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冷战终结后，国际格局发生剧变，国与国之间显性的对抗方式更多地以隐性的非对抗方式出现，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进一步加强，愈演愈烈。各国不仅重视经济、军事等传统权力资源的“硬权力”的发展，且更关注以文化、价值为核心的“软权力”的栽培。特别是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促进了经济全球化态势的形成。经济全球化使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愈加频繁，在交流之中文化冲突也不断涌现。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文化战争悄然拉开帷幕。文化安全问题成为当前各国聚焦的热点，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渐次被综合安全观所取代，文化安全成为国家安全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文化”一词之意，我国最早在《易经・贲卦・传》写道“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我们观察天文可知自然的变化，我们观察人类社会，可用我们的道德、理想去培育一种精神，说服人民。[1]而赋予“文化”现代意义的则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他在《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2]此含义表明“文化”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要素构成的多元、复杂、兼容的统一体。当前，我国学界对“文化”较为统一的看法，则把文化区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文化包括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和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文化指精神生产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以与世界观、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相区别。[3]我们通常提到的“文化”多指狭义文化。而对“安全”的理解，《现代汉语词典》指出，安全即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4]有的学者认为，“安全”就其内涵而言，“指得是事物生存免受威胁或危险的状态”。[5]对“文化安全”的诠释，我国学者目前亦有多种说法，但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文化安全就是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社会基本生活制度、语言符号系统、知识传统、宗教信仰等主要文化要素免于内部或外部敌对力量的侵蚀、破坏，以确保主权国家享有充分完整的文化主权，具备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协调一致、良性互动与不断创新的文化系统，并在人民群众中间保持一种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6]可见，文化安全必须维护一国的主要文化要素的生存及延续，保证国家享有独立完整的文化主权，在国民中达致“一种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而实现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路径，则需要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活水，溯源寻根。我们要用现代化的目光与古人进行交流和对话，既关注其思想传承与流变，又要把其思想放在现时的“语境”下进行创造性的解读，古为今用，裨益于现实社会。以往学者们谈到传统文化对文化安全的作用时，目光多关注居于主流思想的，被今人称为“大传统”的儒家文化，却忽视了其他诸家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异彩纷呈。我们在注重儒家文化的同时，也要亲和其他诸家文化，不可偏废其一，要发挥传统文化维护文化安全的整体性功能。尤其要注意在先秦时期，与儒家思想同为显学的，被今人称为“小传统”的墨家思想，其宝贵的精神资源可为维护文化安全提供有利支撑。

墨家思想体现于《墨子》一书。《墨子》的主要作者是墨翟。《墨子》共十五卷，其《兼爱》、《所染》、《非攻》、《尚贤》、《尚同》、《节葬》、《节用》、《非乐》等篇对后世影响深远。古人曾对墨家思想化约为“背周道而用夏政”，可见墨家思想与众不同之处。[7]而今，我们把墨家思想纳入文化安全的视野下对其进行解读与审视，可发现其内在的广袤意蕴，对今人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墨家思想既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观念层面上的世界观，又是“知行合一”具有浓厚实践理性的方法论。墨家思想承认多样文化的共存与交流，但对不良文化的侵蚀，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可维护我国的主要文化要素，免于不良文化的破坏，保证文化主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墨家思想中“非攻”、“兼爱”等理念寓含着着丰富的中华民族精神，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墨家思想注重优秀人才的选拔，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强调优秀文化的推广，能够抬升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实力，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正如有学者称：“无论从现时代来看，无论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的重构和科学理性精神的确立，还是从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的现实价值层上，抑或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墨学，墨家学说在建立新的全球社会时，将会比儒学和道家之学可能提供得更多。”[8]

二

当今，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文化也凸显全球化趋势。文化全球化进程表现出两个面相，即文化的“趋同”与文化的“多样”。某些强势文化正试图“同化”弱势文化，而弱势文化则竭力维护着文化的多样性。恰如萨林斯所说:“全球化的同质化与地方差异化是同步展开的”。[9]其实，“趋同”和“多样”本来就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体现了一种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此道理。保证一国的文化安全，需要在“趋同”的背景下，保证文化多样性的共存。肖元恺先生指出：“全球化恰恰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一个表达本土文化的特性的机会。”[10]2006年10月，希拉克在北大演讲，也着重提到要“为承认文化多样性而不懈努力”。

墨家思想赞成文化多样性的共存。墨子认为随着区域、民族的差异，文化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墨子以沐、炎人、仪渠等国为例，说明文化具体形态的多样性。他说：“昔者越之东，有沐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其大父死，负其大母而弃之，曰鬼妻不可与居处。”“楚之南，有炎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11]在政治统治方面，墨子持“尚同”态度，但对多样文化的共同存在，他却表示理解和尊重。墨子指出，文化的多样性是由于“便其习而义其俗”造成的，在不同地区有迥异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它们由于时间的累积，已深深地积淀在当地人们的思想结构、内在心理之中，既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也无法要求它们整齐划一，一味地加以非“仁义之道”的标签是不可取的，它们理应得到平等地对待。

墨子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看到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重要性。他指出在文化交流之中，自身不能固步自封、自满瞒顸，要深入地把握对方的“知”或“不知”，这样才能避免盲目、有的放矢，自身最终达到融会贯通，。他认为：“知知之否之，足用也”，是不可取得。“知其所以不知，说在以名取。”才是正确的态度。[12]墨子在认识上追求的是“两智”的高深境界。他说：“智：杂所智与所不智而问之，则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是两智之也”[13]。在文化的交流之中，墨子还特别注意到优秀文化对落后国家的积极作用。如，墨子得悉公输盘为楚国建造云梯，将攻宋国，而宋国的军事器械及知识相对滞后，因此，他委托其弟子将自己掌握的先进军事文化知识告知宋人，让宋国进行积极的防御。诚如墨子所言：“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楚最终被迫放弃攻宋计划。[14]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难免有良莠之分，墨子提醒人们要时刻地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和辨别力，注意区分不同文化的性质，汲取优秀文化，抛弃不良文化。他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他进一步强调：“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所以对于外来文化的渗入，要“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15]在文化交流问题上，墨家思想与鲁迅的“拿来主义”有异曲同工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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