,是中华文艺理论和美学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理论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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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十七世纪末叶和清代初年,随着中国萨满信仰习俗被介绍到西方[1],引起西方学者对阿尔泰语系广袤世界同类民俗事象的关注,并在此后的三个世纪中,学者们对萨满世界的考察和研究就从未停止,而且使萨满文化的研究发展成为世界性的课题。国际上许多学者对萨满习俗的考察和研究,一般归于对“萨满教”(Shamanism)的研究,中国学术界通常也使用“萨满教”一词,但谁都知道,萨满在中国北方诸民族中的传承由来已久,它从形成的时候起就是一种原始的民间崇拜和信仰的产物,其传承和传播完于一种自发的状态之中,属于信仰文化或巫术文化的范畴。直到今天,“萨满”绝非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它的传承和传播方式,仍然是一种巫术行为,也可以称之为萨满巫术。这样看来,萨满信仰属于中国巫文化系统,或者说它是中国巫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中国的巫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内容十分庞杂的系统,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现代的民俗传承,如果将中国的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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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葬的推行,是殡葬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保护耕地、节约土地资源,并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火葬制度经历了从倡导到全面推行的过程,各地在执行过程中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了灵活调整。火葬的初步倡导早在1956年4月27日,老一辈领导人和高级干部就提出了推行火葬的倡议,旨在简化殡葬方式,只保留骨灰,不留逝者遗体,不建坟墓。这一倡议标志着我国殡葬改革的序幕正式拉开。法规的出台与推行《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1985年2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首次明确在“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推行火葬。这一规定的出台,为火葬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奠定了法律基础。《殡葬管理条例》的实施1997年7月21日,《殡葬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进一步明确了火葬的要求和范围。条例规定,在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应当实行火葬;暂不具备条件实行火葬的地区,允许土葬;同时,尊重少...
· 民俗旅游的文化政治详细内容
1990年代以来,在很多场合下,民俗文化不再被权力政治一味地贬损为“落后”、“迷信”、“原始”、“蒙昧”,而是被发明为宏扬民族传统文化、向外来旅游者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民俗村、民俗城、民俗园数不胜数,位于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昔日的宁静古朴,一批批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穿梭往来,许多已经消失的民俗事项被知识分子挖掘发明出来,策划、包装成为动态性、参与性展示古代民俗生活的旅游产品。据旅游研究者的说法,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已经成为旅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56.7%。如此看来,民俗风情旅游不仅仅成为政府部门发展经济、吸引外资的重要文化资源,而且也已经成为满足西方人想像、“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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