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荀子　孝道　“隆礼”　人性恶
　　论文摘要：为了对荀子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发展作用进行定位，通过文献分析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史的角度深入探析荀子的孝道思想及其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认为荀子论孝以“隆礼”为核心，以“性伪之分”、人性本恶为理论基础，主张“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大于父恩。荀子孝道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对封建大一统逐渐形成的时代的反映，其孝道思想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为即将确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荀子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他学宗 孔子又广泛吸取各家学说的精华，成为先秦百家之学的总结者。今本《荀子》凡“孝”字44处，主要集中于《礼论》、《性恶》、《大略》、《子道》等篇章。荀子论孝以“隆礼”为核心，以“性伪之分”，人性本恶为理论基础，主张“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大于父恩。荀子孝道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对封建大一统逐渐形成的时代的反映，其孝道思想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为即将确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 
　　 
　　荀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礼”，王先谦谓：“荀子论学论治，皆以礼为宗，反复推详，务明其旨趣，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这是孔子儒学思想的另一系发展。与孟学相比，荀子主要是从外在规范方面发展了孔学。从而把“礼”提到“法之大分，类之纲纪”的高度，开创出“明分”、“强国”的“外王”之学，在政治实践中主张“隆君”。而在孝道思想方面，也是从属于礼的，荀子认为礼义是形成孝道的根源，这是荀子孝道思想的一个主要特点。 
　　同 孟子一样，人性论是荀子伦理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但与孟子相对，荀子主张人性恶。与孟子将人性归结为社会属性中的仁义礼智不同，荀子将人性认定为自然属性中的声色欲望。荀子性恶论为其伦理政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因此，荀子提倡“隆礼”。这里的“礼”已与孔、孟不同，孔、孟言礼其义重在辞让恭敬之心和文节仪式，目的在于维护宗法等级制；而荀子所言礼重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目的在于反对宗法等级制，确立封建的等级秩序。“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这里的“礼”既是国家制度，又是调节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可见，“礼”的实质是对封建等级秩序的理论概括。不仅如此，荀子进一步把“礼”抬高到天地万物普遍法则的神圣高度：　　 
    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 
　　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 
　　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 
礼岂不至矣哉!“礼”被抬高到与天地四时合其序、与日月星辰同其明的地位。从而，封建等级制度秩序也就成了永恒绝对的东西，那么，“礼”也不能不是“人道之极”了，成为人人遵循的最高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那么，作为天地万物普遍法则的“礼”何以产生?荀子说： 
　　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这就是说，作为人人遵循的最高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礼”是圣人“化性起伪”的结果。作为圣人“化性起伪”的“礼”以何为本呢?荀子说：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也就是说，礼源于不可移易的权威：天地、先祖、君师。而礼也就成为天地、人间秩序的根本。那么礼是如何运行于社会的呢?荀子认为：它是由君子发现、制定和运用于社会的。他说：　 
　　　　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 
　　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 
　　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 
　　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 
　　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 
　　父子，夫是之谓至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 
　　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 
　　之谓大本。
也就是说，礼义虽为天地、人间秩序的根本，但需要君子的发现、制定和运用。所以，作为人伦之一父子之亲的孝道，当然也是由君子圣人制作编定而成的，礼义是形成孝道的根源。他明确地说： 
　　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 
　　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 
　　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 
　　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 
因此，孝亲之情并不是人性的自然发扬，而是践行礼义的结果。他假托尧舜答问日：“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所以，只有以礼义限制、教化众庶，才能孝亲、忠君。可见孝亲、忠君的道德行为乃是后天形成的，是圣人君子师法教化的结果。因此，历史上孝子的典型都是礼义限制、教化而形成的，他说：“天非私曾、骞、孝己而外众人也，然而曾、骞、孝己独厚于孝之实，而全于孝之名者，何也?以綦于礼义故也。”由此，荀子主张以礼义教化众庶，使之“趋孝弟(悌)”，这与孟子的“申之以孝悌之义”的思想是相契合的。荀子认为：民不孝亲敬上，是由于统治者疏于教化的结果，所以，“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在《宥坐》篇中，荀子还假托孔子表述自己的观点：　 
　　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 
孟荀以孝教化众庶的观点为《孝经》所继承，经《孝经》的提升和渲染，“孝”在中国传统社会成为众教之本。 
　　综上，荀子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认为孝不是出于人的血缘亲情之爱，而是由君子圣人制作编定的礼义而形成的，这一思想与孔、孟是根本有别的。 
　　 
　　二、从义不从父 
　　 
　　荀子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当时封建制度已经确立，出现了封建大一统的趋势。荀子的思想正是为封建大一统统治秩序的确立提供理论依据的，所以荀子思想的核心是“礼”，而“孝”也源于礼，因此，在荀子思想体系中，“孝”并不占重要地位，他如同曾子一样给“孝”划分了三个档次。这就是：“人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这里荀子认为对君、父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并不是孝，只有坚持原则，服从道义，以道义为行为标准，以免亲情陷入不仁不义，才是真正的“大孝”：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以父。”此之谓也。 
　　这里的道义是指符合封建统治秩序的道德标准。可见孔、曾、孟、荀划分“孝子”的标准是不同的，孔子重在“敬”亲，曾子重在“顺”亲，孟子重在“养”亲，他们谈“孝”都是以维护血缘亲情为中心的。而荀子谈“孝”是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中心的，是以符合封建统治秩序的道义为价值判断的。“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荀子所处的时代，封建统治秩序已基本确立，道德教化的根本任务，在于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所以荀子十分强调“孝”要服从于封建的统治秩序的需要，要从义不从父，从义高于从父，但同时又对从义不从父做了严格的规定，认为只有三种情形下才能这样做： 
　　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 
　　荀子首先以维护父母生命安全为要务，因此，荀子反对私斗，骂这些人连猪狗都不如，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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