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仲夏时节，湖北省随州市城区某建筑工地上，一块造型古朴的石碑破土而出，上书十六个醒目的大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原来，这块镌刻于元朝至元二十五年的石碑，实际上是一方戒石，元代统治者将它立在官府里，用来警示各级官吏：百姓苦，莫，人在做，天在看！
戒石之生
戒石训官的传统，由来已久。据说王莽时期，文豪扬雄曾作《卿尹州牧箴》以激励和劝诫中央大员和地方长官，东汉的崔骃等人又在其基础上扩充撰成了《百官箴》。可惜由于世代久远，这些文字，现在已无从得见。隋朝的时候，担任龙州刺史的何孚写了一些自我警示的话，差人刻在石头上，立于州门之外，用来提醒自己，且供百姓观瞻——这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戒官石。至于皇帝亲颁戒石，据欧阳修考证，则应是起于唐玄宗。唐玄宗李隆基下令把哪些话刻在石头上叫官员们看呢？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不过，他曾写过一首律诗，叫做《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大意是说：“朕的刺史们，希望你们把百姓当做自己的儿女，踏踏实实地办事，判案的时候要宽厚，依法是一方面，更要推究情理。”镌于石上的内容，想必跟这首诗讲的差不多。
唐玄宗的文辞驯雅，却失之啰嗦，再加上他在位时忽遭安史之乱，朝廷威信扫地，其戒石因此未能普传于世。而后来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官箴，就是随州出土戒石碑文所写的“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十六个字。这段短小精炼的训词，是哪位帝王创作的？严格地说，它有两个作者，一位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皇帝孟昶，一位是宋太宗赵光义。

庸君的德政

孟昶的历史形象并不光辉。父亲孟知祥打下的巴蜀江山，经他之手30年，最终被宋太祖赵匡胤吞并了。这个亡国之君还有好色的毛病，多次在民间搜选嫔妃宫女，弄得百姓惊扰，群臣屡谏也不能阻止。而且，他的生活非常奢靡，连尿壶都有金、银、琉璃等七宝作为装饰。但不容否认的是，相比五代十国多数政权的皇二代、皇三代，孟昶在治理国家方面还是较有成绩的，尤其是在他即位初期，被深深的危机感包围着的时候。后蜀明德元年（934年）七月，孟知祥称帝仅半年就病逝了，被大臣拥立的便是其时虚龄才16岁的儿子孟昶。孟昶上台之初，在亲信文臣的辅佐下，一面小心翼翼地拔除不服统治的勋旧武将，一面注重通过改善地方吏治来收拢国内民心。广政四年（941年）五月，方逾弱冠的他亲自撰写了一篇官箴，凡九十六字，下发给州县官员刻石为铭：“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所得，风俗可移。毋令侵削，毋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为尔戒，体朕深思。”
从孟昶的实际作为来看，这段冗长的训言并非空话。在颁布这套官箴前一个月，他就针对地方行政做出了一项重要调整。彼时，后蜀的最高政区是十来个藩镇，藩镇长官是节度使，以下各辖若干个州的刺史。这些武人出身的节度使早先皆被集中到了成都，分掌禁兵和参与朝政，并不实际管理地方事务，而是把大小民事一股脑儿地甩给自己藩府里的僚属们。藩镇僚佐本就不直接对皇帝负责，在朝中的顶头上司又或护着他们，或没心思管他们，于是一个个都大胆乱来，“专事聚敛”，懈怠政事，导致老百姓想打官司都找不到人管。为此，孟昶专门任命了一批文官出身的朝臣分头代管藩镇事务，监督下僚的作为，并处理汇总上来的文件。经此改革，地方吏治顿时清明了不少。
有位翰林学士叫范禹偁，孟昶做太子时，范已是他的文学侍从，两人因此有着深厚的君臣情谊。然而，这位学士非常贪财，觉得在中央干秘书工作没油水可捞，便向皇帝打报告，申请外调当刺史。孟昶清楚他的小算盘，担心他到地方上无度侵渔百姓，于是果断否决了他的请求。但孟昶又碍于情面，便给了范一个简州刺史的名头，令简州官吏每年于上缴赋税的同时增送数千贯铜钱到中央，充作范的津贴。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可能遭受的压迫。眉州刺史申贵是孟昶父亲的旧部，他在任时“聚敛贪恣”，为巧取百姓钱财，竟屡次通告本州狱吏，让他们诱使犯事被抓的盗贼将某些无辜富民招供为同谋，再以此诬告为把柄，强迫富民们贿赂自己以求“免罪”。申贵曾指着监狱大门得意地对人说：“这是我家的铸钱炉。”孟昶得知后，立即把他贬官到边地，并在途中将其赐死。
孟昶劝诫文武官员不加害百姓，却未禁绝其他形式的腐败。还是那位高官范禹偁，在负责科举时屡次公开收受贿赂，贿赂的钱多就给高名次，钱少的名次就往后排，甚至当着考生的面清点钱数，毫无愧色。对这种恶劣的舞弊枉法行为，孟昶居然不闻不问。对于其他各类出身的朝臣，只要没有谋反的意图，孟昶同样一概优容，甚至带着他们一起享乐。结果朝野一片乌烟瘴气，文武懈怠，或无能力，或无操守，军政败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亡国前夕，孟昶哀叹道：“吾父子以温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临敌，不能为吾东向发一矢！”这实是他自己酿成的苦酒。
明主的威刑
打败孟昶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他和弟弟太宗赵光义两人终结了乱世。一方面，他们任用能臣征税转漕，来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以运作其屡战屡胜的；另一方面，对贪官污吏痛下杀手，以争取精英分子和普通百姓的拥戴。立国不久，赵匡胤就命人修成了《宋刑统》，作为国家的司法依据。承袭唐律的规定，官员枉法贪赃，价值满上绢十五匹者即处绞死。上绢十五匹，在宋初约等于十五贯铜钱。将通货膨胀等因素考虑在内，则宋朝大抵是唐初至清末这一千多年来，针对贪官污吏的死刑标准制定得最为严苛的朝代。

宋太宗赵光义
宋太祖、太宗兄弟将《宋刑统》切实付诸了施行，两朝因犯赃罪而被处以极刑的官员，见于正史者就有数十人。其中一大半不仅被处死，还遭“弃市”，即陈尸街头以儆效尤。还有人被“杖杀”，亦即乱棍打死，而据法典，死刑是不用杖的，以杖杀人，表明皇帝为惩贪，不惜动用法外的酷刑。这还是针对体制内的命官，的胥吏因赃而死者，只会更多。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新科进士张咏出任鄂州崇阳县（今湖北崇阳）知县，一日，县中有小吏从府库里盗取了一枚铜钱，张咏发现后，拟对其处以杖责。小吏不服大骂，张咏当即改判道：“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亲自仗剑将小吏斩杀于县衙大堂之下。事后，张咏以用刑失当，对上级自我检举，结果不仅未受处罚，还得到稳步升迁。由此可窥见宋初政治风气之肃厉。不严惩贪官污吏，就无以扫荡五代以来的浊乱之风，无以树立新政权的威信。及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四月，宋太宗赵光义对各级地方官下发了一份戒谕，敕令官府付之石刻。这道圣谕，便是节取自孟昶官箴的“尔俸尔禄”等十六字文。
妖雾又重来
不幸的是，宋太宗死后，统治者和司法者再度宽纵了起来，支撑戒石威严的基础逐渐式微。继太宗位的真宗赵恒，早年还能对一些贪污官员动用死刑，然而，到他在位后期，死刑就已基本退出治贪的舞台了。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三月，宋廷判决了一起牵扯到钱惟演、慎从吉等多名朝廷大员的案件。涉案者中有一人名为高清，原是当朝宰相寇准的女婿，后又因寇氏早死而继娶了前宰相李沆的女儿。仗着裙带关系，高清虽仅任知县，职权低微，却敢胡作非为，在地方多次受贿枉法。相关部门搜查其住宅时，发现了数目惊人的金钱和奢侈品，最后结合民众的投诉情况，经反复审核，决定将其判处死刑。但是，真宗却“慷慨”地给予高清宽大处理，免了他的死罪，降为杖责一通、刺配沙门岛（今属山东长岛县）。待到北宋中后期，别说死刑，就连肉刑都基本对贪官停用了。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比部郎中、知房州张仲宣在外出考察一处金矿的开发潜力时，金矿周围的百姓担心将来被派遣劳役，遂贿赂了他八两黄金。
此事经举报立案后，张仲宣被判绞刑，按过去的惯例可减为刺配。主管审刑院的苏颂，在复核案件后驳回原判，免其受杖刑和黥面，只押送远方安置。从此，“命官无杖、黥法”，犯赃罪者，严重的直接送某处编管，情节较轻的扣几个月工资，最多停几年职，也就完事了。犯罪成本之低，和宋初相比简直判若霄壤，已然无法吓阻贪官们以身试法。再者，监察官的独立性亦趋于沦丧。真宗和仁宗父子，将原先隶属宰相、负责规谏皇帝言行的谏官，也改编成了直属皇帝、针对百僚的监察官，和本就负责监察工作的御史们一道，监视各级官员的作为。谏官和御史合称“台谏”，他们有权纠察“监司”，也就是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军事、司法长官，监司互相监督并考察州、县官员的行为，从而构成一套完整的全国监察系统。作为该系统中最核心也是最有效率的一环，台谏极受君主倚重。皇帝赋予他们“风闻言事”的权力，即可以不经查实，仅凭传言就许上书弹劾某人。为保证其充当“人主耳目”，皇帝还下令台谏禁由宰相荐举，改归自己亲授。于是，台谏的特权，震慑着百官。人事方面的独立地位，尤其使他们敢做敢言。仁宗一朝政治清明，官员颇知“以廉自饰”，有人说是仁宗“数惩贪吏”所致，其实这背后，更有包拯、唐介等一批杰出台谏的功劳。南宋开始，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使得朝廷不少典章制度散佚，仓促重建政府的宋高宗和诸臣子不明旧体，竟容许宰相举荐台谏，这就导致监察者逐渐沦为当权者的附庸，充作权臣排斥异己的工具。奸相秦桧常趁谏官、御史们参加皇帝经筵的机会，派他儿子在场偷偷告谕台谏，把自己想打击的人透露给他们，往往经筵刚散，其台谏系统的走狗们便能把相应的弹劾文书写好呈给皇帝。皇帝们痛感贪官除不尽，但却无如之何，只能三番五次地颁布新的戒石，写上越来越冗长的训言，苦口婆心地告诫大家不要贪污。可是，失去了基础的戒石，俨然顽石一块，其命运可想而知。
戒石之死
鉴于这种情形，迷信祖宗威德的宋高宗，在绍兴二年（1132年）将该戒条重新颁行了一次，令各路府州县的长官统一采用北宋书法家黄庭坚抄写的版本，“非惟刻诸庭石，且令置之座右”，早晚阅读，以正其心。但这又有什么用呢？高宗勤于，可朝廷年年都查，官员年年都犯，竟呈现越反越腐的架势。为此，有人在四句戒文下各添一句，戏谑地改写作：“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河南开封府
景定二年（1261年），宋理宗下发了一道被称为《御笔戒贪吏》的诏书，供天下官署传写刻石。这是他第N次，也是宋朝皇帝最后一次公开对各级官僚申明反贪的决心。朝中大臣带头表态响应的，竟是当时的右丞相，素以贪贿之名闻于朝野的贾似道，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最后一部戒石颁行十多年后，宋朝被蒙元灭亡。元朝在行政领域继承宋代的因素不多，倒是将那块“尔俸尔禄”的戒石保存了下来，继续充作政府的门面，掩盖背后愈发不堪的官场。这块内容琅琅上口的戒石，在尔后的朝代仍被传承。明朝统治者把它移到直面衙门正厅的甬道上，让长官办公时抬头便能看到它，还在其上盖起亭子，以示尊重和保护。
清人则将石碑撤去，把文字改书到更高大的牌坊之上。可是，这些徒具形式的做法，无一能阻挡官员们“前仆后继”的腐败步伐。明清之际的大儒王夫之，在他的《宋论》里反思历代政治时，专门评价过这方戒石。他说，为人君者对官僚“仁不能教，义不能择，法不能整”，光靠诅咒恐吓，说什么“上天难欺”，真是可笑之极。而在早期著作《搔首问》中，他曾幼稚地夸大过戒石的作用，把清初地方官吏的无所不为，归咎于各地戒石在战乱中的遗失。
晚年的反思，应是王夫之的一次自我超越：治乱之本不在石，不在天，在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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