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家之道的根基在于“修身”。所谓“修身则成己”，成己不单单指道德规范的修养，还指向成就自身天性的成长。我认为，这个“天性”指的是《易经》里所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里的“天命”，与《中庸》所记载“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中的“天命”异曲同工。刘伯温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其思想中多次强调尊重天性，尊重人性和物性。《郁离子·灵丘丈人》《郁离子·天地之盗》里用蜜蜂和粱稻等动植物的习性做比喻，来说明顺应天性才能取得丰收。

从元末到明初，刘伯温先后担任过县丞、儒学副提举、浙东元帅府都事、江浙行省都事。四次为官，三次主动辞职，一次被羁管，皆因难以顺应其为民秉公谋事，尊重天理的价值取向。四十八岁时，彻底看清元朝社会矛盾激化，无法施展抱负，与元朝政府决裂。

刘伯温一生经历“四落五起”而后穿越层层迷雾，最终实现自我价值。年近半百之际，他明确自身定位要成为一位谋臣，《郁离子》记载“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表明了刘伯温对自我价值的正确判断。

“尊重天性，修身成己”的人生理念，同样体现在其族谱家风家训中，其家训提倡“蒙业当豫，蒙学养正”。现藏于温州市图书馆的《彭城刘氏宗谱》记载，“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论语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故有胎教而生文王，三迁而成孟子，凡吾子弟，稍能知觉，为父兄者豫为择师傅，严交游，以豫养之，纵不能如古之圣贤亦庶乎无匪僻之虞矣”。这里一方面体现刘伯温重视蒙学，重视启蒙教育对人养成良好品质的重要作用，蒙以养正指的是“蒙学”要开启孩子的天性，才是养正之功夫。

刘氏家训中还提到“择业察性”的理念。《彭城刘氏宗谱》记载，“宗人子弟六岁以上即宜就学，至十五岁以上察其质性，近上者俾终儒业，难成者，即令力农或工或贾，各执一艺”。根据个人资质和天性，有些人可以从事儒学研究，而没有这方面天性的人，即应根据自身特点，从事农业、工业或商业，各得一技，既可以谋生，也可以安心立命。刘伯温尊重天性的理念，虽然几经百年演绎，仍然还是清晰可见。

如何“开启天性，修身成己”？事实上，刘伯温已经开出了药方——成己见性。古代有道家读经养气的记载，也有儒家“诚则明，明则诚”的说法。《中庸》中记载：“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我认为，刘伯温比较倾向遵循“诚则明”的取向。明什么，明白“道”，明白自己天性和天命。“诚”则是联通天道和人道的桥梁，是完成“天人合一”的关键。刘伯温的一生就是践行“诚”哲学的典范，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都无法改变其使命——立足民生、谋求救时之政，这也是其死后被封“诚意伯”的原因。在我看来，完成“成己见性”的目标，还有一个通用的工具——易学。刘伯温博通经史，尤精象纬之学。除了在易学理论上的较高造诣，在实践中刘伯温也曾广泛运用这一学说，将易学精髓运用在明皇城南京城的勘定和规划上。因此，我认为，易学的根本价值仍在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也就是帮助人悟道见天性，明白自己的天命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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