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学是专门研究姓氏起源、发展、类别、演变及其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的传统学科，也是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人口学、伦理学、谱牒学多种学科相互交叉的综合学科。由于它是关乎到血缘传承、宗法继嗣的头等大事，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先秦时期，历朝历代，诸侯各国，都有“奠世系、掌谱系”的专职机构，世家大族、庶民百姓也十分注重“别婚姻、明继嗣”的宗法礼仪，因而姓氏文化的积淀非常丰厚。两汉时期对这一丰厚的历史遗产进行了认真总结，形成了一个学人众多，著述颇丰的文化现象，开创了姓氏学中的“族系类”、“地望类”、“考源类”、“考辨类”、“通俗类”及姓氏分类学多个门类，奠定了中华姓氏学的学科体系。

   1、开创了姓氏学中“族系类”的编纂体系。

   其中问世最早，影响最大的是《世本》一书。《世本》是中国第一部，也是世界第一部系统性的姓氏谱牒学著作。关于《世本》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为战国时期，史官所作，托名为左丘明所撰。一说成书于西汉初年。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正史篇》中说：“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卿大夫之世系，终于秦末，号曰‘世本’”。因当时《世本》原书尚存，刘知几为著名史学家，可能得见原书全貌，该书中所记姓氏“终于秦末”，其成书年代当在西汉初年。

   《世本》一书记述了上起三皇五帝，一直到春秋战国，迄于秦末的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族系的起源，世系传承，分支衍派，迁居本末，生前创制，死后名号，以及其它事迹，集各家、各代分散的世系于一书，是我国古代王侯显贵家族世系、姓氏谱牒的总结性著作。太史公司马迁纂修《史记》时，就曾大量地引用了《世本》一书的文献资料。因此，《世本》一书既是我国先秦史的文献宝库，也是汉代以来从事姓氏谱牒学研究所必备的开山之作，在我国姓氏谱牒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奠基作用和示范作用，是姓氏学中“族系类”的典型代表。

    2、开启了“姓标郡望”的历史先河，创立了“以地望论氏”的学术体系。

   “郡望”一词是姓氏文化中的重要内涵和专用名词，是州郡名门望族的习惯称谓，它是先秦“胙土命氏”、“氏明贵贱”的传承演变，也是汉魏以来区分姓氏等级、门第高低的重要标志。我国的郡县制度发端于春秋战国之际，汉承秦制，以州郡作为行政建制。中华姓氏中的州郡地望多冠以秦汉地名，盖源于此。

    先是刘汉皇室为显示其姓氏血统高贵，自称为帝尧后裔，定刘氏为“国姓”，高居诸姓之上。继而又分封宗室子弟于州郡各地，世袭王、侯爵位，据《汉书》所载，西汉时期先后所封同姓诸王63位，同姓诸侯407位。为区分庶嫡，识别亲疏，早在汉高祖七年(前200年)，便“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对庞大的皇室宗支登录管理。这些王侯、贵胄，世袭荫封，久居封国，各冠以郡、国地望。如沛郡刘氏、彭城刘氏、梁郡刘氏、长沙刘氏、中山刘氏……形成刘氏“二十五望”。

    东汉时，“以地论氏”、“姓标郡望”的风气更加盛行。如汉明帝永平年间，樊、郭、阴、马四大外戚相继专权，“南阳樊氏”、  “中山郭氏”、“新野阴氏”、“扶风马氏”被称为“永平四姓”。太尉杨震、司徒袁安等名公巨卿，也以“四世三公”的显赫门第，被称为“弘农杨氏”、“汝南袁氏”……汉献帝元康元年(220年，即魏王曹丕代汉的同年)，颁布的“九品中正制”，更是以国家政令的形式，将门第阀阅、姓氏郡望作为选用官吏、婚姻嫁娶的首要条件，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门阀士族制度。世家大族的子孙后裔即使迁居它乡异地或朝代更迭，也仍以其原籍所在或发祥地的“郡望”作为标志，自诩门第，相互标榜。

    隋唐以后，虽然废除了州郡建置，实行开科取士，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但以州郡地望区分姓氏等级和门第高下的风气仍根深蒂固，以“地望论氏”的姓氏学著述也应运而生，形成一大学术体系。如晋代贾氏的《百家谱》、《魏书·官氏志》、南梁刘孝标的《世说新语》、唐代的《氏族志》、《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乃至于宋、明两代的《百家姓》读本，多以姓氏郡望进行编排，成为中华姓氏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和传承体系，也是当今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问祖，联宗续谱的重要依据。

    3、出现了一批考辨姓氏源流及姓氏分类的学术专著。

    东汉以后，随着门阀制度的形成，一批世家大族应运而生，操纵了当时的社会政局。为适应这一社会需求，由班固等编撰的《白虎通义》、王符撰写的《潜夫论·志氏姓》、应劭编撰的《风俗通·姓氏篇》等姓氏学专著应运而生，记述了门阀世族的血缘谱系，考辨其源流支派，收录了当时流行的数百个姓氏，并依据其得姓受氏的来源，将其分为九大类型：

    氏于号、氏于爵、氏于居、氏于谥、氏于官、氏于国、氏于事、氏于序、氏于职。宋代郑樵的《通志·氏族略》即在此基础上又细划为三十二个门类。

    这是我国首次对姓氏进行的科学分类，标志着中国的姓氏研究已进入了专业的学术阶段，也标志着中华姓氏文化体系在两汉时期已初步形成“族系类”、“考源类”、“地望类”、“考辨类”、“通俗类”及姓氏分类学等学科，奠定了中华姓氏学的学科体系。

    4、首次运用统计学原理载录当朝姓氏，开创了“通俗类”姓氏学的先例。

    为适应社会各界对姓氏文化的需求，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又编写了姓氏《急就篇》。全书共三十二章，以“三言诗”的形式将汉代的130个姓氏予以编排：“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堪称中国第一部姓名“三字经”，对宋代《百家姓》有很大影响，是姓氏学中“通俗类”的开山之作。

    以上所述，仅是中华姓氏在两汉时期发展、演变、成熟、定型的几个侧面，但也足以看出，两汉时期在中华姓氏发展史上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也体现了姓氏文化从汉文化中吸取营养、成熟发展的依存关系。汉文化培育了姓氏文化，姓氏文化丰富了两汉文化，刘汉王朝既是汉民族、汉文化正式形成，并成熟发展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华姓氏文化发展、定型的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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