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代
　　钱镠曾任唐末镇海军节度使，在苏南和浙江一带形成割据势力，以后又建立了吴越政权。当时，他准备修广牙城。大公府有个术者前来游说：“王若改旧城为新城，国家的命运只有一百年；如果填筑西湖以修城，国家就会有一千年命运。诺国王您考虑。”钱镠不客气地回答：“我只想改旧为新，国运能有一百年，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后来，吴越国果真只存在了99年。这个术者虽然言中了，但他主张填西湖，这种做法与风水一般观念相矛盾，风水术是不主张填湖的。
　　后晋大臣王建立相信风水。他的先人坟在榆社，王临终前对儿子说：“榆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养生，梓以送死。余生为寿宫，刻铭石室，死当速葬，葬必从俭，违吾是言，非孝也。”为什么王建立非要葬在此地呢?《旧五代史·王建立列传》指出：“榆林其冈重复、松桧蔼然，占者云：‘后必出公侯’。故建立自为墓，恐子孙易之也。”
　　后晋时，并州人任延皓以术数自荐，高祖石敬瑭器重他，让他担任了殿中监。后来，魏王承训死了，高祖请延皓择葬地，不久，高祖也死了。有个人告诉朝廷，这是延皓择地不吉，才造成重丧。继位的晋出帝就流放了延皓，延皓在路上走时，市民村夫都向他掷瓦。
　　后周时，风水观念中又渗进了阴曹地府等迷信内容。广顺元年(951)，有个叫刘皞的官吏在京城中盖了枣幢房子，晚上梦见鬼对他说：“您怎么在我的坟上安床呀?我叫李五文，是阴曹鬼。”刘皞很惊奇地说：“都城内怎么会有坟呢?”那鬼说：“您有所不知。这里本是野外，后来扩城时，把此地图进来了，您若不信，就掘地看一看吧！”刘皞试着挖地，豁然看见了地府，有华第、草木、坟墓等等。
　　唐代，风水观念已流传到西北敦煌，从莫高窟发现的文献中，有《宅经》。这个《宅经》与现在流行的《 黄帝宅经》有所不同，书中有“占宅者，见形势气色，草变迁移，祸福交并，吉凶代谢。占葬者，辨山岗善恶，营域征邪，鬼神安危，子孙隆绝。”这就把阴宅与阳宅区别开来了。敦煌文献中又有托名于吕才的《诸杂推五姓明阳等宅图经》，书中提出“阳宅福在南，德在西。“北有泽，南有高地，及林木茂盛，居其内，吉。”又有《阴阳书》，书中有镇宅法，提出“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斤，镇鬼门上，大吉利。”可见，唐代西北有了很系统的风水观念，风水观念已经遍及到边睡了。
　　宋代：风水术之盛行
　　宋代盛行风水术，出现了许多名师和要籍，我们在人物篇和文献篇另有介绍。
　　宋代的皇帝，有的信风水，有的对风水持怀疑态度。
　　宋徽宗是一个很相信风水的皇帝。他原先没有儿子，有个叫刘混康的术士告诉他：“京师西北隅地势过低，如培筑增高，当得多男之喜。”徽宗就命令大兴土木，叠起冈阜，高约数仍，后来果然得了儿子。徽宗就更加相信风水术了，改筑延福宫，又命灵素择地，修建上清宝篆宫，劳民伤财，导致国库空虚、国力下降，政权衰败。他的宠臣蔡京也很相信风水，将其父葬在自认为很吉利的地方，后来还是全家被治罪了。
　　在宋徽宗之前，宋仁宗和宋神宗对风水都不感兴趣，甚至持批判态度。《闻见后录》记载，嘉桔年间，朝廷准备修东华门。太史进言：太岁在东不可犯。仁皇帝批其奏曰：东家之西，乃西家之东；西家之东，乃东家之西，太岁果何在?其兴工勿怠。宋神宗也不信风水。王安石变法，大办水利，为了改良土壤，提倡把河流里浑浊多沙的河水放到田里沉积，称作淤田。朝廷设立了淤田司，总领其事。当时，有些保守分子站出来反对，说淤田把人家祖坟都冲坏了，真是缺德。为了说服这些人，神宗派遣近臣到放淤的土地里取回一些淤土，用手挖来挖去，还放在嘴里嚼，觉得很滑腻。并对群臣说：“这些土，联亲自尝过了，好得很，你们若不信，也来尝尝吧!”这一来，保守分子再也不敢反对淤田了。
　　宋仁宗时，翰林学士李谐曾论及当时世人的风水观念。《该闻集》载其语：“大凡置器用之物，犹择其地，况于亲乎?卜之者虑坎穴之下有涌泉伏石之类耳，非绕侥幸求福也。据阴阳家流，以地平坦为上，其次东南倾，西北高。倾则水顺流而不拥，高则冈绕抱而不缺。斯大概也，顺之则吉，逆之则凶。”选地是为了求吉。沙阳人叶隆吉年轻时寻求阴宅葬父；一天，有个叫林理的入告诉他说距县城五里，有座罗源山，山有吉地，有诗为证：“卧龙欲腾头角起，乃安龙头案龙尾。申酉年中桂枝香，子孙折桂无穷已。”叶感到很惊奇，说本朝自来都是辰、戌、丑、未年为廷试，怎么说申、酉年及第呢?林说是按五行推算的。后来，国家以寇难多事，廷试移到戌、申年，叶果然登科。他把这归功于葬地选得好。
　　葬地的好坏，被认为与吉凶有关。宋人认为旧坟地不宜葬。钱希白《小说》记载宋初，钱文炳的妻子死了，炳从小精于相地术，就在报恩院侧的松林中选得一穴，有个僧人告诉他这里已有古圣贤葬于此，不可重新营葬。文炳不从，掘地发现数重石板，石中飞出一枚黑蜂对着文炳的右眉一螫，文炳头肿如斗，当晚身亡。据说，这是尧时由余氏的墓，动不得的。宋人由这个传说，推出几圣贤旧墓，都不得触动，否则有凶。
　　风水宝地不是时时都会对人施以福枯，这要等待机会。宋洪迈在《夷坚志》叙述叶丞相祖宅时说，仙游县叶氏家族有100多户人家，都住在一个村子，此村有群山环侍，如屏如嶂绍兴风水师罗正甫认为当出宰相，由于有山洪倾泻，非要等待数年才有大贵。后来，叶子昂终于当了亟相。
　　风水宝地不是人人都可享受的，土地各有其主。《夷志坚》叙述陈魏公父墓说，福建莆田有一块富民的葬地，富民葬此处，子孙都病了。有个风水师说，这块地应当卖掉才会断除病根。后来，富民按风水师的意见卖了地，子孙的病就好了，而买地的一家不仅不病，还当上了宰相，风水师说这是地得其主。
　　尽管如此，讲究丧葬是民间很普遍的事情。《朱子家礼》说，老百姓死后，三月而葬，先把地形选择好，再择日开茔。宋代很注重任宅建设。首先是外环境，宋人高似孙在《纬略·宅经》云：“凡宅东下西高，富贵雄豪；前高后下，绝无门户；后高前下，多足牛马。凡地欲坦平，名曰梁土；后高前下，名曰晋土，居之并吉。西高东下，名曰鲁土，居之富贵，当出贤人；前高后下，名曰楚土，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下，名曰卫土，居之先富后贫。”宋人袁采在《袁氏世范·治家》云：“屋之周围，须令有路，可以往来。”“居宅不可无邻家，虑有火烛，无人救应；宅之四周，如无溪流，当为池井，虑有火烛，无水救应。”分页标题#e#
　　其次是内环境，《吴兴志·谈志》记载宋代吴兴郡治的房屋布局是“大厅居中，谯门翼其前，卞苍拥其后，清风、会景、销暑婉蜒于左，有青龙象。明月一楼独峙西南隅，为虎踞之形，合阴阳家说。”
　　住宅有良好的内外环境，有利于人颐养及治学。《归潜志3卷十四记载金代刘祁自述其园居云：“所居盖其故宅之址，四面皆见山。若南山西岩，吾祖旧游。东为柏山，代北名刹。西则玉泉、龙山，山西胜处。故朝岚夕霓，千态万状。其云烟吞吐，变化窗户间。门外流水数支，每静夜微风，有声琅琅，使人神清不寐。刘子每居室中，焚香一炷，置笔砚褚墨几上，书数卷，幅息啸歌。起望山光，寻味道腴，为终日乐，虽弊衣恶食不知也。”建房。有许多禁忌，应当选择吉日，否则有灾祸。《夷坚志》记载南宋洪熙元年(1174)，鄱阳新安乡民王五七造屋，有位叫思眼的风水师说用日不佳，犯了凶煞，不利于主人。王五七不听，竟被摔死。老百姓一听此事，都不敢犯煞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记载风水的文献不是出自风水师之手，而是由很“正经”的学者撰写。如高似孙、洪迈、袁采等人，他们根据积累的生活经验，写出了为民众所赞同的治世要言，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里，我们还要略带一笔宋代的相地知识识。代的科技比较发达，地学知识也更加丰富。沈括撰有《梦溪笔谈》，揭示了地势高下、地区不同，则气温不同。还指出历史海陆变迁的事实，论述了流水侵蚀地貌等问题。这些观点，无疑更新了地学知识。
　　但是，人们对新知识并不能迅速接受，相反，仍然保存着一些迷信的观念，如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记载广西灵川县的地下河水，说灵川江“古来出山外，；忽雷雨数日，神龙穿破山腹……今洞前山嘴，尚有故江迹存。”这种“龙穿山腹”的说法正是风水观念在地学中的反映。
　　这些地理知识无疑为风水师所利用，才使得风水术不断丰富，并得以传播。
　　明清：风水术之泛滥
　　明代
　　明清地学，首屈一指当推《徐霞客游记》。徐霞客一生好访名山大川，他北抵晋冀，南尽粤桂，东至浙闽，西极黔滇。潘耒在为《徐霞客游记》的序文介绍徐的游历时说：“其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辄迂回屈曲以寻之；先审势山脉如何去来，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登不必有经，
　　荒榛密管，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泷，无不绝也。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窦。途穷不忧，行误不悔。限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徐霞客是一位前无古人的地理学家，也可以称他为相地大师，他不是从事风水术性质的相地，而是科学意义的相地。他对岩溶、流水、地貌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他在楚地考察时，老百姓说麻叶洞中有“神龙”，徐不相信，亲自“持束炬入”“蛇伏以进”，使洞外守视者大为惊叹。1990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中国科学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杨文衡先生撰写了《徐霞客的风水思想和活动》一文提交大会，说明学者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徐霞客与风水”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明末清初的考据学家在地学上也有贡献。顾炎武撰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地脉》《形胜》《风土》等篇目，对舆地山川作了有益的探讨。他论述徐州地形时说：“徐州境内之山，自西南来，连络东趋，以极于海。其河自西北至，萦洄南注，以达于淮；二洪龈龉。横绝乎前；四山连属，合围乎其外；襟带江淮，上游雄视；枕联河洛，万塑为宗旨；昔人所称东方一形胜焉，信不诬者矣。”顾炎武不相信风水术，但却认定地形地势确有上乘风水、他的论述为风水师们所利用。
　　谈到明清相地，还有必要介绍明末吴江人计成撰写的《园冶》一书。此书在清代268年间寂然无闻：直到日本造园界发现并推崇后，才引起国内学术界重视，奉为经典。《园冶》有三卷十篇，卷一有兴造论、园说及相地、立基、屋宇、装折四篇。卷二述栏杆。卷三有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六篇。计成主张“必先相地立基，然后定其间进。”他认为“相地合宜，构园得体。”《相地篇》分有山林地、城市地、村庄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共六目。提出相地要看水，“疏源之去由，察水之来历”。但是，他与风水先生相地有很大区别，主张因地制宜，任其自然。园基应不拘方向，地势自成高低，该圆就圆，该方就方，以成天然之趣。计成的相地理论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回过头，让我们来看看明代的风水术：
　　朱元璋建都金陵(南京)，为都城的风水花了不少精力。金陵城外诸山，都面向城内，有朝拱之意。只是牛首山和太平门外的花山，背对城垣，独无拱卫之意，朱元璋为此怅然不乐。传说他命刑部带着刑具，将牛首山痛打一百棍，又于形象如牛首处凿石数孔，用铁索锁转，使之形势向内。又让人在花山肆行采樵，不让有翠微生色。朱元漳曾有意建都北平，认为北平依山凭眺，俯视中原。近接陕中尧、舜、周文之脉，远树控制边外之威，较之金陵更加雄壮。但是，大臣们认为， 元朝建都北平，地气已尽。南京是兴王本基，且宫殿已成，何必改图，且古云“在德不在险”，加上战事还未最后结束，不要移都北平。朱元障这个出身于游方和尚的皇帝只好作罢。
　　后来，明成祖还是把都城迁到北京了。在营建北京的过程中，始终是按照风水观念进行的。如天坛圆丘西北有座坐西朝东的斋宫，其朝向很特别，与传统的坐北朝南不一样。这是因为，当时的人认为，皇帝到天坛祭天，苍天是父，皇帝是天子，儿子在父亲面前不能坐北朝南(居尊)，否则违背了礼制。甚至斋宫的瓦都不能用黄色，而应用绿琉璃瓦，以示区别。永乐年间修的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的三殿基座呈一“土”字形，体现了五行之中，土居中央的风水思想。
　　明成祖对风水术有偏好，他曾多次召见风水师。一次，风水师渠仲当着他用量天度地之物，说某地卞有石如虎，成祖信以为真。他还派许多风水师为自己卜寿陵，有廖均卿、游朝宗、等到昌平县，相得那里的黄土山吉，成祖亲自视察，改山名为天寿山。
　　明代民间普遍讲究风水，以士人为重。《儒林外史》记载，范进的母亲死后，范进请阴阳先生写七单。当时的阴阳先生是专替丧家推算殓葬日辰，看风水，相地脉，替人家选择吉日的分页标题#e#
　　职业术士。七单是记载死者入碱时辰，触犯禁例和七七日期的单子。为“谢风水”，范进花了不少银子。阴阳先生说当年山向不利，只好把棺材搁在家里不葬。终日打听风水宝地，以图得到吉祥的后果。
　　凡是风水宝地，人们争相抢占。湖北省武昌县有座龙泉山，自西向东绵豆九公里，直抵梁子湖畔。此山有天马行空的天马峰，有横空出世的玉屏峰，有群山排比的笔架峰；有幢幢蛔盖的宝盖峰，有高耸入云的龙帐峰。明代的达官贵人都想占据这块宝地，势力最大的要数朱元璋第六子朱帧，他被封为楚
　　昭王，就藩武昌达54年。他常到灵泉山避暑，每每感叹：”惜乃阳宅，若为阴宅极佳。”于是派风水师勘定仙壤，在龙泉山找到了一块“五龙捧圣”之地。可是，这块地早在汉代时，高祖刘邦就已赐给舞阳侯樊哙，樊哙葬在天马峰下。并且，唐代的江夏王李道宗、宰相李{石奚}，元代宰相沈如筠都挤在这块宝地“长眠”。怎么办?当时有个叫王化龙的风水先生私下在樊哙墓前的土中埋了一块石碑，上刻“此处本是昭王地，暂借樊哙千余年，今日时至期已满，樊哙迁移到东边。”后来，王化龙又装神弄鬼，当着众人推算某某地下有石碑，结果就挖出了那块他私埋的石碑，人们以为天意，樊哙的后代也无话可说，只好把樊哙的棺椁向东移了数百步。朱桢死后就葬在樊哈“睡”过的地方，修建了坐北朝南的陵园。以后，又有9座王寝和25座王纪墓挤在这块风水宝地。
　　明代，金{奚谷}县令刘用寅看中了本县晃氏九经堂遗址，临终前令子买下，把用寅葬在旁边，据说，用寅的后人因地荫而登进士。民间将此事传得很神。
　　明代传奇人物刘基
　　刘基(1311?375)，字伯温，青田(今浙江青田)人。元朝元统年间进士。朱元璋起兵，刘陈时务十八策，受到重用。 明朝建立后，诸如科举、刑法、乐礼等大典，刘参预制定。
　　《 明史》有《刘基传》，从中看不出刘在风水术方面的造诣，但是，民间却流传许多刘有关风水的 故事。明人撰写的《英烈传》记载，朱元璋定都金陵，是刘基相的地；建造的宫殿，也是刘基相的地。刘基卜筑前湖为正殿基址，立桩水中，朱元璋嫌其逼窄，将桩移立后边。刘基依此断言：“如此亦好，但后来不免有迁都之举。”明成祖后来果然迁了都，被刘基说中了，另外，《乐郊私语》记载刘基在海盐县与风水先生讨论中国的龙脉，认为海盐诸山是南龙尽处，是块风水宝地，但只有周公、 孔子这样的圣人才可葬于此。
　　民间有刘基的《堪舆漫兴》流传，无序无跋，疑为后人托刘基之名而作。
　　刘基晚年不得意，与宰相胡惟庸不合，忧愤成疾，归里隐居，传说被胡惟庸遣医毒死。刘基在风水先生的’眼中是一位神机妙算的宗师，是风水术历史上里程碑似的人物。这样一位“神”人，不知怎么搞的，晚年竟然不走运，甚至被毒死，看来，风水是救不了人的。
　　刘基的思想有许多矛盾处。一方面，他相信天人感应，认为“人也者，天之子也”假于气以生”。他喜欢观察天象，预测人事，推算前后八百年的事情。另一方面，他又有无神论倾向，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气，气是物质。在《郁离子》一书中，刘批判了鬼神观念，揭露了迷信的欺骗性，指出“鬼神何灵，因人而灵。夫蓍，枯草也；龟，枯骨也，物也。人灵于物者，何不自听而听于物乎?”因此，对待刘基，我们应到具体分析，批判与肯定相结合，不可率尔否定之。
　　相地工具：表与土圭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匠要做好本职工作，必须有方便而有效的器具。相地也是这样，没有工具，就不能准确地测定方向。我国早在 上古就用土圭测量方位， 战国时有了司南，汉代有了壬盘，宋代有了风水罗盘，明清还有量穴尺。土圭是用太阳光线测量方向，其它工具是利用指南针原理测量方向。郭璞《葬经》云：“土圭测其方位，玉尺度其退尔。”可见，风水先生是交相使用这些工具。
　　测向工具，最早可追述到“表”。
　　殷商测量方向用“表”，根据太阳升降时的表影，就可以确定方向。甲骨文尚未发现“表”字，但用其他的方式表示。据温少峰等《殷墟L辞研究》介绍，有“桌“‘甲”‘Ⅰ”‘Ⅱ“‘士”等字形表示。“桌”是树立木竿以为箭靶，用为测影。“甲”即木柱上喘有交横木，相当于后世的华表，可用来测影。“ⅠⅡ”表示立休，“士”像木棒插土之形，都可以用作观察日影；
　　周代流行用土圭。
　　土圭是先哲用以测日影、正四时、测度土地的器具。《周礼》一书多次提到土圭，说周代设立了各种职官分掌土圭。管理土圭的是典瑞氏，“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土圭，以致四时日．月，封国则以土地。”使用土圭的分别是土方氏和匠人，“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上执下木}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土圭的用途，《周礼》也有记述，“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土圭是怎样运用呢?前面“匠人”条已有说明，但颇费解释。“水地以县”，就是平整一块土地，作为水平面。“置势以县”，就是置一根木杆，“眼以景”，就是观察木杆的影子。“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就是确立圆规，测量日出日入的影子。“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就是白天依据太阳的影子，晚上依据极星，以测定方位的正确性。
　　唐来人为《周礼》作注疏，对土圭的用途也作过说明：在夏至日画漏半置土圭，审其南北；另立八尺之表，视其日影；表北得影若尺五寸，与土圭等，则为地中，可以建都。也用来测日至，如夏至日中，表影尺五寸；冬至日中，表影一丈三尺。
　　依上可见，土圭法就是在水平的地上立木杆，通过悬绳使木杆垂直于地面，然后观察日出日落时木杆的投影，当两边投影与以木杆为圆心、柱长为半径所画的圆的两交点连线，就是正东西方向。在不同的季节，要不同的掌握土圭，并且还要与星星的位置相参照，以确立正确的方位。分页标题#e#
　　土圭法至迟在商代就产生了。甲骨卜辞中有“立中”一词，“中”，像一根杆子立在一块地的中心，孙治让在《墨子闲访》云：“立一为中，而量之四面同长则圜也。”日本学者贝家茂树认为，“立中”是将一个附有游的东西立在地面上的一种仪式。其状如目，其所在地是一块水平的口形或○形的地面之中心座标点，故曰中，其作用相当圭表测景的表；这是一种最简单、最原始的仪器，通过它可以测时间、量方位、定出于午线。(参见《科技史文集》第10辑)
　　土圭在周代是通用的仪器。《诗·定之方中》：“揆之以日，作于楚宫。”就是以木杆测定方向。
　　现在，在河南省登封县有个观象台，传说周公曾在此处测日影，定地中。观象台上有一块石碑，称石表，用以测日影。古人认为这里就是地中，称此处为“天地所合，四风所交；风雨所会，阴阳所和。”
　　清代
　　清王朝很重视修建陵墓的风水，本书另有专篇述及。此外， 清朝对阳宅建筑也是很讲究的。如颐和园的排云殿就是风水极佳之处。排云殿的位置处于从佛香阁至“云辉玉宇”牌楼中轴线的中间，有神物保枯，稳居其中，取太平吉祥之意。殿中大厦上写着“蕃厘经纬”“永固鸿基”。殿名是根据风水术祖师郭璞的诗“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中的“排云”二字命名。排云殿傍山依水，背靠苍翠的万寿山，面朝碧绿的昆明湖。慈禧太后的六十、七十两次庆寿都在此地举行，豪华您淫无比。但是，如此上乘风水，终于没有挽救大清王朝的衰败。
　　清代修建陵墓，主要由司天监负责。墓修得好，有重赏；修得不好，处极刑。据《九朝东华录》，康熙四年，朝廷指责司天监．汤若望等人没看好山向、没有选择好日期，于是作出决定说：“其选择荣亲王葬期，汤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拟钦天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等皆凌迟处决。……杜如预、杨宏量本当依拟处死，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风水皆伊等看定，曾经效力，亦着免死。”
　　清代民间也很讲究风水。北方人修四合院，大门都开在院子正面的前左角，称为青龙门。我们如果到北京市去考察，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四合院。你能说这是迷信吗?是科学吗?你能强行居民改变这种结构吗?不能，也不必要。风水先生称这样的结构为坎宅巽门，最吉利，住在这种院子里的人在心理上很满足，认为有无形的东西在保佑他们。实际上，他们的命运都不一样，穷的、富的、破产的、发达的、死人的、多子的，并不是由院子的朝向所决定。
　　清代有许多关于风水方面的传闻，从中可见当时的民众习俗及心态。据《耳邮》卷四，清初，浙江诸暨县有个叫陈紫衣的建房，特地到绍兴城中请一个姓夏的风水先生勘卜地盘。先给他10块洋钱，风水先生嫌钱少了，只好又追加了200两银子，风水先生才认认真真地帮他选了块好地。可见风水先生的敲诈和百姓对风水的追求。
　　清代的风水先生是很会唬弄人的。《耳邮》卷四记载，江西有个豪族的后代准备迁葬祖坟，打开墓穴，棺材已烂，陪葬的磁碗不知到哪儿去了了，尸骨也不见了。风水先生说，这就是碰上了所谓的“移尸地”，后来，在墓穴的西北角两丈远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尸骨和磁碗。风水先生对这种奇怪的现象不能进行科学解释，就用神秘的语言“移尸地”搪塞，真是骗人有术，清代纪陶在《阅微草堂笔记》卷17记载，甘肃安定有窗户人家，为争坟山打了四、五十年官司，坟山有两个坟墓，两家都说是自己祖先的坟墓，每年拜祭时，双方必定发生殴斗，此事一直闹到甘肃总督蔡西斋那里、都无法解决。
　　清末民初，窃取国柄的袁世凯也很迷信风水。1927年，宵，个自称佛隐的风水师在他撰写的《风水讲义》的序文中谈到他为袁世凯看风水。说的是袁世凯一度受到清朝廷排斥，解职归田。袁疑墓地有破败，乃遍请著名风水师看墓，都说龙真穴的向水相合，富贵不可限量，说不出破绽之处佛隐风水帅收到袁的书信，也去看墓，认为墓地有朝有托、明堂宽广，诸般贵器罗列，实是大贵之地。只是袁在穴的前后左右遍筑墙垣，使“龙身受制、气脉阻塞，不能发旺，反遭挫折。”袁世凯以为佛隐说得有理，命令工匠拆除了围墙。过了三年，袁竟然出山当了民国元首。佛隐把袁的窃国之功归于自己会看风水，大加吹嘘。这个事情，可能是佛隐的杜撰，也可能确有其事。因为，象袁世凯这个满脑袋封建迷信思想，又成天希望暴发的大野心家来说，是完全可能相信风水的。
　　在清末民初，也有一些风水方面的传闻。如，国民政府移都南京后，北京出现谣言，说北京的国都数运已尽，北京只有三朝定都的运气，证据是内城前三门的名称，正阳门表示元胡末年的“至正”年号；崇文门表示明朝末年的“祟祯”年号；宣武门表示清朝末年的“宣统”年号。三门已尽，再不适宜建都了，这种以“前三门”的名称附会都城“王气”的谣言，使那些没有历史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百姓信以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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