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氏”是由“姓”所衍生的氏族分支。并且“氏”在后来的奴隶社会中成为贵族男子用以标志宗法身份的专称,其主要作用在于“分等级”,亦随着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升沉而变化。“姓”与“氏”的这种区别,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远古的社会发展和婚姻发展的历史。所谓氏族,就是起源于同一个祖宗而实行族外婚的血缘亲属集团。由于族外婚毕竟还是群婚而子女不知其父,所以氏族的形成当然是从母系氏族开始的。中国境内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进入母系氏族社会之后,氏族族外婚再进化为尚不固定的对偶婚,最后终于发展为一夫一妻的专偶婚而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从宗族传继的关系来考察,九大始祖属于三个血缘系统。伏羲和女娲兄妹是一个血缘系统,原为风姓,后世有些姓氏源于伏羲的(如程姓等),都是风姓的系统。禹是鲧之子,鲧是舜之臣(被封为崇伯),禹之子启建立夏朝,从鲧到禹到启自为一个血缘系统,后世有些姓氏源于禹的(如夏姓、禹姓等)都属于禹的后裔。其余六大始祖为一个血缘系统。炎帝和黄帝是亲兄弟,颛顼、帝喾、少吴、尧、舜都是黄帝的后代。后世姓氏中只有谢姓、姜姓等较少的一些姓氏根源于炎帝,而后世汉民族中数量众多的姓氏皆为黄帝的后裔。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男子在农牧业生产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终于由母系氏族社会发展而为父系氏族社会了。血缘在社会发展初期就占据重要的地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认为:国家是由氏族组织逐渐演化而来的,而氏族组织则是血缘关系的结合体,这样就使国家这一政治实体免不了要带有血缘关系的成分。他说:“罗马人民最初的制度是这样的:公共事务首先由元老院处理,而元老院是由三百个氏族首长组成的,氏族首长总是习惯于从每个氏族的同一个家庭中选出,随着时间的进展这些家庭变成为贵族并且拥有实际权力。

    白寿彝先生指出:“父系社会的重要标志,是在婚姻关系上更为牢固持久的一夫一妻制的出现,从而确定男子系统的延续。”

    一个姓分化出来的“旁支别属,则各自立氏”。氏者,姓之分也。当时的父系氏族都称之为“氏”,“氏”也就成了氏族首领的专称。在夏、商、周三代,“氏”则成为贵族男子的专称。《郑樵志·氏族略》:“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王国维则认为“男女之别,周亦较前代为严。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此周之通制也。”

    总之,“氏”是由“姓”衍生出来的氏族分支,也用作氏族首领的专称,并在后来的奴隶社会中相沿成为标榜贵族男子宗法身份的特有标志。周代的姓氏制度十分严密,它是当时宗法封建世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奉在家”(《孟子·离娄上》),封建的根本在于宗法,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左传·桓公二年》)至于周王别子则以“王子”为氏,王子之子则以“王孙”为氏了。诸侯的子孙一般以世系或封国为氏。宋代郑樵在《德志·氏族略》中就总结了32种之多。如有以百工技艺为氏的,巫氏、卜氏、陶氏、屠氏就分别因从事巫祝、占卜、陶冶、屠宰业而得氏。更有大量氏来自少数民族姓氏的汉化。正因为如此,西汉中期的司马迁也时常忽视了先秦时代姓与氏的区别。孔子曾说自己是“殷人也”(《礼记·檀弓上》),他的先祖在周初被封于宋,本姓子。至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因“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就用孔父嘉的字“孔”来作为后世子孙的氏(《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可见孔子姓子,孔不过是他的氏罢了。这就如屈原姓芈,屈是他的氏一样;因为楚国的屈、景、昭三大族皆“楚之同姓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但《史记》却说孔子“字仲尼,姓孔氏”。司马迁的这一疏忽,正好说明了姓与氏在汉代已完全融为一体了。顾炎武说得清楚:“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日知录·氏族》)先秦时代所谓的“氏”,在汉代就统称为姓了。换言之,先秦时代由同一个姓派生出来的不同氏,逐步演变成为后来的异姓。

    2.简析少数民族的姓氏及其改姓。我国汉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4%。少数民族姓氏是中华姓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古代南方的少数民族,大都在楚国境内。西周初期楚国的开国君主熊绎,相传是苗人酋长的后裔。《史记》说他是颛顼玄孙陆终第6子季连的“苗裔”,又说颛顼是“黄帝之孙”,那么熊绎自然也是黄帝的后代子孙。北方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居住在北部及西北地区的“五胡”,即匈奴、鲜卑、羯、氐、羌。匈奴,亦称胡,《史记》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而夏后氏部落领袖禹,是“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鲜卑是东胡族的一支,后附属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有慕容、乞伏、秃发、宇文、拓跋等部先后在今华北及西北地区建立政权。《新唐书·宰相世系》云:黄帝生昌意,昌意少子悃,居北,十一世为鲜卑君长。由此可见,鲜卑族是黄帝之子昌意的后裔。羯族源于小月支,曾附属匈奴,魏、晋时,与汉人杂处,晋时曾建立后赵政权。氐族,殷、周至南北朝时分布于今陕、甘、川等省,从事畜牧和农业,魏、晋时大量接受汉族文化和生产技术,两晋时期曾建立仇池、前秦、后凉等政权。羌族,主要分布在今甘、青、川一带,殷、周时部分杂居中原,东晋至北宋间,先后建立后秦、西夏等政权,后逐渐与西北地区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相融合。这些民族均与汉族有血缘关系。他们的姓一般都用汉字,他们主要活动于古代的代郡、代州以北地区和函谷关(或潼关)以西地区。所以,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将他们的姓氏冠以“代北”或“关西”,称其为“代北复姓”、“关西复姓”、“代北三字姓”、“代北四字姓”。这些姓氏约有近300个,经过多次民族大融合,基本上都已改变为单姓,和汉族的姓氏融合为一体。改姓的主要原因是崇尚汉族文化,有的则为了明确血缘关系,有更深的含义。例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496年改拓跋氏为元氏。唐末由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与五代和北宋并立;其国姓为耶律,据说耶律氏是炎帝的后代。金国系女真族所建政权。女真族各部,以部为氏,形成完颜、温特赫等姓氏。明末努尔哈赤统一,成为满族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满族姓氏与女真族姓氏一脉相承,如古里甲氏演变为瓜尔甲氏、浦查氏演变为富察氏等。清朝的皇族姓爱新觉罗,其中的“爱新”,意为金,“觉罗”是满语“姓”的意思;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这姓的意为河边的太阳。从19世纪末开始到辛亥革命后,满族人全都改用汉字单姓。自13世纪以来,由部分中亚西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迁入中国,与汉、、蒙古等族长期相处形成的回族,使用汉语文,多信教。他们的姓氏也用汉字,有的出自原有的汉字姓,如李、王、张等;有的来自教的经名,系以教徒的谱系为基础改写而成,如把、拜、撒等;有的是取长辈人名中的字作为姓氏,如明初有回族人丁鹤年,原为西域人。

    不论中外、古今、贫富,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姓。这是我们的祖先、祖宗遗留给子孙的一份极其可贵的遗产,它使每个氏族、每个民族具有鲜明能区别于其他氏族、民族的基因烙印。近代医学证明,姓氏基因学说将大大提高人类面临种种可怕疾病的抵御能力,有益于人类健康。中国人更可以通过姓氏的溯源,从各个角度共同证明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姓氏是世界上各民族几乎都有的文化传承符号,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姓氏传承得像中国这样完整且有内涵。日本明治维新前,只有少数几个姓,明治天皇实行改革,于是在很短时间里出现了8万多个姓,大多数是以位置为姓,如松下、田中等,因此姓氏几乎没有人类遗传因素,内涵较少。

    姓氏的出现与姓氏制度的逐渐完善,与此息息相关。所以一个人除了在战火连天颠沛流离之中,或穷困得无以生存之时会稍微地忽略其姓氏,但只要生活稍稍安定之后,这种姓氏意识立即复苏。不论大富大贵,腰缠万贯;或是穷困潦倒,家徒四壁,都必然记得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姓氏,因而使人们对姓氏具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当其飞黄腾达时,那个人自然对赐给他姓氏的先人心怀感激。即使处于困难不幸之中,有人会以某个先人的创业精神激励自己,使自己努力上进,无愧于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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