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奸侫费无极陷害，昏君楚平王又存私心，伍子胥的父兄无辜被戮，伍子胥智过昭关，投奔吴国，盛传他导吴破郢后，还掘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终泄心中积恨，从司马迁编入起，成传颂千古的历史佳话。
历来据此写成的演义式小说与戏曲传奇不胜枚举。人们饱蘸浓墨，将伍子胥塑造成一个忠肝义胆、忍耻雪恨、鞭挞昏君的大侠，通过这个鲜明的典型形象和故事宣泄着对统治者的强烈反抗。至于历史上是否确有“掘墓鞭尸”这一幕，迄今为止却并没有任何人明确提出过疑义。本人赞同当代学者张君的观点，所谓鞭尸之事本是子虚乌有，不过是杜撰的“历史”，为伍子胥绵上添花而已。
伍子胥是吴国名将，楚平王是春秋时期大国的国君，名将掘国君这墓并鞭尸绝对是震惊天下的大事，而且是有讳于当时的周礼的大事件，即使当时的楚国或吴国因为蛮、因为缺失文明没有设置记录历史的史官，但春秋时期的周王朝及其它中原诸候国都是确证有史官随时记录的。吴、楚两个当事国会记录，楚国至少会进行相应的国际性声讨，各国安插在楚国的密探会及时向各诸候国国君汇报战争现的这起严重违背周礼的掘坟鞭尸事件，可想而知，各诸候国史官不可能不作记录。有史官的记录，后世一些人据史再编整成书。考古先找书，我们先不访来看看先人们是如何记录与编写的。

一、《春秋》无记录
总的来说距历史事件越近，记录的相当越真实，相反时间隔得越久，事情的细节就越模糊不清，撰写时间越后的，参入的寓言、传说越多，与事实真像可能相去越远。
孔子著《春秋》仅与伍子胥前后相差不太长时间，孔子也有机会接触到宫庭史官的记录，特别是春秋时期最讲究周礼的鲁国史记，他听到的传言也应该最接近真像，但他所编著的《春秋》里对定公四年吴兵入郢这件事的记载却极其简赅，仅仅只有五个字：“庚辰，吴入郢。”
对此，当代学者张君是这样认为的：
如此淡淡一笔便透露出定公四年并没有发生“掘墓鞭尸”这件僭冒至极的“暴行”。为什么呢？按《春秋》笔法与义例，凡有乱臣贼子以下凌上之事发生，莫不口诛而笔伐。孟子曾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滕文公下》）。按此，则楚平王虽听谗信诬，杀戮忠良，是一个典型的昏君暴主，但倘若伍子胥掘其墓，鞭其尸，仍会被《春秋》视为非分之道，大书特书，贬其为犯上作乱的叛臣贼子。由此有可能说明，当年伍子胥并没有掘墓鞭尸。
纵观孔老师的《春秋》并与他的弟子们写的《论语》相比较，我总感觉作为一个导师的孔子，平常为弟子、为君臣、为百姓答疑解惑，著书立论是给人看的，他要的是传播儒家思想的效果，固而他不可能留后手似的故意写得那么简赅，而今我们见到的《春秋》却写得过于简赅，比史官的记录还要简单，其简赅的程度就像每个故事的一个标题而已，缺乏对事件原因的交待与后果的承前。所以我认为——
《春秋》不是一本书，更像是现在的幻灯片，是仅为了孔子自己和弟子们方便查阅而建立的一个史料简表，只是《春秋》流入了社会，并导致后人无法深入领会其本意，也因此才出现了多种版本的注解春秋。既然是史事简表，没有吴入楚国后相关枝节的详细记录也无足为奇。
我认为，根据《春秋》我们无法判断是否有伍子胥掘墓鞭尸的史实。
二、《左传》记楚事尤为详备，却没有伍子胥的掘墓鞭尸记录
家族世代为史官出身的左丘明，曾任鲁太史,与孔子同时，或在其前。曾与孔子一起“乘如周，观书于周史”，拥有鲁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左传》和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成为史家的开山鼻祖。《左传》重记事，《国语》重记言。当然，现在一般认为《左传》非一时一人所作，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前4世纪中叶），是由战国时的一些学者编撰而成，其中主要部分可能是左丘明所写。
《左传》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记楚史事尤为详备，它详备到收录了很多违背周礼的事：
——《左传》描写了关于郑国竹林夏姬乱淫：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礻日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孔子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翻译过来就是说：陈灵公和孔宁、仪行父与夏姬通奸，都穿着夏姬的内衣在朝廷上嬉戏取乐。泄冶劝谏说：“公卿宣扬，百姓将无所效法，而且这样名声不好，您就把那内衣收起来吧！”陈灵公说：“我能改正错误。”灵公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宁和仪行父，这两个人请求杀掉泄冶，灵公不加禁止，于是杀掉了泄冶。孔子说：“《诗》说：‘如果百姓不善，就不要自立法度，否则将危及自身。’这大概就是说的泄冶吧！”
——《左传》也收录了卫出公掘墓焚棺的事实：
（哀公）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孙舒帅师会越皋如、后庸、宋乐茷，纳卫侯。文子欲纳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于民，乃睦于子矣。”师侵外州，大获。出御之，大败。掘褚师定子之墓，焚之于平庄之上。用现代汉语就是说：二十六年夏季，五月，叔孙舒带兵会合越国的皋如、后庸、宋国的乐茷送卫出公回国，公孙弥牟想要接纳。懿子说：“国君执拗又暴虐，稍等一些时候，必定残害百姓，百姓就会跟您和睦了。”联军侵袭外州，大肆劫掠。卫军出去抵御，大败。卫出公发掘褚师定子的坟墓，把棺材放在平庄之上放火烧了。
——《左传》对鲁国一直所依附的晋国也毫不客气，将这个主宰鲁国命运的大国用掘坟法逼降曹国也作了记录：
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 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且曰：“献状。”用今天的白话文讲：晋侯包围曹国，攻打城门，伤亡很多。曹国人把楚国人的尸体放在城墙上，晋侯很忧虑。听从众人的计策，说“把军队驻扎在曹人的墓地上”。晋侯把军队迁到曹人的墓地上，曹国人恐惧，把得到的晋军尸体装进棺木送出来，晋国趁着他们恐慌的时候攻打他们。三月十日，进入曹国。晋侯斥责曹共公，因为他不任用僖负羁，而乘坐轩车的人却有三百人之多。并且说：“交出这些乘坐轩车的人的功劳状！”
我们分析一下：
万恶淫为首，儒家的《左传》却收录了夏姬的史，一方面是尊重历史，另一方面正是用来作儒家的反面教材；
至少从周公制礼后国人对先祖的阴宅是很讲究的，一是讲究入土为安，二是讲究孝道为先，三是讲究祖荫子孙，所以古人对先祖墓的保护意识是很强，春秋战国时期，为晋破曹城采取的掘墓法，也映证了这点。所以——
《左传》即收录了卫出公掘墓焚棺的事实，也记录了晋国用掘坟法逼降曹国的做法。是战史，也是儒家用来评说历史的教材。
伍子胥果真掘了墓鞭了尸，有违古人的礼法，必定会引起全社会的不满，非议是不可避免，流言不管偏向于伍子胥还是楚国，必定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传言；
伍子胥果真掘了墓鞭了尸，不可能没有各诸候国在楚国的密探的汇报程序，肯定有各诸候国的君臣的议论，这一切都是史官记录的大事件的内容。
离事件的发生最近，而且身为史官的左丘明没有将伍子胥鞭墓或鞭尸写入书本，《左传》里没有事件的记录，《国语》里也没有各诸候国的非议言语。岂不怪斋！《左传》出笼时离秦始皇统一中国甚远，也没有焚书坑儒，作者身为史官，更有便利查阅史料，他不可能找不到伍子胥掘墓鞭尸后诸候国君臣的谈评记录。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根本就没有发生伍子胥掘墓事件。
所以，在《左传》关于定公四年记吴兵入郢后的文字也只寥寥数笔：“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子山处令尹之宫，夫概王欲攻之，惧而去之，夫概王入之。”据此可见，吴兵入郢后，吴国的第二号人物夫概王（阖庐弟）与第三号人物（阖庐子）之间便因争占楚国宫室，把偌大的一个郢城闹得乌烟瘴气。当时，派出去追歼逃亡在途的楚国君臣的只是少许部队，遇到一个执意庇护昭王的小小随国，便奈何不得，扫兴而归。在这种情况下，吴兵又有何暇费工旷日去为子胥、伯盉二人钻穴锥埋、掘墓鞭尸呢？何况，如真有此事发生，那么按《左传》惯例，通常也会在传文后照应或补著一笔的。
三、先秦诸子对伍子胥的鞭坟或鞭尸均不一字一句的提及
不论是《国语》之《楚语》、《吴语》，还是先秦诸子，均没有一字一句提及掘墓鞭尸。《国语》作为国别史，较多地保持了列国史书记载的原貌和素材，没有给予过多的加工、熔铸。
先秦诸子有的生活在吴楚大战当时，有的虽生活于战国中后期，但因相去不远而对这场大战记忆犹新。但他们中谁也不曾提起或言及这件事。如果不是就根本没有这回事，那么上述诸书保持缄默有意不载岂非咄咄怪事！而且，伍子胥如果真的曾经引狼入室、掘墓鞭尸、宫闱的话，那么，不论是当代楚人，抑或是后世楚人，无疑都会笔伐之、口诛之、同仇共忾声讨之。但是遍寻史籍却没有一句这样的记载。另值得注意的是，如子胥果真掘平王之墓，这一举动本身就辱及先人，何以据文献记载楚人还继续纪念并称颂伍氏先人在楚国的功绩和事迹呢？
四、屈原的诗句中“伍子”是颂伍子胥还是赞伍参
关于屈原的诗句中是颂伍子胥还是赞伍参，当今的学者议论纷纷，这里将当代学者张君的观点仅摆在这里，笔者不作评说：
屈赋所涉楚史上的悬疑怪异之事甚多，可是也未有只言片语说到“掘墓鞭尸”事，而尤令人诧异不已的是，屈原在《九章》中反而极其称颂并自拟于伍子胥。《涉江》云：“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惜往日》云：“吴信谗而弗昧兮，子胥死而后忧。”《悲回风》云：“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楚人对伍子胥的倾心颂扬，雄辩地证明了伍子胥没有“掘墓鞭尸”！
五、加工成鞭墓是出于传言还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较诸子为晚的《吕氏春秋》。在其《首时篇》编出了这样的几个字：伍子胥“亲射入宫，鞭荆平之坟三百。”不过，这里编的还只是“鞭坟”，而不是“鞭尸”。
超级大国间的相互造谣抵毁、秦王帝国的焚书坑儒等都说明了身为秦国大臣的吕不韦不可能完全按历史原状记录史实，一切以秦王朝的利益为重。他组织编写的《吕氏春秋》对吴入楚写得更详细，那么详细的东西是那儿来的呢？
其一、各国的史官记录和流行的书籍；
其二、按政治的需要进行加工；
其三、传言；
其四、根据其它的故事进行编者的想像。
的战争毁损了很多的文字，有意的焚书坑儒使可以全面参考的资料更少，所以吕氏依据的更多的是传言，再结合秦王朝政治的需要和编者的想像进行杜撰罢了。
六、《公羊》、《谷梁》的不同态度
文献中与此记载大致相同的是《春秋谷梁传》。但《谷梁传》与《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均晚于诸子和《左传》。而且《公羊》、《谷梁》的出笼是所谓的口传为基础，而不是以史料为基础，而且口传时间长，晚至战国时期才被编撰成书。两者的不同点是一个认同了鞭墓之说，一个持怀疑态度，坚持了历史原样。
桓谭《新论》认为《左传》较《公羊》、《谷梁》“为近得实”，《左传》传世后百有余年，《公羊》、《谷梁》方作。《公羊》在编写定公四年时也未言及伍子胥亲自参加入郢之战和“掘墓鞭尸”一事。此外，《公羊》载伍子胥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又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伍子胥慨然在吴王面前表白了心迹，且这些心迹又确实合乎“春秋”通义，他怎么会话音未落便背信食言，乘入郢之机去鞭平王之墓呢？显然，在这一点上，把《公羊》阐发春秋道义与《吕氏春秋》所载“鞭墓”说糅合在一处的《谷梁》，难以自圆其说。
七、西汉后期的司马迁是伍子胥鞭尸的始作甬者吗？
有文字可查的鞭尸说确实是司马球迁的《史记》，史籍中最早而又最明确地记载伍子胥“掘墓鞭尸”事的是《史记》。《伍子胥列传》云：“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三百不是实数，仅表示多的意思）
在此，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作者司马迁其人：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10岁时便开始读古书，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因此他少时当然有机会读到海量的史料文字，在此之前，君臣们议论伍子胥的言行当然会被史官记录下来，所以关于司马迁写鞭尸的来源之一，可能是西汉史官作了后世君臣关于子胥鞭尸的对话记录，但君臣对话并不能反映几百年前的真实情况，何许人家君臣只是一种对传言的讨论而已。
在说第二个来源前，我们有必要先讲讲传言的真实性。
民间传言的真实性是很差的，中央电视台的一次春节晚会当着全国人民的面表演了一个试验：从台下随意抽了十人排成一列，将第一个人听到的话由十个人依次迅速传到最后一个人，结果，因听力、理解、不自觉的自我加工，一句话经过十次传播后变得面目全非。话越传越变形，可见传言的不可靠。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从长安出发，游历祖国各地。后来回到长安，作了郎中。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那么司马迁的旅游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什么呢，除了风景还有故事，除了正史还有民间戏文，除了书本还有民间传说，这其中可能就包括伍子胥掘坟鞭尸的戏文、书籍、传言。
鞭尸的传言加工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中原诸候对楚的常规理解始终离不开一个蛮字，中原诸国的老百姓对楚国、对昏君没有好感，人们的心理天平倾向于受害者伍子胥；
其次，无论是明君还是昏君都会有人骂，楚国以大国身份不断挑起战争给楚国以及中原诸候国的人民带来了无休止的灾难，人们是恨之入骨的，对恨之切的人加点想像力呢？
如果第一个人想像：“要是伍子胥做绝一点，死了也不放过他”，那么第二人会想像“鞭他的坟才解恨”，第三个人更会想像“那就挖出来暴尸更解气”。如此说来说去，传来传去……便假亦真了，假若流言再次传到第一个人的耳朵里，他可能会说“我还以为是我胡编的呢，原来还真的鞭尸了呀”，此刻他会很得意，“我早就想到了，先见之明”，殊不知流言始于此。
鞭坟也好，鞭尸也罢，应该是无中生有的制造，因需要的传播、扩导、细化、渲染，它的主要目的，在于符合战国未期各地对秦人的统一的仇恨和历朝历代生活在最低层老百姓的国骂的口味。所以鞭坟变鞭尸，成了传言、成了戏文、成了后世的记录。戏说的戏班更是不同的剧种有不同的唱法，不同的演员不同的绘形绘色绘声，他们将鞭尸细化，虽非历史真像，老百姓看了很解气，鞭尸成了出气筒，所以它历来在民间的舞台周围拥有了很多的观众。
于是乎后续的文献编写便加入了这样的传闻，虽然它不真实，但很符合大众的口味。
所以第二个来源，可能是司马迁听到了传言、看到了戏文、也翻阅了那些地摊上的野史。听多了就真了，司马迁被这些后世的绵上添花给忽悠了。
还有第三个来源吗？有，那就是司马迁的潜意识。
在本传后，司马迁还高度赞扬伍子胥道：“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不难看出，司马迁是极力渲染和塑造伍子胥隐耻雪恨的烈丈夫气概和大侠形象的始作俑者。司马迁为伍子胥单列一传，刻意描述了其壮烈的事迹，加入了鞭尸的说法，您不感觉有同病相怜的感觉吗？
再看看历史，汉武帝认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把司马迁下了监狱，酷吏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又因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处司马迁以腐刑。腐刑是个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后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及此事中说道：“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戳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司马迁50岁时遇大赦天下才出狱完成了他的《史记》。
司马迁也是个受害者，难免没有怨气却又无处发泄。
同是耿直忠君却受害，同是才华横溢却不得志，是俩人耿直的通病和相似的遭遇使司马迁对伍子胥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觉。或许收集到的鞭尸资料他也并不能完全确定，但潜意识让他没有作《公羊》的选择，而是写进了《伍子胥列传》。从最后那段评价中，我们看到了史官司马迁的刚烈，从“鞭尸三百”我们也看到了文人司马迁的快意复仇。
八、后世的鞭尸张扬了反抗精神反映了人世间阿Q的无奈
及至东汉，伍子胥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演义式小说——
赵晔《吴越春秋》中重点塑造的艺术典型，而“掘墓鞭尸”的情节也被加工、夸张得更活灵活现了。如《吴越春秋》卷上《阖庐内传》载：“吴王入郢上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践腹，右手抉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即令阖庐妻昭王夫人，伍胥、孙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马戌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
与赵晔同为越籍人的袁康、吴君高所撰《越绝书》与《吴越春秋》在风格、体例上颇相类似，其书卷一云：“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战，十五胜，荆平王已死，子胥将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数之，曰‘昔者吾先人无罪而子杀之，今此报子也’。”虽然颇为渲染，但却只写到“鞭墓”为止。这反映出“掘墓鞭尸”说在两汉时期虽风靡遐迩，但并未被多数学者所接受，即或像袁康、吴君高这一类学者也采取的是将信将疑、审慎折衷的态度。
同为越人，写法上却不同，反映了对鞭墓鞭尸的不同怀疑与取舍。
至于后来的历朝历代，诗词歌赋、小说戏文无不以《史记》为兰本，不足以为研究了。
本文就以张君的观点结束：
“鞭墓”与“掘墓鞭尸”之所以造说于战国末际与两汉，与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很大的关系。战国、两汉是复仇之风炽盛的时代，凡读过《史记•游侠列传》及东汉马援《诫二侄书》，即可概见侠士的社会地位及影响是何等隆重而广大了，被塑造成大侠的“伍子胥”就正好投合了这种时尚。而后世学人又大多笃信“太史公书”，这便是“掘墓鞭尸”说传流至今的原因所在。
伍子胥不可能鞭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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