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箱”又称“巾箱”，意指书箱或杂物箱，其功能主要是用来放置个人物品。王氏青箱学，实际上是王姓历代当官者研究典章制度、寻求如何入仕的独门家学。据《宋书·王准之传》记录：王准之“曾祖王彪之，尚书令，祖临之，父讷之，并御史中丞。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青箱学。”

当时王家精通此学的人，并不仅限于王准之父祖数人，而是包括整个琅邪王氏家族。与准之同时的王旬（要加王字旁），有“近世识古今”的美誉、王弘“博练治体，造次必存礼法，后人依仿，谓王太保家法。”稍后的王朔之造《通历》。齐时的王俭，“朝仪旧典，晋宋以来实施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所以当朝理事，断决如流。”王逡之“精礼学，博闻，参定齐国礼仪。从弟圭之，有史学，榨《齐职仪》。”唐代武后宰相王方庆“博学好著述，尤精《三礼》，好事者多谒访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据。故时人编次，名曰《礼杂问答》。”以上这些人均有家学渊源，其所精通的学问，皆属青箱学的范畴。据调查，历史上那些著名的王氏家族政治家或谋臣，无不以专精于家传官学而闻名于世。

建立在家庭教育基础之上的王氏青箱学，对后世的官场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首先，可以帮助族人在官场上参与竞争，并促使王氏家族里涌现出一批政治家的诞生。另外，精于家学的王氏后人，潜心于文化艺术的传承工作，推出了诸如《仪注》、《晋宋杂记》、《古今丧服集记》、《齐职仪》和《礼杂问答》等官学著作，成为今天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第三，王氏家谱也成为后世学者研究历史的佐证，如南朝刘宋裴松之在注释《三国志》时，曾多次引用《琅邪王氏谱》和《太原王氏谱》；南朝刘孝标注解《世说新语》时，引用《琅邪临沂王氏谱》15次，引用《太原晋阳王氏谱》8次，引用《王氏家谱》和《王氏世家》各1次。第四，精心研究谱谍学，促进了家谱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梁朝时的王僧儒曾任天下家谱总纂官，奉诏改定《百家谱》，相继编成《十八州谱》710卷、《百家谱集》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宋太保王弘对《姓氏薄状》用力尤深，王俭对世传的《百家姓》重新修订，成《百家集谱》19卷。王僧儒和王弘父子成为了当时最著名的家谱学大师。他们在帮助别人修家谱的同时，也利用这种智力上的便利条件，为王氏家族修订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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