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死亡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的死亡观是入世的、积极的，它主张通过立功、立德来超越死亡。道家的死亡观是出世的、飘逸的，它主张顺应天理和自然之道，既不悦生，也不恶死。佛教的死亡现是抑我的、消极的，它主张战胜自己肉体的欲望来享受来世的快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具有伦理化、政治化、神秘化的特征，对现代人善待人生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死亡：死亡观：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死亡的思考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由于历史、地理环境、人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个民族往往形成有别于其它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属于自己的对待死亡及人生问题的死亡态度和死亡智慧。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性文化传统而没有中断的民族，其处理死亡的方式也有其独特性，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到毛泽东关于死亡意义的思考无不彰显了死亡的伦理化特征而非死亡的自然性。本文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观的基本脉络，主要内容、特征及其现代意义以期给现代人思考死亡问题以某种启示。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观的基本脉络
　　
　　在中国原始宗教中，中国人关于死亡的思考总是与自然或自然现象相联系。古人认为，天上是神的世界，那里是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神无生无死，是永恒的。地上是人的世界，有生必有死，地下是鬼的世界，黑沉沉、阴森森，令人恐怖。神、人、鬼各居其所。中国原始宗教的死亡观与季节相联系。如认为冬季黑暗、寒冷，大雪冰封，万物肃杀，和阴间的景象相同，是死亡的季节。中国原始宗教中死亡意识与当时低下落后的生产力、科技水平相联系，源自于人们对死亡和自然现象的本能恐惧或向往。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关于死亡的思考闪亮登场。孔子站在岸边望着滚滚东逝水，发出逝者如斯乎的感叹，这也表现出他对人生必死的无可奈何。所以当子路向他提出关于死亡问题的终极关切时，他表现出不高兴，脱口而出“未知生，焉知死”。这体现出他对生命的深切感悟。深意在于：生命是有限的，应把精力首先放在有价值的问题上，思考生比研究生更有意义，把生活的问题安排好了，死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这句话并不表示他对死的问题的放弃，而只是一种理性的暂且搁置，但隐含了关于生死关系的思考。其实孔子也并没有放弃对死亡问题的思考，只是觉得如果你真正地认识了生，也就认识了死。所以儒家关于死亡问题的议论都是围绕通过思考生而超越死展开的。既然死亡是最大的不幸，儒家干脆搁置难以证明的死亡世界，而在现实生活中另立终极关怀的对象，把人们对永恒的追求与现实建构统一起来，关注自身如何实现对死亡的超越，那就是道德价值的开拓或内敛。所以儒家建立了一系列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死亡观，通过树立一种死后的崇高目标来给生命确立一整套的价值标准，提供理想和规范，促使人为民、为国、为他而去忠、去孝、去悌、去友，立功、立德，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与儒家相比，道家对待死亡的态度就自由、任性得多，表现出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如果说儒家是努力在“生”中探寻“死”，那么道家主张的就是“出生入死”，把万物归结于“道”，而“道”法自然。凡事不能强求，要顺其自然，主张“无为”。“无为”并不是消极不去为的意思，而是说要顺应自然之理，国家的治理是这样，人的生死也是这样。对人来说，生也自然，死亦自然，没什么可高兴和惊奇或悲伤的。只有那些超越“生死”的人才能真正享受到人生的幸福和快乐。所以面对死亡不必要有生存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也不需要去执着于现实的事务，而是应该按照天理和自然的法则调养好自己。既然生死是“天道”所定，所以既不要悦生，也不要恶死，要“生死齐一”。
　　真正把死亡描述得恐怖可怕的应算是汉代佛教。释加牟尼曾为印度王子，不受魔鬼撒旦关于万国荣华的潜入山林苦修，菩提树下冥思苦想七天七夜关于人生的痛苦和解脱之道，终于悟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的真谛，从而开创了“四圣谛”为核心要义的佛教生死观。儒教对死亡的基本观念是：人不只是有一“生”，而有无数的生死轮回，死是这种轮回不已的生的中介。人生的痛苦在于人的肉体，肉体最大的痛苦是死亡。肉体可灭，而灵魂可以转生或转型。人一生要与自己的肉体做斗争，只有战胜自己肉体的人才能享受到来世的快乐，达到“涅”。在这里，死亡在佛教那里有了几份生存的沉重，变得明森恐怖。
　　如果说儒家的死亡观是入世的，道家的死亡观是飘逸的，那么佛家的死亡观则是消极的。它是要通过对自己需要和欲望的压抑达到根本不存在的虚无世界。
　　应该说，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人的死亡观相对成熟了。人们一般能接受死亡这个客观事实，也不大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隋文帝坚决反对神仙怪异之类的存在，陶渊明选择了“自然无为”的人生观，只要今生今世生活得安逸，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就行了。“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明代思想家吕坤对死亡的理解更为深刻：“呼吸一过，万古无轮回之时；形神一离，千年无再生之我。”认为死后看风水，请阴阳先生是“舍我本身，求之枯骨”。
　　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的死亡观造就了无数不同的人生。众多仁人志士秉承了儒家的死亡思想，报国安邦，杀身取义，如宋江、谭嗣同、文天祥、陈天华。而道家的死亡思想造就了象“竹林七贤”以地当床、茅棚作被、天为帐与猪狗同食这样的隐世者及敢于在宫庭颠倒骑马的文人骚客如李白。应该说众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死亡观是儒家死亡思想的传承，是人世的，而不是出世的。但是，他们站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高度，为人民谋幸福，舍生忘死，抛头颅，洒热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死亡观的忠实践履者。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观具有中外以往任何死亡观所不能达到的境界。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观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李庆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中人的观念》一书中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死亡是一种自然的归宿
　　生和死都是很自然的现象，有生就有死，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所以，人首先考虑的是过好自己的生活，没有必要去为无法抗拒的死亡和根本不存在的死后世界忧虑、烦恼。但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便有了不同的价值选择：一种是消极避世，放任自流的态度，如“竹林七贤”。另一种是自私自利，巧取豪夺，拼命满足肉体、感官欲望的享乐主义方法；另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就是：珍惜生命的存在，尽可能使人生过得有价值、有意义。我们无法获得生命的永恒，但我们可以通过生命创造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传予后人，使已不朽。
　　
　　(二)死亡是一种令人恐惧、给人威胁的力量
　　由于死亡的神秘性、不可逆性、不可知性及宗教理论对死后世界的恐怖渲染，再加上亲历临死者的痛苦神态及死后的“狰狞”面目，人们总是对死亡充满一种本能的恐惧感。这种恐惧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只要我们觉悟到死亡对人生的真谛，认识到日益逼近的死亡所造成的生命的有限性，那么这种“恐惧”不但不会引起我们心理上的恐慌，相反会给予我们对未来希望的某种启示和提醒。正因为生命的有限性和死亡的渐近性，我们必须抓住生命历程中的种种机遇，最大程度地利用生命，赋予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无法设想，假如人类没有死亡，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空虚、无聊甚至可怕。
　　正因为死亡的唯一性、不可逆性，死亡的濒临便成为一种生命外在的威胁力量。相反，“以死相拼”也成为抵御某种威胁自己最高理想和价值的最后的武器。国家正是利用这种威胁力量维持社会秩序和根本的价值目标。对违法者最严厉的惩罚便是死刑。
　　
　　(三)死亡是一种痛苦的解脱
　　无论是来世的死亡观还是现世的死亡观都能成为它的逻辑前提。佛教中的“涅”让人进入一个极乐世界，道教的顺“天道”而亡就有一了百了的寓意。《红楼梦》第一回踱足道人唱的“好了歌”：好便要了，了就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如果生命的过程实在难受，有些人会以死亡的方式作最终的了结，这是对现实的绝望，对生存价值的彻底放弃。其实不然，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对个人来说，它是统摄一切的力量；对社会来说，它是构建社会大厦的根本基础，社会的一切都要来源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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