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姓氏家族聚居比较普遍，表现为同姓居住同一地区，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多见，一个宗族即为一个自然村落，多由姓氏得村名。据《大村曹氏宗谱》记载，明正统年间，曹贵二避难到龙潭，见这里山青水秀，便落脚谋生，在此生五子，其中有四子分为四个小家庭，四个小家庭再繁衍，便有了如今的四个自然村。家族一般都建有祠堂，祠堂有“祠规”，亦即家法，族有族长，族长由家族中最有地位、最有声望的人担任，族长在家族中权势至高无上。大家族都修家谱，每隔三五十年续修一次，同一家族中以字辈确定长幼尊卑，并记于家谱中。靖安厂（一作场）《唐氏宗谱》行辈字序为：本善有庆，为仁克昌，文学从尚，恭应干良。由于字辈的确定，以至有白发苍苍的老者还得称穿开裆裤的幼童为老太爷。

    族长，亦称“宗子”。族民们为了自身或共同的利益，一般都推举族内德高望重的男姓长者为族长。族长具有很大的宗法权力，宗族内部的管理和各项事务的主持一般都由族长担纲。小如家庭纠纷、婚丧喜庆；大如祭祖、祠庙管理等事务都要主持。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便是族权。姓氏族长制源远流长，至迟可追溯至宋代。宋代理学家提出恢复宗子法主张后，宗子的族长地位，在民间家族中被普遍承传下来。如福建省安溪谢氏家族认为：“宗子所以主祭祀而统族人，务在立嫡不立庶也。宗子死，宗子之子立，无子则立宗子之弟，无弟则次房之嫡子立。既为宗子，必谨守礼法，以光先德，族人亦宜推让，毋得轻忽。”（安溪《清溪谢氏宗谱》伴读公示训）侯官云程林氏家族在《家范》中对宗子的作用阐述的更为详细，曰：“治家当仿古立宗法，如始祖之嫡子则承始祖之祀，从此直下，嫡子世为大宗，合族宗之。是继始祖之嫡，谓百世不迁之宗也，此谓大宗。始祖之庶子则不得以称始祖，必待其卒而其嫡子继之，则自别为称；而亲兄弟宗之，是谓继称之小宗……大宗所以统其宗族，合族有大事，必各禀小宗而后行，又诸小宗必总统于大宗之子，如此则宗族之内，人情相禀，人伦不乱，治家之要法也，子孙其遵而行之。”（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十一《家范》）由此可见，各地许多家族除大宗之子（族长）统领最高决策权外，族内辈份高的长者也承担了重大职责。

    旧时，一大宗族的分支称“房”，各房均有房长。他既是本房的代表，又是族长的辅佐，尤其在祭祀事务上拥有很大的权力。如福建省福州叶氏家族，大宗共分七房，七房外子孙为小宗。该家族的《祭祀条规》载：“嗣后族中入主附祀，七房内（大宗）祀正龛，七房外（小宗）祀左龛。”（福州《三山叶氏祠录》支祠条规）泉州梅洲陈氏家族则规定，主祭者由年长者与有功者轮充。这种家庭士绅与家族长辈的结合，大大加强了族长的权力。他们可以主持祭祖，代祖先立言，代祖先行事；还可以制订和修改各种家训族规，操纵家族事务，规约族人行为，并充当族人纠纷案裁判和法官。他们控制着族田和其他共有财产的管理权和分配权，控制着宗族与外部的联系。对于所谓触犯家规的族人，族长有权决定各种处罚和惩治，甚至处死。因此，族长们实际上拥有主宰家族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由于每个家族往往非单一族长所能支配，族长之下还有族房长、士绅学士、掌事的董首等等，构成庞大的宗族管理阶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宗族制度受到限制而削弱，族人公推族长的现象已极少见。许多乡村虽没有确定的族长，但有重要事情往往仍请长辈人拿主意。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乡村先后成立“老人会”，老人会成员多是本村宗族中名高德重长者，其职能仍很重要，往往参加村级重大事务的决定。他们利用影响力和号召力，协助村干部工作。在一些乡村，仍有名义上的族长，他们是经“抓阄”产生的；一般由大家之长参加竞争，辈份并不讲究，这种人俗称“福头”。其职能是安排族中如修族谱、兴水利、做神节等事宜，并无族产可管，也无处置解决族内纠纷的权力。一些地方族长权并未在农村彻底消亡，一些偏远落后的乡村，封建宗族意识仍很严重，近年一些地方宗族势力有所抬头。有的地方为了编修族谱推举族长、房长，成立修谱组织，摊捐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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