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先秦——风水术之孕育
　　先秦时期还没有产生风水术，但是，与风水术有关的相地行为已经产生。
　　早在原始社会，先民就知择地而居。《墨子·辞过》云：“古之民，未知为富室时，就陵阜而居，允而处。”所谓陵阜，就是河流的台阶地带。许多考古遗址都是在靠近水边的土坡上发现。先民生活在这样的地带，容易取水和捕鱼，也不会受到洪水的淹没。这正是后世风水师提倡的“近水而居”原则。
　　从考古发现的住宅看，位于氵产河右岸台阶地带的新石器时代坡遗址，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这样可以取得冬暖夏凉的效果。这正是后世风水师提倡的“子午向”原则，归纳考古发现的遗址，先民对住宿的要求是，地势要取坡度台阶地；地形要选在河床边；土质要干燥．地基要坚实；水源要充足；水质要纯净；变通要方便；四周要有林木；环境要幽雅。这些条件都要通过相地才能达到，后世风水师很推崇这一套。
　　进入阶级社会后，相地知识就丰富多了。
　　从甲骨卜辞和《 诗经》看，商周时代已经对地形及水文有了明确的划分。陆地分成山、阜、丘、原、陵、冈；河床地带分为兆、厂、渚、浒、淡；水域类型有川、泉、河、涧、沼、泽、江、汜、沱、等。
　　《尚书。禹贡》是我国第一部区域地理专着，它以天然的山川、河流、海岸为界，将疆域划分为九个大的自然区，称为九州。又按照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特点，记述了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间的20多座山岭，为后世风水师的“龙脉说”提供了依据。。
　　《山海经》是我国第一部堪称 上古地理 百科全书的文献。它由《山经》、《海经》、《大荒经》三部分组成。《山经》又称《五藏山经》，它依东南西北中方位，记述了447座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山岳地理专着。《山经》记载了神秘的山穴，如《南山经》有“南禺之山……其下多水，有穴焉。水春则入，夏乃出，冬则闭。”
　　《管子》一书的《地员》《地度》《地数》等篇目是杰出的地学论文。《地员篇》论述了地势、地形、土壤、水文，并以“五土配五音”，后来发展为“五音五行”的风水观念。《地数》记述了土地表层与里层的相应关系，指出“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沙者，其下有注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土地的表里关系，正是后世风水师所想探讨的。
　　《周礼》一书记载了与风水密切相关的土宜法，《司徒》篇云：”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这就是说，以各种土地适宜于各类人民、鸟兽、草木的法则，辨别十二土地区域中各物名号，占视人民的居处，知道趋利避害，使人民旺盛，使鸟兽繁殖，使草木生长。
　　林尹在《周礼今注今译》中，结合风水观念说：“十二土，古王者封国时应天上星宿之位分为十二。《春官·保章氏》以星辨九州之地，郑注云：大界则曰九州，州中诸国之封域于星有分焉，其书亡矣。堪舆虽有郡国所入，度非古数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纪，吴越也。玄枵，齐也。{女取}訾，卫也。降娄，鲁也。大梁，赵也。实沈，晋也。鹑首，秦也。鹑火，周也。鹑尾，楚也。寿星，郑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按十二土谓应天上星而分之十二土地区域也。”
　　不仅《周礼》有此记载，《逸 周书·度训》亦云：“土宜天时，百物行治。”可见，“土宜”在先秦是通行的术语和方法。
　　后世的风水先生很推崇土宜法，宣扬天地对应观念，将天上的十二次与地面区域附会，划分十二区域，作为判别吉凶的依据。
　　由此可见，先秦的相地知识为风水术的产生提供了前提。
　　二：秦汉——风水术之发生
　　秦代
　　秦代有了地脉观念。秦统一后，派蒙恬修长城，开驰道。秦始皇死后，赵高矫诏逼令蒙恬自杀，当时，民间传说蒙恬之死是因为他“绝地脉”所致。 司马迁在《 史记·蒙恬列传》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秦代有了王气观念。《晋书·元帝纪》谈到南京地理时说：“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又据《太平寰宇记》卷95记载，秦代的长水县有一座山(今浙江省嘉兴县南边)，秦始皇听术士说山上有王气，便遣发了一批死囚去挖山，囚徒们受不了劳苦，一哄而散。
　　秦代营建了巨大的土木工程。有阳宅阿房宫，又有阴宅始皇冢。阿房宫占地近300里，离宫别馆遍布在山谷，以南山为宫门，以樊川做池子，阿房前殿可坐近万人。始皇冢动用70万民夫，挖空了骊山，穿透了三重息壤，规模之大，真可谓空前绝后。这两大工程的实施，说明秦代相地水平是很高的。
　　秦代讲究墓葬吉凶。韩信年轻时，母亲死，家里穷，不能在村墓中葬母，就择“高敞地”葬母。后来他功成名就，封为楚王。又据《管氏地理指蒙》卷四记载，秦末李仲翔祖葬城纪，他三次梦见有人告诉他，葬地的山形如川字，法当战死。仲翔不信，汉初果战于狄道而死。
　　秦人西首而葬，墓向东方，主墓道在墓坑的东端，这可能与秦园地处西睡，企图东进有关，也可能是他们有了以西为尊的观念。
　　西汉
　　谈到西汉的风水术，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汉代的相地知识。空前发达的地学，正是风水术产生的基础。”
　　当先秦学者在《禹贡》中把我国的山势大致划定之后，汉代学者又在此基础之上创立了有名的“三条四列说”，它们分别是：
　　北条：岍——吱(陕境渭河北岸)——荆山——壶口——雷道（陕晋间）——太岳——砥柱——析城——王屋(晋南)——太行——恒山——褐石(河北)
　　中条：西倾——朱圉——鸟鼠——太华(陇陕)熊耳——外方——桐柏——陪尾(鲁南)。分支：蟠冢(陕南)——荆山——外方——大别(鄂皖境)分页标题#e#
　　南条：岷山——衡山——敷浅源(庐山)
　　第一列：岍——碣石(即北列)
　　第二条：西倾——陪尾(即中列主干)
　　第三条：蟠冢——大别(即中列分支)
　　第四条：岷山——敷浅源(即南条)
　　这些山脉正是后世风水师所说的龙脉。
　　汉代对地理概念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尔雅》有《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都是解释地理现象的，如“下湿曰隰，大野曰平，广平曰野，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西汉的《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图中已能清楚地表示出山脉、山簇、山峰、山谷、河流，并且比较精确。
　　汉代虽然有了丰富的相地知识，但毕竟还是缺乏科学性。人们的迷信思想仍然很严重，对地理现象缺乏正确的认识，这种状况很容易滋生风水观念。
　　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看汉代的风水术发生。
　　汉初励精图治，术数不兴。但也有术士，汉文帝时，有个叫新垣平的人自称能望气，说长安东北有五彩神气，好象人戴的帽子。文帝居然相信了，就在渭河边修了个五帝庙，用以祭五帝，用大堆木柴燃烧，新垣平说是天上降下来了光辉，文帝一时高兴，封他为上大夫。后来有人揭发新垣平，文帝知道上了当，就杀死了他。
　　汉武帝时，司马迁不相信风水，他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沉湘，北涉汶泗，走遍了名山大川，但他在《史记》中不讲风水，当时也不兴风水。
　　但是，汉武帝时有了堪舆家。《史记·日者列传》记载汉武帝聚会占家，问某人可娶否，堪舆家言不可。这时的堪舆家不是风水师，而是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的占候之士。
　　西汉称相地为形法。(见名称考证)
　　西汉又有了“讳西益宅”，“讳被刑为徒，不上丘墓”。说明风水观念已经开始萌生。就在西汉，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唯物论者杨王孙，他坚决反对厚葬，连薄葬也认为不必要。《汉书·杨王孙传》记载了杨的一篇书信，杨说：“夫厚葬诚无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弹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裹以币帛，鬲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他在临终前，嘱咐儿子，将遗体脱光，装在布袋，入地七尺，下葬后将布袋取出，让裸体与土挨在一起。他的儿子和亲友不忍心这样做，杨反复疏通他们的思想，终于得到裸葬。杨王孙的葬事惊动了社会，有人斥为异端，有人大为钦佩。可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没有人愿意效仿他。从唯物论的观点看，杨王孙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值得推崇。
　　东汉
　　东汉民风很重视丧葬。时人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祟丧，或至金缕玉匣，{木需}梓姬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
　　重视丧葬，必然导致风水观念的发生。王充在《论衡》中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风水忌讳，读者不妨去读一读其中的《薄葬朋四讳》《调时》《讥日》《卜筮》《辨祟》《难岁》《诗术》诸篇，从中可以对东汉的风水习俗作比较全面的了解。
　　据应助的《风俗通义》卷九，汉代汝南地方有个姓彭的墓上立有石人石兽，有个人不小心把一块点心遗失在石人旁，于是有人情口开河说石人能治病，才有人送点心给石人。此话一传开，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供奉石人。这说明民间具备了接受风水观念的温床，形成了一种风气。
　　《后汉书》记载了东汉有关风水的 故事。《郭镇传》说顺帝时，河南人吴雄少时家贫丧母，不选择土地，也不选择时间就把母亲埋了，巫士都说吴雄将来要被灭族的。但是，吴雄和他的儿子、孙子都官至廷尉，没有凶祸。
　　又有相信风水而大贵的例子。《后汉书·袁安传》记载，袁安的父亲死后，他的母亲要他去访求葬地。袁安在路上遇见三位书生，书生们指着一块地说：“葬此地当世为上公”。袁安照此办了，后来果然累世隆盛。
　　东汉末年，江东豪强孙坚的父亲死了，四处访寻葬地。有个异人对他说：“你是想当百世诸侯?还是想当四世皇帝?”孙坚说想当皇帝。异人乃指一处，孙坚按照异人指的地形埋葬了父亲。当时富春江有沙涨暴出，又有异人说：“此沙狭而长，子孙将为长沙矣。”后来，孙坚任长沙太守，他的后代孙权至孙皓四世称帝。这个故事，可能是风水先生后来杜撰的。
　　还有因相信风水而倒霉的例子。桓帝时，汝南陈伯敬小心谨慎，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马，终不言死，起居讲究规范，从不触动忌讳。后来，他一直没有得到官运，反而因女婿不法，被太守邵夔怒而杀死，成为时人的笑料。
　　东汉时兴镇墓文，即在墓地撰文，让死者安逸，活人得福。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简文中有镇墓文云：“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平里五大夫张偃敢告地下主”‘上天苍苍，地下茫茫，死人归阴，生人归阳。生人有里，死人有乡。”民间有了明间观念，东汉阮璃《七哀诗》云：“其其九泉室，漫漫长夜台。”东汉的高雅之士都不信风水，前面提到的王符、王充、应劭都是抨击风水的。政治上主张开明的东汉党人懂得风水，但不讲究风水。据冯梦龙《古今笑史·塞语部》记载：“徐孺子，南昌人，与太原郭林宗游，同稚还家。林宗庭中有一树，欲伐去之，云‘为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木，困字不祥。’徐曰：‘为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人，囚字何殊?’郭无以难。”徐和郭斗智，郭最后没有砍树，任其自然。
　　但是，东汉士人对居住环境还是很讲究的。《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载仲长统对住宅的要求是“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币，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背山临流，前有场圃，这正是风水术对阳宅的基本原则。
　　东汉的风水观念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如徐孺子说的“囚”字，风水家视为大忌，盖房不能先修围墙，修房不能没有通路，墓地不能闭得太紧，否则，这都会犯囚字禁。又如“犯土”，民间营建宅舍，小遭疾厄，就说是“犯土”。考察“犯土”忌讳之源，出自东汉。汉安帝时，皇太子惊病不安，宫里的人都说是因为修缮圣舍日才触犯了土禁。这个说法传到民间，就有了“犯土”之说。分页标题#e#
　　由此可见，东汉是风水术发生的时代，民间有了风水之习俗。
　　 三国占筮术士管辂
　　管辂是三国时山东平原的术士。他容貌丑陋，不讲礼仪，性好嗜酒，言谈无常。就是这么一个怪才，从小就喜欢仰视星辰，得人辄问星名，夜不肯寐，父母禁而不能止。他常说：“家鸡野鹊，犹尚知时，况于人乎?”每与小儿做游戏，就在地上画天文，人们叹为奇才。成人后，精通《 周易》、风角、占相，远近扬名。
　　管辂善于推测阴宅怪异。有一次，他经过毋丘俭的墓地，倚树而叹：“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讳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后来，果然应验。管辂能根据墓地“四象”预言吉凶，后世风水师推崇他为祖师。
　　管辂能用占卦的方式说出墓中事。有郭恩三兄都患辟疾，管辂通过占卦推测他们的叔母墓中有“女鬼”，是郭恩等应受到的报应。郭恩三兄弟只好交待了过去的罪责。
　　管辂也能说出阳宅怪事。有个妇女得了病，请管辂筮之，管辂说：“你屋里西边埋有两个男子，一男持弓箭，主射胸腹，所以你心口疼；另一男持矛，主刺头，所以你头疼。”那妇女把地掘开，果有二男持器。
　　管辂还能占生死。刘奉林的夫人病了，管辂说：“到了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时死”，后果如其言。管格根据自己的长相，推测自己的死期在48岁，后来，他果然只活了48岁。
　　社会上流传有《管氏地理指蒙》十卷一百篇，是风水术中的一部巨著，书前有管辂的自序。其实，这是伪托于管辂，不可尽信。
　　晋代风水鼻祖郭璞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属今山西省)人。《太平广记》卷13记载他“周识博物，有出世之道，鉴天文地理，龟书龙图；艾象谶纬，安墓卜宅，莫不穷微，善测人鬼之情况。”这些记载颇有些传奇色彩。不过，他这人确实是博学有高才，曾注《尔雅》、《三苍》、《方言》、《山海经》、《楚辞》、《穆天子传》。又写了不少诗词，代表作有《游仙诗》、《江赋》等，诗的主旨多是宣扬避祸、延寿、漫游神仙世界等情调，具有虚无飘渺的人生观。因此，人们称他为文学家、神仙家、训访学家。
　　不仅如此，民间传闻不少关于郭璞相术方面的故事，又流传有郭璞撰写的《葬书》(或称《葬经》)。《葬书》把风水术从传统的相地术中分离出来，对风水一词作了具体的解释，”全面论述了风水术的理论与实践，从而奠定了风水术的基础(参见本书《文献篇》)。’于是，人们又称郭璞为风水鼻祖、相地术宗师。这里，先介绍晋人干宝在《搜神记》中记载的几则有关郭璞占筮的事情：
　　传说郭璞曾跟随庐江太守胡孟康打杂，爱上了胡府的一个婢女，于是作法巧娶其女。他将三斗小豆撒在胡宅周围，胡孟康第二天早晨恍恍榴榴地发现有数干人围其宅，急忙请郭璞占宅，璞说：“您家里不应畜养这个婢女，可于东南20里处卖掉，价格要便宜，这样才可逢凶化吉。”胡孟康信以为真，赶紧卖了婢女，郭璞暗地令人贱买此婢，携婢而去。行前，投符于井中，收回小豆。胡孟康一直不知是郭璞在作法，反而十分感激郭璞，到处宣传郭璞是相宅高手。
　　刘渊的将领赵固死了匹心爱的战马，请教郭璞该怎么办，。郭璞要他派几十个人拿竹竿向东行30里，搅打林草。这些人照此做了，得到了一只象猿的动物，这个动物在死马头上嘘吸了一口气，死马就活了，奋迅嘶鸣，饮食如常，众人皆以郭璞为神。
　　郭璞能够用《周易》占墓测病。当时扬州有个大官顾球的姐姐病了40年，请郭璞筮。郭璞筮得“大过”之“升”，就按照卦辞内容解释：“大过卦者义不嘉，家墓枯杨无英华。振动游魂见龙车，身被重累婴妖邪。法由斩招杀灵蛇，非己之咎先人暇。”这就是说，顾球的先人曾杀过一条灵蛇，导致“冢墓枯杨无英华”，使后人生病。顾球于是搜访家事，果如郭璞言，赶紧祭拜灵蛇，姐姐的病很快就好了。病好后，有数千只鸟回翔在屋上，天上呈现出云龙牵车、五色晃烂之景，人们都非常惊讶。
　　《南史·张裕传》记载，张裕的曾祖父张澄准备葬父，“郭璞为占地说：葬某处，年过半百，位至三司，而子孙不蕃。葬另醊丰富，超过凡人。另外，他善于总结经验，生前曾将筮验的60多件事汇编成《洞林》，作为占筮的借签，加上他秉性聪慧，巧智多谋，善于言辞，又得到高人的指点，终成正果。
　　最后，有必要说明的是，郭璞的事迹不可尽信，也不可完全不信。他根据生活中的各种迹象推测事情的结果，只合乎逻辑，是完全有可能言中的。有时，他先作一些模棱两可的预测，再做一些手脚，也是有可能的。他生前一定有许多事情没有，这些例子是不会流传下来的。因为人们神化他的同时，是不愿意淡化并贬低他的。凡是被人吹捧的人，总是越吹越神，以至分不清是人还是神。
　　魏晋 南北朝：风水术之传播
　　魏晋
　　魏晋产生了象管格、郭璞这样的风水术宗师(见《人物篇》)，并且还有一批擅长风水术的隐逸之士。
　　据《南史》记载，刘裕未发迹时，有一天与一位叫孔恭的人同游，途经曲阿、丹徒之间的候山时，孔恭说：“此地有天子气”，刘裕的先人正葬于此，刘听了此话后非常自负，后来他果然成了刘宋的开国皇帝。
　　《晋书》记载了几位无名氏风水师的故事：
　　魏舒从小就成了孤儿，为外婆收养，外婆家修建房屋，有相宅者说当出贵甥。后来，魏舒发奋，应验了相宅者的话。
　　陶侃从小家贫，办丧事很困难。即将下葬时，家中的牛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陶侃在找牛的途中遇见一个老头，老头告诉他说：“前面的山岗下有一条牛在沟中睡觉，若在那个地方下葬，后人可以位极人臣。”老人又指着另一处小山说：“其次是那个地方，后人可以代代出二千石的官。”老人说完就不见了。陶侃按照他的指点，找到了那头牛，并在那里埋葬了亲人。并把老人所指的另二座山告诉了周访。周访的父亲死后，周访就把他葬在那个地方。后来，周访果然官至益州刺史，周访的子孙都当了刺史。陶侃官至太尉，颇多功绩。
　　有个善相墓的人说羊祜的祖墓上有 帝王之气，如果凿开墓就会断绝子孙，但可以“出折臂三公”。羊枯把墓凿开了，后来他骑马时跌断了手臂，但是他官至尚书，没有后人。应验了相墓者的话。分页标题#e#
　　晋代也有不相信风水的人。夏侯湛出生于名门望族，性额豪侈，衣食都很讲究。在他临死时，却让人准备小棺薄葬。当时的认为，夏侯湛虽然活着时不能砥砺名节，死时还能从简，也算是深达生死道理。
　　晋代人对“太岁”很忌讳。《晋书·徐遗传》记载：“旧疑岁辰在卯，此宅之左则彼宅之右，何得俱忌于东。邈以为太岁之属，自是游神，譬如日出之时，向东皆逆，非为藏体地中也。”徐邈在当时是一位很开达的知识分子，也相信太岁，说明风水观念深入人心。
　　南朝
　　宋明帝是个讲究忌讳的皇帝。百官论事时，如发音有“祸”“败“‘凶“‘丧”的，不论多大官，必加罪戮。当时民间称宣阳门为白门，尚书有远江温上疏时误称“白”字，明帝向来忌讳“白”字，气得骂道：“白你家门。”江温吓得半死。太后的停尸床从东宫出，明帝碰见了，以为不祥，罢免了十几个人的官职。宫内搬床或整治墙壁，必先祭土神，派文士作文祈祷。内外之人常虑犯忌，人人自危。当时，萧道成家的墓有五色云气，明帝觉得很讨厌，就暗中派人在萧家坟的四角钉了长五、六尺的铁钉，可是，萧道成最后还是做了皇帝。
　　刘宋民间也有相墓的专家。有个善相墓的看见苟伯玉家里的祖坟，就对伯玉的父亲说：“你家当出显贵，但不长久。”白玉听说此事，说“朝闻道，暮死可矣。”后来人白玉辅助萧道成成就了帝业，位极人臣。伯玉后被齐武帝诛杀。
　　南齐武帝也相信风水。当时，望气者说：“新林、娄湖、青溪并有天子气，可于此处起楼苑宫观。”武帝照办了；
　　南齐时，衡阳地方有一怪俗，山民生病，就说是先人为祸，必须挖祖坟，剖棺，以水洗尸骨。名为洗骨除祟。吴人顾宪之；出任街阳内史，向民众宣传生死之理，讲明生病与先人无关，终于改变了这种民俗。
　　陈朝时，秦郡人吴明彻用辛勤耕种的粮食换钱修祖坟，有个姓伊的占墓者说他是孝子，将来必大贵。后来，吴明彻当了大官。
　　这些事实说明，风水术在当时传播得很广泛。
　　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魏晋南北朝的地学发展情况。特别要提及的是《水经注》。三国时，有人写了《水经》，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全国性范围内水系的专着，但内容过于简扼，北魏的郦道元依据《水经》而作《水经注》，所记河流水道1252条，注文达30万字，是《水经》原书字数的30倍。其中对山陵、原隰、泽薮、火山、温泉都有记述，内容十分丰富，所记山川形胜，如《水经注·易水》记载先秦时的燕宫遗址云：“一水经故安城西侧，城南注易水，夹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钓台。参差交峙，迢递相望，更为佳观矣。”这段文字描述了建筑与山水景观之间的谐调，正是风水师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宝地。
　　这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方志书，对各地的地理形势有细致的描述。如《荆州记》记载今湖北长阳西北的一处风穴说：“宜都亻艮山县有山，山有风穴，口大数尺，名为风井，夏则风出，冬则风入。……亻艮山侧有石穴出清泉，中有清龙。”
　　隋唐五代：风水术之传播
　　 隋朝
　　隋文帝杨坚是个比较开明的皇帝，他对风水术持怀疑态度；有人在他面前兜售风水那一套，他毫不客气地说：“我家祖坟所占的地方，如果说不吉利，可我当了皇帝；如果说吉利，我的兄弟又是打仗死的。”说客无以对。
　　隋宰相杨恭仁准备仁祖辈的葬地，请了海内有名的五、六批相地家卜地，这些人各有一套，杨恭仁不知听谁的好。他就密派人回家乡取葬地四角的土各一斗，并在历书上写着地的形势。相地家们都没说准。有个叫舒绰的说：“此土五尺外有五谷，得其一即是福地，世为公侯。”杨恭仁请舒绰到其地察看，挖地七尺，果然发现一洞穴，贮藏七、八斗粟，这里原是粟田，蚁啄而成穴。杨恭仁于是重赏了舒绰。
　　 唐朝
　　唐朝的相地知识逐渐科学化。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的序文中批评过去的地学家“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李在书中对山川形胜描写得很具体，如“函谷关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其中劣通，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崖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日。……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后世风水师经常模仿这种文笔描写地理。
　　到了唐代，相地活动与风水术日益分化，风水术侧重于看坟地，迷信色彩十分严重。据《通典》卷138引《开元礼》记载，唐代不论是官人还是庶人，只要死了，都要“卜宅兆“卜葬日”，这成为一种很普遍的习俗。
　　唐初，徐勋请人卜葬，得到的占辞是“朱雀和鸣，子孙盛荣。”有个叫张景藏的相地师不以为然，认为‘所占者过也。此所谓朱雀悲哀，棺中见灰。”后来，徐敬业在扬州反叛， 武则天大怒，派人撬开徐勋的坟墓，焚尸为灰，应验了张景藏的断言。当时，有些知识分子懂风水。武则天当政时，侍中郝处俊极力反对高宗逊位于武则天，受到武则天冷落。郝处俊死后，有书生经过郝的墓地，说：“葬压龙角，其棺必所。”后来，郝处俊的孙子犯了罪，祸连九族，把郝处俊的坟剖开了，书生的话言中了。
　　“葬压龙角”就是在埋葬时，棺材压在了龙脉的角上，在当时是风水的大忌。据《摭遗》，唐玄宗猎于温泉之野，鹘飞免走，御驷疾驰，有白云先生张约的快马能跟得上玄宗。到了一个山头，看见一座新坟，张约顾视甚久，玄宗问看见了什么，张约说：“葬失其地，安龙头，枕龙角，不三年，自消铄。”旁边有樵夫，玄宗问是什么人葬于此，樵夫说是山下崔巽家。玄宗和张约来到崔家，男子尚衣斩纟衰衣，不知是玄宗。玄宗说：“山上的新坟，不是吉地!”男子说：“父亲临终前讲过，‘安龙头，枕龙耳，不三年，万乘至。”玄宗感到很惊叹。张约自叹不如崔巽，后来回到山里去修行去了。玄宗下沼罢免男子的终身徭役。
　　玄宗的大臣中，数张说最通风水。《大唐新语·记异》记载，开元年问，集贤学士徐坚的妻子岑氏死，他向张说请教选择墓地。张说云：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土界有土龙守，水界有水龙守。土龙六年出来晒一次太阳，水龙十二年出来晒一次，坟墓不能太接近土界和水界，否则坟墓不牢。分页标题#e#
　　张说的风水知识不及湖北黄州的浮屠泓师精当。《丑庄日记》记载，浮屠泓师为张说买宅，告诫张说不要在宅东北打洞。后来，宅东北无故陷丈余，泓师说：“公当富贵一世，而谙子将不终。”张说欲平地，泓师又说：“客土无气，与地脉不连，譬身疮瘠补他肉无益也。今之俗师妄言风水者，一遇方隅坎陷，则令补筑增辏，便谓藏风聚气，岂不谬哉，君子无惑焉可也；”此外，泓师还预言到李林甫只能当十九年宰相，韦绍为列卿，这些事迹见载于《太平广记》。
　　当时的许多和尚都懂得风水术。江西有个叫司马头陀的，走遍了洪都诸山，钤地170多处，发现湖南有一名山，和尚就在山上建立了同庆寺，有个叫王智兴的，年轻时曾为徐州门子。有个道士住在隔壁，智兴每天起床扫地，总是把道士的大门也扫干净。道士很感激，说：“我会看墓地，给你家里选块好地。”就引着智兴外出，指着一块地说：“葬先人于此；君当寿，而两世位至方伯。”后来，智兴以战功累升至侍中。
　　唐代设有司天监，监里的官员都懂风水术。风水宗师杨筠松就在司天监任过职，后来，杨携风水书籍逃于江西，传授弟子，形成江西派。
　　唐代有一种挖坟断脉气的风气。郭子仪的祖坟被宦官鱼朝恩挖了，可是，郭子仪的八子七婿都做了大官。文有掘黄巢“王气”之事，说的是中和三年(883)，有位太白山人精通相地；观察到金州牛山傍有黄巢谷金桶水，时黄巢已称大齐年号，要打败黄巢，就得挖牛山。《挥尘后录》记载，朝廷当时派了上万人，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挖牛山，挖出一个石桶，桶中有黄腰兽，桶上有一把三尺长的剑。后来，黄巢起义军就衰败了。这个故事很荒唐，疑为后人杜撰。黄巢失败的原因自有公论，此不赘述。
　　唐代既有一批风水术名家，如杨筠松等人；也有一批反风水术的骁将，如吕才等人。开元之治的名相姚祟就不相信风水。据们日唐书》卷96《姚崇传》，开元五年(717)，唐玄宗李隆基准备到东都洛阳去，忽然报闻太庙崩坏，按风水观念，“行”而有“崩”不利出行。李隆基请来姚崇。姚崇不信这一套，说：“太庙本是苻坚时代所建，年代已久，自然会坍塌，这不值得惊怪，皇上东行，与太庙无关。”李隆基听了姚祟的话，仍然东行洛阳，结果没有发生什么事。
　　吕才写过驳斥风水的文章，载于《唐书·吕才传》，但是，风水师仍很推崇吕才。唐代敦煌流传的风水文献《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开卷载有“朝散大夫太常卿博士吕才推”的字样。这个现象看起来很矛盾，实际上说明风水师们想把自己的书与污七八糟的风水书相区别，故托名于吕才。
　　唐代风水术大盛，连皇帝都感到惊讶。《旧唐书》卷3?4《李绛传》记载唐宪宗问李绎：“卜筮之事，习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风尚，尤更崇尚，何也?”李绛也不知该怎么回答。确实，在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唐朝，竟然有那么多人青睐风水术，这个现象是不好解释的。要回答，还是得从封建社会内部寻找答案。
　　唐代形派大师杨箔松
　　杨筠松，《唐书》无传，宋代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其名氏。传闻杨筠松本名益，字叔茂，筠松是他的号，祖籍窦州(今广东信宜县)，寓居江西，自称救贫先生。传闻他撰写了《疑龙经》、《撼龙经》、《立锥赋》、《黑囊经》、《三十六龙》等书。《宋史。艺文志》载有“杨救贫《正龙子经》一卷”，当为杨筠松撰。唐僖宗封他为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掌管灵台地理事。唐亡后，他断发隐居，后死于虔州，葬于雩中药口。《葬书新注序》记载说：“在唐之时，杨翁筠松与仆都监，俱以能阴阳属司天监。黄巢之乱，翁窃秘书中禁术与仆自长安来，奔至赣州宁都怀德乡，遂定居焉。后以其术传里人廖三，廖传其子禹，禹传其婿赠武功郎谢世南，世南复传其子武功大夫海惠州巡检使永锡，遂秘而不授云。”由此可知，杨筠松的风水术是从唐代长安城传出，他在江西传授给弟子，弟子使风水术逐渐传播。
　　杨筠松到底写了那几本相地术书籍呢?
　　《月河精舍丛抄》载有丁芮朴的《风水祛惑》，其书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考证：“风水之术，大抵不出形势、方位两家。言形势者，今谓之峦体。言方位者，今谓之理气。唐宋时人，各有宗派授受，自立门户，不相通用。今考杨筠松书，不免有疑窦。《撼龙经》专言形势，分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九星，《疑龙经》亦然，其所谓九星者，特取譬之假象耳。《汉书·翼奉传》有贪狼、廉贞之文，而非星名。王逸注《楚辞》有九魁，谓北斗九星之语，而不详其名。惟道书所有，与此俱同，盖龙经所本也。而《青囊奥语》有巨门、破军、武曲、贪狠；《天玉经》有贪巨、武辅；《都天宝照经》有辅星、贪狼；皆属方位，谓之挨星，又谓之元空。《青囊序》、《都天宝照经》所称罗经，皆主方位，而《撼龙经》云‘不比寻合格地罗’，曰‘不比’，曰‘寻常’，盖轻贱之词。高其悼曰‘杨公已明言非方位之说’，是也。《青囊序》言五行，凡四见。《青囊奥语》言五行，凡二见。《天玉经》言五行，凡十一见。而《撼龙经》云‘龙家不要论五行’，此皆显然舛异者也。《青囊序》云‘晋世景纯传此术’，《青囊奥语》云‘又见郭璞再出现’。不知郭璞葬书晚出，非杨所及见。又云‘颠颠倒，二十四山有珠宝；顺逆行，二十四山有火坑’，此元陈致虚之语，乃丹家修练之术也。又云‘太极分明必有图’，此亦宋以后之说，其依托之迹，即灼然可验。且杨筠松地理宗派，自宋迄明为人所道者，是峦体。则理气非杨学，略举数条，左证其伪。《文文山集》云：黄景文焕甫乃祖赣风水名述也。大概焕甫之术，以为崇冈复岭，则伤于急；平原旷野，则病于散。观其变化，审其融结。意则取其静，势则取其和，地在是矣。其曰祖赣风水者，祖杨、曾之法也，此则明言传其法述是峦体矣。……又《直斋书录解题》载有《龙髓经》一卷、《疑龙经》一卷、《辨龙经》一卷，云皆无名字，多吴炎录以见遗。江西有风水之学，往往人能道之，即谢叠山所谓杨君南川诵杨救贫所著《三龙经》极熟者也。则《龙经》为杨筠松之书，尚是宋之相传之本。而《青囊奥语》、《青囊序》、《天玉经》、《都天宝照经》，考《宋史·艺文志》及晃公武、陈振孙两家书目，皆不著录，其为伪撰无疑。高其倬曰：‘世传杨公诸书，皆后人伪托，惟《撼龙》、《疑龙》二经是真书，’乃是先得我心之言。”分页标题#e#
　　这就是说：社会上流传的托名于杨筠松的相地术书中，只有《撼龙经》、《疑龙经》是杨撰，这两本书是言形势(峦体)的。《青囊奥语》、《天玉经》、《都天宝照经》不是杨撰，因为这些书都是言方位(理气)的。这些书宣扬五行，而龙经轻视并否论五行；这些书在《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不著录，说明是后人伪作；黄焕甫师承江西学派，黄是倡言峦体的。作为江西学派的宗师杨筠松，他的书籍当然是述峦体的。
　　令人质疑的是，托名于杨筠松的这些书籍，有的可能是杨从宫中窃出的，杨却以自己的名义传播，以致后人误以为杨撰；到底哪些书是杨撰，哪些是窃出的，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有必要说明的是：杨筠松是首倡形势之说的宗师，但这一派并不完全排斥方位之说。以相地术中的“五行”而论，两派都讲“五行”，但对“五行”有不同解释，甚至分出“大五行”和“正五行”。对此、，宋褚泳在《祛疑说》中有论述：“何为先子卜地，遍叩日者，就参地理之学，虽各守其师说，深浅固未易知。但二十四位之五行，亦有两说，莫之适从。自古所用大五行，虽郭璞亦守其说，谓之山家五行。然先辈皆谓莫晓其立法之，因，既无可考之理，古今岂肯通用而不疑者哉?近世蒋文举只用正五行以配二十四位，壬癸亥子为水，丙丁巳午为火，一如三命六壬之说，自谓得杨松筠之学。”杨派在流传中，不断充实其他派别的学说，稍加改造，推演新意，使其学说更完备，更有力，因此，说杨派形势学说夹杂了方位学派的思想，是完全有可能的。
　　杨筠松适逢唐末，携带风水书籍逃出长安，贩风水于江西，带出了一批术士，因此，风水术奉之为宗师，作为崇拜的偶象。
　　宋代相地名流赖文俊
　　赖文俊是宋代相地术大师，他的生平事迹很混乱，颇难考证。传说他字太素，处州人，曾在福建的建阳县当过官，喜好相地术，于是弃职浪迹江湖，自号布衣子，世称赖布衣。
　　赖文俊撰有《绍兴大地八铃》及《三十六铃》，此书分龙穴砂水四篇，各为之歌。今佚。
　　《万姓统谱》卷97记载：“宋赖文进布衣善地理，注《四元天星》。”此处是赖文进，不是赖文俊。不知是不是音近而误，或许是两个人。
　　《天一阁书目》卷3有《地理大成》15卷，题宋采山伯谦赖文俊撰，明月潭山人柯佩编辑，内有序云：“宋布衣赖伯谦撰《催官篇》，新安汪信民既尝为之注。”《地理大成》是柯佩汇集诸书而成，因为《催官篇》置于首卷，故称赖文俊撰，并不是《地理大成》都是赖文俊撰。这里，赖文俊的字变成了伯谦，不知是两个人，还是搞混。
　　赖文俊在福建相地很有名声，《夷坚志》记载：“临川罗彦章酷信风水，有闽中赖先知山人长于水城之学，漂泊无家，一意嗜酒，罗敬爱而延馆之。会丧妻，命卜地，得一处，其穴前小涧水三道，平流，唯第三不长，如子孙他年策试，正可殿前榜眼耳。”其子邦俊挟十三岁儿在傍，立拊其顶而顾赖曰：“足矣，足矣，若得状元身边过也得。”所谓儿者，春伯枢密也，年二十六，廷唱为第二人。赖先知山人，大概就是赖文俊，如前所述，赖文俊在福建活动，弃官浪游，“先知山人”是他的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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