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它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始终作为正统，贯穿着中国两千多年来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发展历程的各个方面。其延续时间之长、笼罩领域之广、发生影响之大，都是令今人难以想象的。而经学中的今、古文学问题，则更是经学史上聚讼纷纭、真伪莫辨、迄今仍悬而未决的一大疑案。
研究今、古文学的冲突，必然要溯源到古文学派的开创者刘歆。刘歆是以一个才具有为的青年学者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其契机始于一场学术大争论，这场争论就是西汉学术史上著名的今、古文之争。刘歆在西汉沿革已久的今文十四博士制度上揭橥异端，举起了古文经学的大纛。他这一异常行为的动机，引起了后人的不断猜测。尤其是今、古文学家的推论，可谓截然两橛。古文学家认为刘歆因古籍遭秦火禁挟而残缺，故网罗散佚、收集经传，当誉为“孔学功臣”。而在今文学家看来，刘歆伪造群经、思篡孔统，以之作为新莽攘窃汉室之工具，乃孔学罪魁。近世以来，一些学者越出今、古文阵营壁垒之外，站在“超经学”的客观立场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诸多争端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这一问题具体关涉到对刘歆历史地位及古文经传可信程度的评价，故本文不得不再作辨析。
一、西汉今、古文之争
今文经学是植根于现实思想政治土壤的一种学派，几乎垄断了武帝以后西汉一代的意识形态领域；而随着古文经传的不断发掘，古文经学的声势也日趋壮大，古文学家对本学派受压抑状况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在此背景的观照下，今、古文之争势在必然。时至西汉末年，这一场大争论的序幕终于由刘歆揭开了。
史载（1），成帝河平年间，刘歆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发现了许多古文经传。他认为今文经传由于秦始皇焚书禁挟之律已经残缺不全，而古文经传相对说来却要完整可靠得多。如《古文尚书》较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多得十六篇，《逸礼》较高堂生所传的《礼经》（即《仪礼》）十七篇多得三十九篇，又如《左传》较《公羊》、《谷梁》“信而有徵”。由是刘歆抛弃了其今文旧说，转而宗主古文经学。到了哀帝建平时，“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 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不肯置对。刘歆又想求助于丞相孔光的支持，也遭到了拒绝。于是，刘歆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一方面指斥他们“专己守缺、因陋就寡”，一味拘于繁琐不堪的文字训诂，或妄言灾异、滥解谶讳，面对新近出现的古文经学，不仅深闭固拒、不思变革，而且“党同门、妒道真”；另一方面，又反复说明古文经传的出处和它的可靠性，说“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徵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主张“与其过而废之，宁过而立之”。从文辞上来看，《移让太常博士书》措辞激切、洒脱刚劲，充满挑战性，是学术思想史上一篇不可多得的战斗檄文。然而却因此激起了今文博士们及权臣的怨恨。光禄大夫龚胜上疏深自罪责，请“乞骸骨罢”，这实际上是对刘歆争立古文经传表示。大司空师丹对古文经学也十分不满，弹劾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作为名义上仲裁者的哀帝虽同情刘歆的处境，以“欲广道术”为其开脱，但刘歆仍然由于得罪了大批权臣，在政治上明显处于劣势。今文博士们乘机对他大加嘲讪诽谤。刘歆只好请求放他外任，暂避锋芒。这场争论最终由于王莽的政治干预，调和其中，暂时平息。但固有的学术上的矛盾以及利益上的冲突并未就此一劳永逸地获得解决，在以后漫长的经学史发展过程上，潜在的隐患又曾数度爆发。而几乎每次今、古文之争的焦点，都不脱于刘歆与经古文学之间内在且微妙的关系，这也是本文接下来将详加探讨的问题。
二、“刘歆遍伪群经”考辨
刘歆是否遍伪群经？这是历代学者纠缠不清的一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自汉哀帝建平元年刘歆请建立《左传》等及王莽发得《周礼》后，便若静水投物，波浪经久不息。
《周礼》一书，初出即遭今文学派的怀疑，“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2）后世今文学家以《周礼》为渎乱不经之书，甚至径说是刘歆伪造。清方苞《望溪集卷一•周官辨伪》以“窜乱归之刘歆，凡十篇。”（3）于是刘歆作《周礼》之说，至清季而益盛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云：“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后今文诸家，直至“五四”时代许多考辨古史的学者，如梁启超、崔适、钱玄同、顾颉刚等大都亦持此说。
当然也不乏有为刘歆辨诬者。汪中《述学》一书，有《周官徵文》一篇，从文字资料方面缕举《周官》在先秦就已存在的六个证据。孙诒让撰《周礼正义》，仍以此书为周公所作。至三十年代，郭沫若著《周官质疑》一文，钱穆撰《周官著作时代考》，考订《周礼》为晚周时物，非周公之作，亦非刘歆所伪，真相逐渐大白。顾颉刚这时的意见亦有所转变，认为“是（ 战国时）法家的著作，和西汉儒家思想绝不相同”（4）。其弟子刘起  则具体考证《周礼》成书的发展过程，认为至迟汇编于春秋时代，全书补充写定当在战国时期，汉代整理图书时又有掺入（5）。至此《周礼》问题基本获得解决。
五经中，独《左传》问题，乃愈久而愈棼。康有为就曾锐眼指陈，“《左传》者，歆伪经之巢穴也。”（6）因而今文学家攻之愈急，古文学家守之则弥坚，一似永无解决之希望。今人杨向奎亦分析曰：“所牵涉者广，所籍者多，故歧义既夥，欲图解决乃愈难。”（7）
西汉末，刘歆请立《左氏春秋》时即遭执政大臣及今文博士的极力阻挠，以为“《左氏》不传《春秋》”（8）。东汉今文学家李育虽乐其文彩，却也认为“不得圣人深意”，因此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清中叶以后，今文学派再度崛起，刘逢禄著《左氏春秋考证》，胪举《左传》阙文，证“《左传》不传《春秋》”，并谓《左氏》凡例书法，皆出刘歆。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对于《左传》攻击愈甚，且以为《左氏》乃刘歆割裂《国语》而成。钱玄同更从《左传》与今本《国语》二书所谓“此详则彼略”“彼详则此略”发覆开去，以证康氏之说。今人徐仁甫集三十年成《左传疏证》，校雠群书，剖析异同，证《左传》采《 史记》者有一百二十七条之多，以刘歆作《左传》为结论，反复证勘，论辨甚详。
而为刘歆洗冤之作，近世则有刘师培撰《周季诸子述〈左传〉考》、《左氏学行于西汉考》及《〈史记〉述〈左传〉考》等文，以为《左传》晚周时已行于世，当非刘歆伪作。在诸多翻案文章中，最有力者当属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缕举向、歆父子事迹及新莽朝政，条别年代，证明刘歆并未伪造群经，并从逻辑与历史相悖的角度，批评康氏之说不可通者二十八端，皆甚允当。此后杨向奎更力驳康氏“《左传》乃分《国语》而成”之说，认为《国语》之文法、体裁、记事、名称等皆与《左传》不同，二者决非一书之割裂。杨伯峻则另辟，采顾炎武遗说，以预言灵验与否来推断《左传》约成书于公元前403年以后、公元前386年之前，并非刘歆伪造。
由上可见，历代今、古文学家及其他学者，曾就《左传》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和细致的考证。但是，由于往往受制于各自壁垒之森严，在学术论争中夹杂以意气之用事，各执一端、相互攻讦，以致得失兼有、瑕瑜互见。笔者不揣浅陋，在此拟就《左传》诸问题对前人论述中有价值部分在择善而从的基础上做一番综合阐发，并略陈管见，以求方家指正。
第一，《左氏》不传《春秋》。晋王接即言：“《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9）宋刘安世亦指出：“《左氏》于《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无者，或自为传……读《左氏》者，当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而为一也。”（10）试看“庄公二十六年”，经有五条，无一条有传；传有三条，经全无。另外，经与传互相抵牾之处（如用历问题），不可枚举，足见《左氏》不传《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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