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姓》是我国文学史上作为儿童启蒙读物较为悠久且广为流传的一部私塾教材，对于我国儿童识字明理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实用意义。《百家姓》收姓氏５０４个，其各自来源、流变及继承都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而纷繁庞杂，但终究还是具有一定的规律和特点
    《百家姓》，我国文学历史上作为儿童启蒙读物较为悠久且广为流传的一部私塾教材，对于我国儿童识字明理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实用意义。虽然它不是文学艺术作品，也不是什么学术著作，但因按照一定的韵律排列，合辙押韵，便于诵读，琅琅上口，适合儿童初学；不仅如此，作者在辑录的时候广泛收集资料，考辨源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因此长期充作儿童发蒙的基本读物，成就了这部蒙书的千年传承。

    《百家姓》原本收录姓氏４１１个，后陆续增补到５０４个，今本共收单姓４４４个，复姓６０个，总共５０４个姓氏，其选录姓氏的范围之广，细节之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填补了此方的辑录空白，可谓成功的“文献整理”，它不仅在儿童启蒙教育上登堂入室，对社会说来也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直至今日，谙熟《百家姓》，不论是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或是文人学者的专业研究，都如树之根基，水之源流，仍然十分必要。

一、据考，《百家姓》成书于北宋初年，由一个钱塘（杭州）书生编撰而成。南宋学者王明清在《玉照新志》中考证认为：“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赵”为宋朝国姓，故置于首位；“钱”为当时“小民”所在吴越国君的姓氏，“孙”乃吴越国君钱俶之正妃，“李”是南唐后主李煜，而其后的“周”、“吴”、“郑”、“王”等以下几个姓氏皆为吴越国君的后妃们的姓氏①。据记载，吴越国钱氏于宋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归降赵宋，所以《百家姓》最晚也成书于此时。还有一例可为佐证：陆游《秋日郊居》诗有：“儿童冬学闹比邻”、“授罢村书闭门睡”的句子。其诗下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类，谓之村书。”由此可见，北宋初年《百家姓》已问世，之后并被广泛应用于蒙馆。

    从王明清的考证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两个信息：一个是《百家姓》成书的时间问题，一个是《百家姓》里部分姓氏的排序问题。《百家姓》为旧时村塾所用识字课本，为便于诵读，故编成四言韵文，以便识记。至于排序，除了前几个姓氏有其位置意义之外，后面大部分的内容并无文理，只是读来顺口，易学好记，所以成为我国古代蒙学的固定教材。

二、    众所周知，我国的姓氏体系相当稳定并呈发展状态。根据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杜若甫、袁义达的研究，中华民族的姓氏多达１１９３９个②，虽然其中有所增损，但是比较常用的姓氏也不过五百余个，这种状态在北宋就已基本成熟。据顾炎武《日知录》记载，在春秋时代，与五帝有关的姓氏只有２２个：妫、姒、子、姞、姬、已、任、风、嬴、祁、曹、妘、董、偃、归、曼、能（ｎａｉ）、隗、添、允、姜，若加上五帝以外的姓，也不会超过５０个②。汉朝《急救篇》列有１３０个姓，唐太宗命温彦博定姓氏为１９３姓，宋朝郑樵著《通氏·氏族略》记载姓氏增加到２３００多个，元朝马端临《文献通考》录有３７３６个，明朝王圻《续文献通考》录有４６５７个。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姓氏一直有增有损，但总体上数量是逐渐增加的，宋以后数量骤增，同时常用姓氏也基本定型。所以《百家姓》的收集范围应该在两千余姓氏之中，抽取较为常用的部分编排成书，以供识读。

三、    统观《百家姓》中的姓氏，起源的形式很多，并且在不断发展，同姓异源，或异姓同源等情况十分复杂，从其产生和传承上来看，不仅各具特点，且“殊途同归”。《百家姓》收录姓氏５０４个，其各自来源、流变及继承都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而纷繁庞杂，但终究还是具有一定的规律和特点，使得每个姓氏的背后都充满了很多研讨的空间。

    第一，五百余个姓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产生、存在、继承，经历整个生命过程，且有史料可考。每个姓氏都具有其自身的意义及深层象征，所以这也是透视我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一面镜子，从中可见更为深广的意义。

    第二，姓氏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人类自从因劳动而产生了语言文字之后，便大步走向文明时代。无疑，“姓氏文化”也是人类进步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母系氏族、父系氏族都是按照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群体，若要维系部族的生存发展，“姓氏”便成为其物化外衣，成为宗族间联系的纽带。在上古姓氏很少，只有那些有身份地位的人才具有，平民是没有的，因此“姓氏”除了表明家族系统，更是贵族化的标志。私有制的产生，推动历史进步的车轮滚滚向前，车轮下虽有被碾压人民的血泪低泣，但更多的是人类文明的艰难历程。而从“姓氏”意识的自觉看来，人类的目光正由大自然与神灵转移向自身，宗族意识也在不断提高，从而使得部族群体更为坚固牢靠。

    第三，姓氏具有代表个人、代表宗族的含义，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姓氏不仅可以最终锁定到个人，更是宗族血脉的承继。“姓氏的发展总趋向是由简到繁，再由繁到简，受社会经济历史的制约③。”比如哪个朝代生产力先进，政治兴旺，存在时间较长，达官显贵多一些，那么同姓的人数就会多一些，比如李唐王朝，中华盛世，外来人口众多，民族大融合，所以姓氏也骤增。初唐编修《大唐氏族志》收录姓氏２９３个，而唐中叶林宝撰《元和姓纂》，收录姓氏就已达１２３３个。可见社会条件对于“姓氏”的影响制约。

四、    如此一来，单从“姓氏”意识便可看出，在我国古代，由于传统文化熏染，使得人们的宗法意识、土地意识空前加强，这对于“姓氏”意识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它便于血缘的延续与继承，对人们有一定的凝聚和激励作用；另一面，因姓氏曾有“区别贵贱”的作用，对人们有也一定的束缚和压制。但不可否认，“姓氏”文化不论是在战火硝烟的岁月，还是在的盛世，都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对于个人，它是一种责任和承担；对于亲族，它是一种传统与鼓舞。个人对于家族祖先赐予姓氏的感激与敬畏也成为其战胜困难、奋发向上的不竭动力。这样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使得分散的个体构成了有机的整体，推动了小到家庭大至社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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